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提要》与《大清会典》是清代政书中的佼佼者

正史编年而外，学者欲多识前言往行，则三通尚已。《四库提要》以《通典》《通考》入“政书类”，《通志》入“别史类”。不知《通志》二十略，郑渔仲之创作。本纪列传，则史抄也。《四库》不加辨别，概归之于别史，失其实矣。作《通典》者杜君卿⁽⁴⁵²⁾，唐德宗时人。先是，刘知几之子秩，作《政典》三十五卷，分门诠次，大体略具。杜氏以为未备，复博采史志，综贯历代典章制度，而为是书（典章制度之散在列传者，《通典》不备取）。杜氏之意，重在政治，故天文、五行，摈而不录。全书二百卷，分八门，礼占卷帙之半。《开元礼》原书已佚，杜氏撷其精要，存三十六卷，其隆礼如此。书成，德宗时上之（此书上溯黄、虞，下讫天宝，可谓体大思精之作）。至宋，有宋白⁽⁴⁵³⁾作《续通典》，今无可见。马贵与作《文献通考》，盖有因于宋书者。马氏以杜书为未备，故离析增益，而列二十四门。实则《经籍》《象纬》《物异》诸考，无关政治，不过充数而已（《经籍考》尚与文化有关）。然其书出后，继起而无愧色者，亦不可得矣。

《通典》事实多而议论少，《通考》录议论至多。宋人素好议论，固其所也。明王圻⁽⁴⁵⁴⁾作《续通考》二百五十四卷，盖不足上规马氏。清高宗时，辑宋、辽、金、元、明五朝事迹，作《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二卷。高宗好胜好名，以《通典》终天宝之末，复敕修《续通典》一百四十四卷（自唐肃宗至德元年，迄明崇祯末年）。实则既续《通典》，何必又续《通考》？同时，更撰《皇朝通典》一百卷，此其命名已不通。所谓“通”者，贯数代而为言也。事止一代，安得谓之通乎？《通志》二十略，大半本于《通典》。《六书》⁽⁴⁵⁵⁾《七音》⁽⁴⁵⁶⁾二略，是其得意之作。帝纪列传，迻录原史，不合《通典》《通考》之例。《四库提要》不以与杜、马之书并列，殆为此也。然《通志》疏漏殊甚，不仅言天文可笑，言地理亦可笑。《地理略》全抄《通典》之文。所以然者，南宋时两河沦陷，郑氏无从考证，只得抄撮成书耳。故朱晦庵已云，《通志》所载，与北方人所言不合。夫记载地理，本须亲自涉览，郑氏不知而作，纰谬固宜。至于《六书略》，与《说文》全不相涉，《七音略》则以三十六字母为主。谓三十六字母可以贯一切之音，且矜贵其说，云得之梵书。今按《华严》字母，与梵语无关。《涅槃文字品》四十七字，尚与梵语相近。三十六字母者，唐宋间人摹拟《华严》之作也。然反切之学，中土所固有。世但知起于三国孙炎，实则《经典释文》即有汉儒反语数条。《史记索隐》《集解》，《汉书》颜注，及《文选》李注皆载反切不少，《玉篇》亦有反切，此皆在创制字母之前，其为先有反切后有字母无疑。反切行世既久，归纳而生字母，此殆必然之理。郑氏考古太疏，妄谓江左之儒知有四声，而不知七音，尊其学出于天竺，谬矣。其《校雠》一略，为章实斋所推崇。实则郑氏校雠之学，不甚精密，其类例一依《七略》《七志》，不欲以四部分类，亦但袭古人成注耳。揆郑氏初志，盖欲作一通史，而载笔之时，不能熔铸剪裁，以至直抄纪传，成为今书耳。

