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入门课：章太炎国学探究

余于星期讲习会中，曾言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所谓“无故怀疑”者，矜奇炫异，拾人余唾，以哗众取宠也。若核其同异，审其是非，憭然有得于心，此正学者所见有事也。太史公记六国事，两《汉书》记王莽事，史有阙文，语鲜确证。《唐书》记太宗阋墙之变⁽⁴⁶⁸⁾，及开国功业，虽据实录，不无自定之嫌。明初靖难之祸⁽⁴⁶⁹⁾，建文帝无实录可据。举此四者，可见治史者宜冥心独往，比勘群书而明辨之也。

《史记·六国表序》言，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讥剌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夫诸侯史记既灭，则太史公所恃以秉笔者，唯《秦记》耳。《六国表》凡秦与六国战争之事悉载之，六国自相攻伐，如乐毅破齐等亦载之，此事之可信者也。至列传中琐屑之事，则不可尽信。如苏秦合纵，秦兵不敢窥函谷者十五年，鲁仲连义不帝秦，秦军为却五十里是也。又记载人物，往往奇伟非常，信陵君、蔺相如辈，其行谊皆后人所难能。六国既无史记，史公何从知之？曾涤笙谓《庄子》多寓言，《史记》所载，恐亦太史公之寓言。不知庄子自称“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其书固多寓言。至于国史，事须征实，焉得以《庄子》为比？案：苏秦、鲁连辈各有著述，《汉志》载《苏子》三十一篇、《鲁连子》十四篇、《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盖太史公据彼辈自著之书，采摭成文耳。余观常人立言，每好申己绌人，孟、荀大儒，有所不免。与人辩难，恒自夸饰，见绌于人，则略而弗书。苏子语本纵横，于事实或有增饰。鲁连围城辩难，何由入秦将之耳？却秦军三十一里，是李同战死之功，归之鲁连者，必其自夸之辞。公子无忌敬礼侯生，事或有之，朱亥椎杀晋鄙，亦不足怪；独如姬窃符⁽⁴⁷⁰⁾，颇为诡异。一战而胜，战法亦不详言，止于战前略为铺叙，恐亦袭魏公子书之夸辞也。又叙蔺相如奉璧秦廷，怒发冲冠，秦王即为折服，事亦难信。相如有无著述，今不可知，观其为人，盖任侠一流（史言司马相如好读书、学击剑，慕蔺相如之为人。司马相如之所慕者，当是任侠使气也）。或当时刺客、游侠盛道其事。史公好奇，引以入列传耳。《左传》人物皆平实不奇，汉人亦然，独六国时人行谊往往出恒情之外。然扬子云评《左氏》曰品藻⁽⁴⁷¹⁾、《史记》曰实录。“实录”者，实录当时传记也。苏秦有《苏子》，鲁连有《鲁连子》，魏公子有《兵法》，史公皆取以作传，故曰“实录”，事之确否，史公固不负责，须读者自为分辨耳。

《汉书·王莽传赞》言：“莽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岂所谓色取仁而行违者耶？”又曰：“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今观莽传，莽未篡位前，钓名沽誉，谲诈甚著，既移汉祚，则如顽钝无知之辈，如天下盗贼蜂起，莽仍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以六岁一改元，布告天下。夫秦皇一世万世之说，至今人笑其愚。莽之此言，不尤可笑乎！又因叛者日众，率群臣至南郊，陈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因搏心大哭，气尽，伏而叩头。此与村妪之诅祝何异？又刘歆、王涉自杀后，殿中钩盾土山仙人掌旁有白头公、青衣，郎吏见者，私谓之国师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曰：“忧兵火。”莽曰：“小儿安得此左道！是乃予之皇祖叔父子侨欲来迎我也。”既云莽佞邪，则其容止何其愚呆也！假六艺以文奸言，事固有之，假神仙以欺天下，其愚恐不至此。《史通·曲笔篇》言：“《后汉书·更始传》称其儒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鲜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视。夫以圣公身在微贱，已能结客报仇。避难绿林，名为豪杰；安有贵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将作者曲笔阿时，独在光武之美，谀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⁴⁷²⁾也。且中兴之史，出自东观，或明皇所定，或马后攸刊，而炎祚灵长，简书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传伪录者矣。”余谓草莽之人，初登帝位，羞愧流汗，事所恒有。《史记·高祖本纪》言诸侯将相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观此一语，当时局促不安之状，居然如画。又袁项城⁽⁴⁷³⁾洪宪元年元旦，命妇人贺，项城起立，曰：“不敢当，不敢当！”夫以汉高、项城之雄鸷，骤当尊位，犹有此惶愧之状，则无怪乎更始之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视矣。《后汉书》又称：“更始居长乐宫，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俯首刮席不敢视。诸将后至者，更始问虏掠得几何，左右侍官皆宫省久吏，各惊相视。”此又一事也。夫羞愧刮席，事或有之；问虏掠几何，恐不可信。此盖与王莽之愚呆，同为东汉人所缘饰耳。《通鉴考异》凡事有异同，则于本事之下，明注得失，若无异说，无从考校，则仍而录之，王莽、更始之事是也。

