深圳成功背后的密码：政策是关键

1979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宝安县改为深圳市，1980年8月，深圳市被正式确立为经济特区。深圳由一个缺乏资源的、人口仅30余万的小县城发展为今天极具活力的都市，如果要考察其背后成功的密码，一定不能忽视政策在其中的作用。就深圳自身政策的制订来说，1985年后，确立了“以外商投资、加工装配、产品出口为主”的方针，发挥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优势，制订“三来一补”加工和转口贸易政策（即从港澳那边来生产原料、来产品样式、来生产设备，这里只负责按样加工，产品则返回港澳并由那边的老板销售^[3]）。这种通过对外开放以发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做法，能够使不发达地区积极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并迅速实现经济形势好转。同时，这种政策的制订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作为支撑条件。试想在当时的背景下，若没有相关政策出台，深圳能够快速站稳脚跟是无法想象的。

今天审视这些政策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一些做法，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之举。如1980年5月深圳开始做城市规划，面临4000万资金的缺口。深圳想出来的办法是出租土地，但是在当时得换一个说法叫“土地有偿使用”。结果“从1980年到1981年，仅房地产公司，就吸引外商及港商在罗湖投资40亿港元”。^[4]今天土地资本几乎成为地方财政的支柱收入，在80年代则只有改头换面才能“蒙混过关”。若没有相关政策的支持，再怎么“偷天换日”都是不能实现的。而对于深圳的发展，中央还是给予了相关政策的支持的，用谷牧副总理的话说就是：“也就是要给点特殊政策。”当时涉及资金问题深圳还向财政部提出减免10——15年税收的建议。当时财政部长王丙乾给出的答复是：“关于纳税问题，不按国内办法，而按香港办法。在香港你们怎么交税的，在蛇口就怎么交税。”^[5]

正是由于各种政策的支持，使得深圳在当时的计划体制上捅出了一个口子，开始“按照国际规则打篮球”。在考察这段历史的时候，学界多将其归入政治学或者历史学的范畴。其实从政策的制定到深圳城市的形成及深圳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无一不体现出政策的作用，尽管很多时候政策的作用是非主观式的。比如在引进市场经济的同时，深圳的文化观念也在潜移默化地受到一些影响。这其中有一些是消极的，但也有相当大一部分经过转化形成了深圳独有的文化特征。这些文化特征表现出来的“深圳奇迹”往往使人们惊叹，而忽视了它本身作为文化符号的价值。而这些创造“深圳奇迹”的文化符号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深圳速度”。考察深圳特区的发展史，深圳国贸大厦曾缔造出3天1层楼的壮举，成为“深圳速度”的最好诠释。而这种深圳效率被写进深圳历史的同时，也应该能够找到它在文化史上的呼应。这种呼应是任何一种上升的文化中的精髓，而恰好这种精髓通过政策的作用使其流动至深圳，从而促使并加快了文化流动的产生。(www.xing528.com)

另外，在制订符合特区发展的相关政策的同时，也不难发现相关政策对于外来文化、制度的包容。如以人才工作而言，人力资源管理本是现代企业的重要内容，其中形成的企业用人文化制度，对于当时尚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人事制度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挑战。现代人力资源管理重视公开招聘、注重业务培训，这与计划分配人员显然不同。深圳工业区建设初期，亟须大量专业人才。在得到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同意后，蛇口四处网罗人才，并从广州、武汉、北京、成都等地公开招录了50余名在职干部。“人才招聘使蛇口工业区杜绝了干部调动中的‘走后门’现象，为在业务上造诣较深、有志于特区企业管理的专业人才的脱颖而出营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6]而这些做法在现在看来就是对西方现代企业文化的采纳，从而形成了深圳自己独特的文化模式。

在建立特区的最初构想上，“国务院深信，经过三五年的努力，实现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把宝安、珠海两个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建设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是完全可能”^[7]。也就是说在最初的政策制订上，国家层面已经为文化流动扫清了障碍。如果宝安等县确实建成了能够吸纳大量港澳游客的游览区，随着游客的到来的，海外的思想文化亦必定随之而来，文化流动的加速也就必然会发生。事实上，深圳的文化恰好朝着这个方向在发展，甚至比最初的设想走得更远。今天的深圳已经不再局限于游览区的功能定位了，这个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与日俱增，势必进一步促进文化流动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