《续通志》无本纪、列传，《续通典》《续通考》大体尚佳，唯嫌重复，二者有一已足，不必重规叠矩也。又其所载官制，名实殊不相应。清制，在未设军机处以前，内阁沿袭明代故事，有票拟批答之权（即中外章奏，阁臣拟批签进也）。既设军机处，则此权归军机处，而《续通典》《续通考》仍言内阁掌票拟进呈。又给事中，自唐至明，职权甚大（宋无此官），制敕诏令，皆须经给事中之手，苟有不合，可以封还。此前代政治之善，可以减杀皇帝之专制。至清，嫌恶此职，以之归入都察院。从前台谏分列，至清而并之。密谕由军机处传发，给事中不得寓目。明代大赦归内阁，由给事中颁发，清亦不然。而《续通典》《续通考》仍载给事中掌封驳之说，此皆名实不相应者也（是否赋之以封驳之权，而给事中者有所不敢封驳，或抑夺其权而但存其名，均不可知。观密谕给事中不得寓目，可知《续通典》《续通考》所载，实自欺欺人语矣）。

《皇朝通志》亦有“六书略”一门。夫六书之法，限于中国文字，而此则以满文、蒙文、回回文充之。见篆书有倒薤⁽⁴⁵⁷⁾、悬针⁽⁴⁵⁸⁾、垂露⁽⁴⁵⁹⁾诸体，亦被满文、蒙文、回回文以倒薤、悬针、垂露之名。又以大写者为大篆，小写者为小篆，称大篆为史籀作，小篆为李斯作，岂非可笑之甚耶？当时若仅续修一部，或《通典》或《通考》，自唐至明，附以清制，固未尝不可。无如高宗之好夸大，欲多成巨帙，以掩前代所作，不知适以招叠床架屋之讥也（清帝康熙最为聪明，天算、诗文，确有长处。雍正专意政治，不甚留意文学，其《朱批上谕》，宛然讼棍⁽⁴⁶⁰⁾口吻；乾隆天资极钝，而好大喜功，颇思囊括中国全部学问。当时考据之风盛，故《乐善堂集》中亦有考据文。又好作诗，其在苏杭一带石刻者，皆可笑）。要之，清代政书，终以《大清会典》为少疵。《通典》《通考》皆不足观。是故，九通之中，独杜氏《通典》最当详究，不仅考史有关，以言经学，亦重要之书也。

章实斋因当时戴东原辈痛诋《通志》，故作斥马申郑之论，谓《通志》示人以体例，本非以考证见长。不知郑氏所志，若果在标举纲领，则作论文可矣，何必抄袭史传，曾不惮烦如此。以此知郑氏之作，正欲以考证见长耳。章氏所言，适得其反。然章氏讥弹《通考》之言，固自不谬。谓天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独断、考索欲其智，比次之书欲其愚。马贵与无独断之学，《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其智既无所取，而愚之为道，又有未尽。此论也，切中《通考》之失。然不知官修之书，分门纂辑，比次自不至疏漏。马氏以一人之力，成此巨著，一人之力有限，宜其不能尽比次之愚，又何其论考索之智耶？(www.xing528.com)

《通典》《通考》而外，“会要”⁽⁴⁶¹⁾亦掌故要籍。《唐会要》，元和时苏冕所作，后杨绍复等奉诏续之，宋王溥复续成今书。溥又撰《五代会要》三十卷，南宋徐天麟更撰《东、西汉会要》，取两汉之事，分为若干门，不专记典章制度。《四库》无可归类，入之“政书”，实非纯粹政也。《东、西汉会要》，用以搜检两汉书甚便。《五代会要》，学者不之重，然所记政典，颇足补《五代史》之阙。五代《旧史》不全，《新史》亦有所未详也。如经籍镂版，昉之长兴（唐明宗长兴三年校正《九经》，刻板印卖，学者从此不必手抄），《五代会要》详载其事。然明宗不甚识字，《通鉴》载李绍真、孔循⁽⁴⁶²⁾请自建国号，明宗问左右何谓国号。愚陋如此，安能阐扬经术？于时冯道⁽⁴⁶³⁾当国，可见《九经》镂版，冯道之力为多。宋初儒者，鄙夷冯道，新史削而不书（冯之雕印九经，与张宗昌之翻刻唐石经，后先辉映）。不有《五代会要》，后代何从知冯道之功耶？大抵会要一类，只唐、五代二书较为重要，余皆无用。其附于《通典》《通考》之次者，以体例相近故尔。