唐太宗之事，《新唐书》《旧唐书》之外，有温大雅⁽⁴⁷⁴⁾之《大唐创业起居注》在。温书称建成为大郎，大宗为二郎。据所载二人功业相等，不若《新唐书》《旧唐书》归功于太宗一人也。案，唐高祖在太原，裴寂、刘文静劝高祖起事，太宗赞成之，时建成在河东。击西河时，建成、太宗同时被命进军贾胡堡。天雨粮尽，高祖欲还，建成、太宗苦谏，乃止。在长安攻伐，二人之功亦相等。后太宗出关，平王世充、擒窦建德，建成不安于位，王珪、魏征劝立功以自封，时刘黑闼尽有窦建德之地，建成率众破灭之。创业之功，彼此既堪为伯仲；自非夷、齐，其谁克让？若玄宗讨平韦氏，宋王宪固辞储副，此因玄宗有定国之功，宋王毫无建树，故涕泣固让，与建成、太宗功业相等者绝异。温公乃谓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则乱何自而生？不司建成自视功业不让太宗，岂肯遽为吴泰伯乎？且唐初本染胡俗，未必信守立嫡以长之说。但监于隋文之废太子勇而立炀帝（炀帝亦有平陈之功），卒召祸乱，而建成、太宗之功，又无高下，所以迟迟不肯废太子耳。《唐书》言建成私募四方骁勇及长安恶少年二千人为宫甲，屯左右长林门，号长林兵，又募幽州突厥兵三百，内宫中，将攻西宫。或告于帝，帝召建成责之。杨文干素凶诐⁽⁴⁷⁵⁾，建成昵之，使为庆州总管，遣募兵送京师，欲为变。尔朱焕等白反状⁽⁴⁷⁶⁾，文干遽发兵反，建成入谒，叩头请死，投手于地，不能起。高祖遣太宗自行讨文干，曰：“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刘《隋唐嘉话》言人妄告东宫。妄告之事，或即太宗为之。盖高祖以隋废太子。语多诬罔，职成乱阶，殷鉴不远，故于废立事极为犹豫。《唐书》又言建成等召秦王夜宴，毒酒而进之，王心中暴痛，吐血数升。今案，建成之臣有魏征、王珪，设计当不至下劣如此，心痛又何尝不可伪作？太宗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此暧昧之事，难于征信。高祖许太宗明当鞫问⁽⁴⁷⁷⁾，而太宗先命长孙无忌伏兵门侧。建成入参，并未持兵，则建成杀弟之意可知。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反走。太宗从而呼之，元吉张弓射太宗，再三不彀，太宗射建成杀之，元吉中矢走，尉迟敬德追杀之。既系彼此争讼，则静待鞫治可耳，何必伏兵门侧、推刃同气？可见密告之事，全非事实也。夫《新唐书》《旧唐书》悉本实录。史载太宗命房玄龄监修国史，帝索观实录，房玄龄以与许敬宗等同作之《高祖今上实录》呈览，太宗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隐讳，谓玄龄曰：“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观此，则唐初二朝实录，经太宗索观之后，不啻太宗自定之史实矣。开国之事，尚有温大雅《起居注》可以考信，其后则无异可考，温公亦何能再为考校哉！

明人郑晓论建成事，谓中国开创之君，其长子多不得安。今案，夏启嗣禹、而太康失国。太甲、汤之长孙而被放。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秦杀太子扶苏。汉惠帝立而无后，主汉祀者为文帝子孙，东汉光武长子东海王强被废。刘禅，昭烈嫡子，而舆榇⁽⁴⁷⁸⁾降魏。孙亮，乃权之少子。晋司马师，无后。惠帝庸劣，怀、愍皆惠帝之子。宋营阳王，被杀。齐郁林王，为明帝所杀。梁昭明太子，早卒，武帝舍长孙而立简文，后为侯景所弑。陈武帝殂时，其子昌殁于长安，兄子文帝入嗣大统，隋文帝废太子勇，而立炀帝。唐太子建成，为太宗所杀。五代异姓为继，不足论。宋太祖，不得传位于子。明懿文太子早卒，太祖嫡孙为燕王所篡。纵观数千年来，自周而后，开国之君，长子每多不利，形家言“震”为长子，方位在东，中国西北高百东南下，故长子屯蹇⁽⁴⁷⁹⁾者多。形法虽不足信，亦甚可怪也。(www.xing528.com)

