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精神：革命家忠诚报效祖国和人民的艺术创作

夏衍是一位忠诚的革命家，毕生以拳拳赤子之心报效祖国和人民。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艺术活动中，他是一名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现实主义战士，他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现代文化巨匠。虽然他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却留给了我们丰厚的文化遗产^[7]。我们总结和传承他的艺术精神和人格力量，并从中得到了十分有益的启示。

（一）关注生活

夏衍在艺术上将时代政治这样一个无人可回避的大主题与那个时代人们具体可感的现实生活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完美的艺术风格。

1.源于生活的质朴实感

夏衍剧作中，政治不再是抽象干瘪的概念术语，也不是板起面孔的宣传说教，而是与下层平民的生存奔波、与人物的欢乐与苦恼融为一体的、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夏衍笔下的人物，是一群被时代浪潮无情地袭击、裹挟到时代边缘，远离斗争中心的平凡的小人物。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的苦恼与欢乐似乎与当时的政治主题，与大的时代主流没有直接的关涉，他们平凡地生活着。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更多的也是凡人小事和儿女情长。而对这一类人物的挖掘和表现，恰恰显示了夏衍对中国革命的独特认识和以艺术包容政治的独僻蹊径的艺术勇气。因为夏衍认识到：“抗战里面需要新的英雄，需要奇峰突起，进步得一日千里的人物；但是我想，不足道的大多数，进步迂缓而又偏偏具有成见的人，也未始不是应该争取的一面。”这里所提到的大多数，就是夏衍坚信的能够推动历史的力量，也是最广大最坚实的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基础。夏衍将自己的理想信念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于是他就不能不更多地关注这些中国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下层平民与知识分子们。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直接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出路问题。就这样，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大主题就通过一些普通人、平凡人的生存状态体现了出来^[8]。

2.小中见大的创作风格

夏衍立足生活实际，观察敏锐，文笔细腻，善以生活底层小人物揭示大主题。这是他的现实主义创作追求。他不仅注重艺术的政治性，同样注重政治性话语的表达方式，尊重艺术的自身规律，并努力探索不同艺术类型本体的规律^[9]。如，1935年他所著报告文学作品《包身工》叙述了上海等地包身工遭遇的种种非人的待遇，以及带工老板等人对他们残忍的压榨。日本政府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又于1932年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我国经济的掠夺。随着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我国人民的反抗情绪也不断高涨，上海工人运动十分活跃。为了避免罢工的威胁，日本资本家大量雇用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包身工”代替普通的自由劳动者。作品反映了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黑暗情况。为了创作这篇报告文学，夏衍亲自深入东洋沙厂采访调查。他得到一位女工的帮助，混进包身工中两三次。但是这之后他就被工头盯住了。从3月初到5月，夏衍为了看到包身工们上班的情景，足足做了两个多月的夜工。他在深入调查，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后，便写成了这篇脍炙人口的《包身工》，被选入人教版高一语文教科书。

（二）激情投入

高昂的政治激情、坚定的政治立场，是夏衍走向艺术创作的前提，也是他迥然不同于其他同时代剧作家之处。

1.流亡岁月激情展露(www.xing528.com)

夏衍是由革命走向文学。为了革命斗争而从事文化工作，他一生的文艺活动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1920年9月，夏衍七年的留学生涯开始，在日本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名著。1927年5月，受日本警察当局通缉的夏衍回到上海，在庞大恩、郑汉先等共产党人的介绍下，夏衍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杨树浦一带从事工人运动。1929年10月，潘汉年向夏衍传达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决定。1935年，夏衍写下了他一生中的第一部大型话剧《赛金花》。1932年，夏衍化名黄子布，以编剧顾问的身份加盟当时上海著名的明星电影公司。这个从来也没有碰过电影的人，仅用20多天的时间，就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完整的电影文学剧本《狂流》交到了导演的手里，并且一炮走红，在上海影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0]。

2.抗战时期激情“左翼”

夏衍最初的政治活动是从日本的门司港开始的，1924年秋天，夏衍作为留日学生代表，专程赶到门司港欢迎路过这里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受到了他的熏陶和教育，就在停泊门司港的船上，夏衍经孙中山先生的推荐，由李烈钧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左派，不久还担任了驻日神田总支部组织部长。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开始了。夏衍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人潘汉年的引荐下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1937年8月24日，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救亡日报》在上海正式出版。1937年11月21日，上海沦陷。夏衍在烽火连天中和战友们从上海迁到广州，后又到桂林，承担着《救亡日报》编辑的重任。后到重庆任中共南方局文化组副组长，曾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成为一个特殊的战时新闻工作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夏衍奉周恩来之命到香港办报。不久，香港变成日军占领下的沦陷区，夏衍与战友们不得不撤回到内地。1942年4月9日，夏衍一行历经艰辛险阻，抵达了当时的大后方重庆。在这座多雾的山城，夏衍创作了话剧《法西斯细菌》，在重庆国泰大剧院上演并获得成功。周恩来曾专门陪同外国友人观看此剧，并给予高度评价。

（三）时代责任

夏衍丰富多样的创作总是紧跟时代的步伐，始终与时代的命运、人民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他善以生动可感的艺术形象揭示严肃深刻的政治主题，有着时代的温度和触及现实的力量。

1.奋力笔耕战斗檄文

夏衍与当时许多革命文艺家一样，以反映时代、触及现实为己任。他始终以革命为创作的第一生命，与时代、社会、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作的不是风花雪月式的“闲文”，而是革命文学。夏衍的散文《野草》，其用意在于唤起当时的民众，使其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进而行动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文章揭示了一个真理：民众（野草）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夏衍之所以能发出这样的呼唤，是他骨子里具有那种面对困境的坚强意志与信念^[11]。他试图以自己的创作去影响和带动那些远离革命中心，一度陷入生活和情感旋涡的知识分子等人共同思考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及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并毅然决然地加入到改造社会的革命斗争中去。他担任总编辑创办的《救亡日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纸，从1937年8月4日在上海创刊开始，便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为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12]。

2.奋进坚定的时代之子

夏衍辛勤笔耕70余年，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如此浩瀚的人生历程以及如此长久时间的创作跨度的作家是不多见的。他的生活经历是中国近现代一段历史的见证。他敢说真话，大彻大悟，对荣辱得失一笑置之。“文革”时期，夏衍受尽磨难、摧残，导致目伤腿断。“四人帮”粉碎后，夏衍复出，又重新活跃在文化战线，为社会主义繁荣作出突出贡献。夏衍的一生都把祖国和人民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他时刻不忘把自己的精力贡献给祖国和人民。这位世纪老人曾深情地说：“我的一生是与祖国命运、人民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年轻时，我即把国家昌盛、人民幸福当做理想追求。回首走过的路，无怨无悔。尽管我年纪大了，但我仍要奋斗到最后时刻，这是我青年时代就树立的理想：要报效祖国和人民。”正因为夏衍有着丰富的知识与爱国主义思想，所以他身疾心却不残，凭着一股力量继续奋斗，不断工作，不断出版自己的作品，为事业奋斗，为国家奋斗。人生的坎坷、命运的曲折，他都坦然面对。他发现了自我也超越了自我。这就是那毅力非凡的“野草”精神的体现^[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