清秦蕙田⁽⁴⁶⁴⁾作《五礼通考》，依《周礼》吉、凶、宾、军、嘉立为五纲，凡历代典章制度，一一收入。此书由戴东原、钱竹汀、方观承等参酌而成，“观象授时”⁽⁴⁶⁵⁾一门，戴氏之力居多。全书记载详尽，胜于《通志》。曾涤笙⁽⁴⁶⁶⁾尝言，《三通》之外，可益此而为“四通”。然其分门之法实不合。先是，徐乾学作《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特详凶礼。于是秦书于凶独略，名为“五礼”，实只四礼，此一失也。又古今典章制度，本非五礼所能包举，秦书二百六十二卷，吉礼占其大半，且多祭祀一类，考古有余，通今不足，此又一失也（《通典》《通考》所载之礼，今尚有用）。《通考》综朝觐巡狩诸事，称曰“王礼”，选举、学校，分门别立，而秦书一皆入之《嘉礼》。其中又设观象授时、体国经野诸题，以统天文、舆地，此又极可笑者也。彼以为《周礼》朝觐属于“宾礼”，后世帝王一统，宾礼只行于外藩，臣工入见，无所谓宾礼，故以朝礼入“嘉礼”，巡狩之礼，亦并入焉。不知其为大谬也。夫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周礼》六官皆然，然吉、凶、军、宾、嘉五礼，为春官大宗伯所掌（此封建时代之礼制，后世有不能沿袭者）。《周礼》大宗伯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朝觐会同），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冠、昏、宾、射、飨、燕皆在嘉礼）。以五礼为纲，其目三十有六。周代众建诸侯，礼则宜然。后世易封建为郡县，五礼之名，已不甚合。且嘉礼以亲万民，焉得以政治制度当之？故《五礼通考》之名与其分类皆未当也。《礼记》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郑康成谓，“经礼”者，《周礼》也；“曲礼”者，《仪礼》也。余以为观象授时、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学校制度、巡狩朝觐，皆可谓之“经礼”。《左传》所谓“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孝经》所谓“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是也。“经礼”之外，别立“曲礼”一项，然后依五礼分之。如是，始秩然不紊。今但以五礼分配，于是“舆地”归体国经野，“职官”归设官分职，一切驱蛇龙而放之菹⁽⁴⁶⁷⁾。不识当时戴东原、钱竹汀（钱大昕）辈何以不为纠正也。

就政治而言，《通典》一书为最重要，其言五礼亦备。外此则《通考》亦有用。曾氏家书命其子熟读《通考序》，可见注重《通考》矣。凡人于所得力，往往不肯明言，曾氏实得力于《通考》，“四通”之说，欺人语也。

民国以还，在官多寡学之徒。叶德辉尝告余：“康氏自以为是，不足与言学问。梁氏之徒，尚知谦抑，尝问：‘欲明典章制度，宜读何书？’则告以可读《通考》。”余问：“何以不举《通典》？”叶笑曰：“尚不配读《通典》也。”余谓应用于政治，读《通考》已足。《五礼通考》之类，政治中人，未有好读之者，读之亦无所用。徒以曾氏一言，遂增其声价。实则此书非但不及《通典》，亦不如《通考》甚远。至于皇朝《三通》，通非所通。《五礼通考》以行政制度归入五礼，亦不通也。今人欲读政书，自以《通典》《通考》为最要，《通志》已无所用。至读皇朝《三通》，则不如读《大清会典》。要之，《九通》之中，有用而须熟读者，只《通典》《通考》二书已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