太宗尝称“房谋杜断”，今观唐人记载，当定天下之初，二人实未尝有所建树。历代开国勋臣，皆有定国大计。萧何入关，首收图籍。高祖封于汉中，心怀不平，何谓犹愈于死，进韩信为大将。居关中，转漕给军，补所不足。刘基佐明，其谋虽秘密，亦有可知者。明祖初奉韩林儿⁽⁴⁸⁰⁾正朔，岁首设御座行礼，基独不拜，曰：“牧竖耳，奉之何为！”明祖问征讨大计，时陈友谅据上流，张士诚据下流，基谓先灭陈则张氏势孤，天下可一举而定也。萧、刘二人，有定国大计，彼房、杜何有焉？其所谓谋断者，恐即为太宗谋夺宗嗣而已。今观房、杜之才，守成有余，开创不足。然气度亦自恢廓，魏征、王珪入参帷幕，房、杜未尝排挤。马、周上书，数年间阶位特进，房、杜亦不嫌忌。玄龄自言最慕袁安，尝集古今家诫，书于屏风，以教诸子曰：“汉袁氏累叶忠节，吾心所尚，尔宜师之。”然玄龄子遗直袭爵，幼子遗爱欲夺之，卒以谋反伏诛，此即效乃父之佐人杀兄也。杜如晦子荷，参太子承乾逆谋，欲废太宗为太上皇，乃败坐诛，此亦效乃父子与人家事也。以逆为训，故子姓效尤。王绩（无功，王通之弟）尝上书玄龄，劝其功成身退，否则有灭族之祸。有识之士，见之审矣（绩称玄龄为梁公，则玄龄非文中子弟子可知）。

明成祖兴靖难之师，入都后，革除建文年号，以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洪武讫三十一年）。建文无实录，故事迹可信者少。其初忌讳至深，至嘉靖、万历而稍弛，逊国时事渐见记录，稗官野史亦有记载，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史称建文即位，即兴削藩之议。周、代、湘、岷、齐诸王，相继以罪废黜，此一事也。燕王，建文所深忌，而《明史纪事》则称建文元年，燕王入觐，由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曾风韵劾以大不敬。帝诏，至亲勿问。三月，燕王还国。修《明史》时，朱竹垞备论此事之非（见《史馆上总裁第四书》），此又一事也。建文之谋主为齐泰、黄子澄，而方孝孺亦建文所深信。理学之徒虽竭力为方氏辩护，实则反间燕王父子者，方氏也。时燕兵掠沛，方氏以燕世子仁厚，其弟高煦狡谲有宠，时夺嫡之谋，因白帝遣人赍玺书往北平赐世子，世子得书不启封，送之燕军。由此观之，削藩之事，与谋者不仅齐、黄诸人矣。明人小说载成祖待建文诸臣至为惨酷，云：“铁铉守济南，突破燕兵，几擒成祖。后被执，成祖烹之。”今南京铁汤池即铉就义地也。又云：“戮杀建文臣子之妻，命上元县扛尸至远城与狗子吃。”又云：“程济从建文出为僧”（案：程济事迹，《明史》亦略有记载，谓济本岳池教谕，建文即位，济上书言某月日北方兵起，建文以为非所宜言，逮捕将杀之。济大呼请囚，云：“如言不验，诛死未晚。”乃下狱。及燕兵起，释之，改官编修，参北征军。徐州之捷，诸将树碑纪功。济一夜往祭，人莫测。后燕王过徐，见碑大怒，趣左右椎之，再椎，遽曰：“止，为我来！”已，按碑行诛，无得免者。而济名适在椎脱处。济尝与人书曰：“君为忠臣，我为智士”）。凡此所载，其皆可信耶？否耶？吾读《致身录》《从亡录》诸书，终觉其似黎邱眩人。《致身录》为吴江史仲彬所作，潘次耕坚持无此等事，至与史氏子孙互殴。故建文一代，无实录可据，采之野史，失实者多矣。

以上所述，皆非无故怀疑。一则太史公纪六国时事，无所取材，取诸其人自著之书，不免失之浮夸；二则王莽之事，同此一人，而前后愚智悬绝，当出光武诸臣之曲笔；三则建成、元吉之事，有温大雅《起居注》可供参证，房玄龄主修之国史，太宗不无自定之嫌；四则建文逊国之事，世无实录，采之野史，未必可信。孔子曰：“多闻阙疑，多见阙殆。”故必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方足以言怀疑。若矜奇炫异，抹杀事实，则好学之士不当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