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这六个“更”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文化的作用无以复加。文化是治国方略和国家昌盛的最基本因素。因此,确立文化自信是深圳文化发展的逻辑起点,决定着城市文化建设的眼光和格局。
一个国家、民族或城市要确立文化自信,都有一个寻找和建立的过程,对深圳来说更是这样。深圳一度被认为是“文化沙漠”,既然是“文化沙漠”,哪来的自信?按照文化沙漠论,深圳就没什么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又哪来的文化自觉、自强?所以深圳发展文化,首先就要破除“文化沙漠”的论调。文化沙漠论是由学术界影响到民间的一种认识。无论是传统的历史研究,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反思都曾提出文化积淀的问题,最后演化成文化积淀论。说“文化积淀具有重要作用”是没问题的,但是一旦发展成“文化积淀论”,问题就来了。
文化积淀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文化积淀下来就是文明。这是文化积淀最重要的作用。第二,文化积淀是文化传承的基本方式。只有积淀下来,文化才能传承、续接和弘扬,否则文化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第三,文化积淀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凝聚力。我们之所以叫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是我们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根脉和共同的文化价值理念。第四,文化积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每个人生来就浸润在特定文化氛围里,比如风俗习惯、家庭文化教养和文化品质等,无不受文化积淀影响。
文化积淀的作用无与伦比,但绝对不能被无限夸张,认为文化积淀无所不能。例如,偏执地认为一个地方文化的强弱厚薄,靠的只是文化积淀。积淀的厚薄是评价一个地方有无文化的基本标准。又如,把文化积淀看成文化发展的唯一根据。有没有文化,能不能发展,就看积淀怎么样。或者认为经济可以快速增长,文化只能慢慢积累。
文化积淀论的危害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没有认识到单纯地强调文化积淀会压制和窒息一切生动、活泼的文化行为和经济行为。我们常见这样的事实,就是大家认为最有文化、积淀最深的地方,往往是创新更难,打破旧传统更难的地方。因为积淀不仅会形成好的东西,也容易产生封闭性思维,使创新受到旧有习俗、观念、关系等的制约和掣肘。
第二,没有认识到文化发展就是不断地挑战传统和边界,而不能仅仅是对积淀的膜拜和坚守。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与时俱进的产物,就是在创新中积累,在积累中创新。它总是在弥补或寻找旧文化的弱点加以新的补充,总是在淘汰不合时宜的东西,总是不断地推陈出新。这是文化的本义,否则文化还谈什么发展。如果仅仅是为了积淀,那就让它慢慢自然生长就是了,但文化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此。
第三,文化发展主要不是取决于文化存量,而是取决于文化增量。存下来的东西,可以决定历史,但是不能完全决定未来。
第四,生动的文化并非像树木一样,植根在哪里,就会一直固定在哪里生长。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来自于印度的佛教,却在东亚和东南亚形成蔚为壮观的气象,而中华文明也曾远走他乡,辐射到周边地区,影响诸如日本、韩国、新加坡这样的国家跻身于世界前列。
第五,正是由于文化流动所形成的磅礴力量,推动着新兴城市或地区后来居上,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高地。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历史上许多新兴城市都曾被戴过“文化沙漠”的帽子,比如纽约、上海、中国香港等。但这顶帽子阻挡不了新兴城市文化发展的步伐,也阻挡不了其中一些城市成为区域性或国际性的文化中心。(www.xing528.com)
因此,我们必须树立一种新的文化观,深刻认识文化的本来意义和它的真正动力及规律,而不是沉浸在文化底蕴和文化沉淀中裹足不前。历史证明,文化不仅仅是积淀的结果,更是流动和创新的结果。我们观察和判定文化,不仅要看文化积淀厚薄和传统,更要看文化在一个地方流动的速度和水平。提出文化流动的理论,其目的正是寻求新兴城市的文化自信。
文化流动论认为:第一,文化流动是文化的本质,文化传承是纵向的流动,文化碰撞融合是横向的流动。第二,城市间的文化竞争,不仅表现为存量之间的竞争,更表现为文化增量之间的竞争。第三,文化积淀可以决定历史,但不能完全决定未来。第四,凡工商发达之地,必是文化兴盛之邦。第五,文化流动是创新最重要的条件和支撑。
文化流动取决于五个方面:
一是区位和物流。从历史上看,一个地方的兴盛往往和物流有关,而物流的先决条件是河流和港口等因素。在古代,大的河流旁必有大的城市,大的海湾必兴起大的城邦。如古丝绸之路那样靠马匹、骆驼运输交易量有限,必须通过河流和海洋才能形成大的贸易。例如,杭州发达是在唐代以后,这是隋朝开凿的大运河逐步发挥作用的结果。南北物流的畅通,促使杭州兴起为江南繁华之地,也带动了洛阳、开封等整个中原地区的发展。再看今天的深圳,位居珠江口,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处于大江大河与海洋的交汇中心,它的区位和物流在全国独树一帜,是全国最大陆路口岸,连续27年位居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第一,2019年集装箱吞吐量为全球第四,机场货运量、客运量分列全国第四和第五。因此,深圳具有文化流动的天然优势。
二是人口。人是文化的基本载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流动的人群是流动文化的承载者。自建市至今,深圳一直是全国人口最年轻的城市,也是一个民系来源极广、极富于梦想的移民群落。移民的梦想为新观念诞生提供土壤,移民之间碰撞求变为创新提供温床,移民的差异性为文化包容提供空间。就移民的移民动机而言,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过去生活的不满足。每个移民都带着一个梦想而来,成千上万的移民就汇聚成了梦的海洋。它波澜壮阔,汪洋恣肆,其所生成的创新力量强大而持久。
三是技术与传播。文化的流动与技术的进步日益正相关,技术正在成为文化流动的主要动力之一。借助技术的力量,文化流动的速度、规模乃至质量都在持续提升。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各种信息丰沛而均衡,没有传播死角,而深圳恰恰是互联网产业发达的核心区域之一。技术进步正在矫正地方与全球、边缘与中心之间的信息不平衡,也在逐步改变传统文化中心在文化流动中的主导格局。处在传统文化版图边缘的地区,完全有可能在文化的极速流动中成为新生力量、新兴节点,甚至新的中心。
四是文化产业。文化流动可通过物质的流动实现。曾经有一句话说得很直观,哪里有可口可乐和薯条,哪里就有美国文化。但更根本、更丰富的文化流动,靠文化产业的发展来推动,这是产生新文化重要的基础,也是重要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量。因此,文化产业举足轻重,先进的文化产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深圳开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之先河,在多个细分领域成为全国标杆,尤其是以创意设计、科技为引领的文化产业创新亮点频出。“文化+”模式异彩纷呈,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达10%,核心文化产品出口值连续多年占全国的六分之一。发达的文化产业为深圳的文化自信提供了强大支撑。
五是经济。经济往往是现代社会各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其对文化流动的影响不容忽略。凡工商发达之地,必是文化兴盛之邦。历史上有无数例证,如20世纪初的上海经济高度发达,极大丰富的物质和商品,使上海率先进入消费社会,其文化生产也繁荣一时。城市的竞争通常历经拼经济、拼管理、拼文化三个阶段。鉴于近代以来经济在文化流动中的显著作用,深圳清醒地认识到,即使在中国城市发展迈入第三阶段即文化竞争阶段时,仍须注重经济实力的积累。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就难以推动文化的大规模流动和增长。没有物的流动和人的流动,城市的文化也就式微了。文化对经济的依赖作用不容忽视。恰恰是经济的强劲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为深圳文化自信奠定了强大物质基础。改革开放是促进文化流动的最大动力。
正是基于文化是流动的理念,深圳才有了文化自信,并因此敢于走出一条与别人不同的发展道路,至少不必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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