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史：国学入门课的章太炎讲义

乙部之书，编年与正史并重。《史记》以前，《春秋》为编年之史。《竹书纪年》虽六国人作，亦编年类也。盖史体至汉而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史之外（晋时以《史》《汉》《汉记》为三史，人多习之），又有荀悦《汉纪》（悦与彧、攸同宗，不附曹操，以建安十四年卒）。悦书奉诏而作。献帝以《班书》文繁难省，令悦依《左氏传》体为《汉纪》三十篇，则编年体也。其后有袁宏《后汉记》，孙盛《魏氏春秋》《晋阳秋》（不称“春秋”者，避简文宣太后讳也），习凿齿《汉晋春秋》。六朝人衍其绪余者，不可悉举。至司马温公之《资治通鉴》而集其大成。踵其后者，有李焘⁽⁴³⁹⁾之《通鉴长编》，李心传⁽⁴⁴⁰⁾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陈之《通鉴续编》。《长编》纪北宋一代之事，上接《通鉴》。《要录》述高宗一朝之事，与《长编》相接。至陈《通鉴续编》，体例不纯，有自为笔削处，当厕诸《通鉴》《纲目》之间。明薛应旂⁽⁴⁴¹⁾作《宋元通鉴》，清徐乾学⁽⁴⁴²⁾作《通鉴后编》，毕沅作《续通鉴》，夏燮⁽⁴⁴³⁾作《明通鉴》，其体例皆法《左氏传》，而不法《春秋经》，其兼法《春秋》而意存笔削者，则文中子《元经》、朱晦庵《纲目》是已。自明以来，作史者喜学《纲目》，清有《通鉴辑览》亦属《纲目》一类，而与《通鉴》体例不同。徐鼒《小腆纪年》⁽⁴⁴⁴⁾，亦效法《纲目》，盖《通鉴》准则《汉纪》，虽有褒贬，无自存笔削之意，与沾沾以袞钺自喜者异也。

荀悦序《汉纪》，言立典有五志：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今案班固之作《汉书》，其义亦不外此。“志”即所以章法式而通古今，“传”即所以著功勋而表贤能。至“达道义”一义，则为华夏史书所同具。袁宏生东晋之季，好发议论（荀《汉纪》议论甚劣），谓荀书足为佳作，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则无有也。以余论之，袁书亦未为详尽，特议论甚长耳。盖彦伯所据，有谢承、华峤、司马彪。谢沈诸家之书，点窜抉择，极费苦心，故其自序言“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也”（荀书只就《班书》旧文剪裁联络成书，较袁书为易）。彦伯之议论，有自相违异处，如《三国名臣赞》称荀彧云：“英英文若，灵鉴洞照，始救生人，终明风概。”而《后汉纪》则言魏氏得以代汉者，文若之力也。盖赞主褒美，史须直笔，体例各有所当耳。《后汉纪》有可与《范书》比勘者，如一人之言语应对，两书不同，章奏文字，互须直笔，体例各有所当耳。《后汉纪》有可与范书比勘者，如一人之言语应对，两书不同；章奏文字，互有增省是也（章奏有案可稽，不应彼此不同；盖史官润色，故生岐异也）。孙、习二家之书，今不可见。《三国志》裴松之注略有称引。孙于魏氏，无甚卓见，其于晋事，则不可知。习书以蜀汉为正统，所以然者，习氏与桓温同时，见温觊觎非分，故著《汉晋春秋》所正之。然晋受魏禅，外魏则晋无所受。而习氏则以为魏文虽受汉禅，不得免于篡逆，平蜀以后，汉真亡耳，于是晋室始兴，故以晋承汉，不认曹魏。故名其书曰《汉晋春秋》。于司马昭弑高贵乡公，亦用直笔书之。晦庵《纲目》之正蜀闰魏，即导源于此也。南北朝之史籍，如《三十国春秋》等，至今一字无存，温公之作《通鉴》也，采摭甚广，异同互出，不敢自擅笔削之权，因有《考异》之作。盖传闻每多异辞，正史或有讹谬。温公既取可信者录之，复考校同异，辨正谬误，作《考异》以示来世，真所谓良工心苦也。至褒贬笔削之说，温公所不为。例之《太史公书》，亦无自存笔削之意也。观史公《自序》答壶遂之言曰：“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谬矣！”盖《春秋》有一定之凡例，而褒贬之释，三传不同。故《春秋》不可妄拟。《通鉴》之志，亦犹史公之志耳。

《通鉴》成书，较袁《纪》更难。荀《纪》所载，不过二百年事，袁《纪》不及二百年。《通鉴》则综贯一千三百六十余年之事。采摭之书，正史而外，杂史多至三百三十二种（华峤《后汉书》，温公恐不及见）。此一千三百六十余年中，事迹纷乱，整齐不易。荀《纪》点窜⁽⁴⁴⁵⁾《班书》，无大改异，事固易为。袁《纪》略有异同，而当时史籍尚寡，不难考校。自三国至隋，史家著述，为数綦众，观《三国志》裴注征引者已有十余家。裴尚仅以陈寿为主，其余诸家，不甚依据。温公则兼收并畜，不遗巨细。两晋南北朝之事，自《晋书》外，有王隐等十余家书，温公多采之。又如五胡十六国事迹最为纷乱，而《通鉴》所叙，条理秩然。皆可以见其书功力之深也。

南北朝史，均病夸大，而《魏书》尤甚。《史通》反对南北朝史最烈。其实南朝之史尚优于北朝。南朝之史有可笑者，如沈约《晋书》，阑入以牛易马之语，于禅让之间，常以忠于前朝者为不知天命，其失仅在文章褒贬之间，不如魏收《魏书》之诬诞。《魏书》志官氏则曰“以鸟名官，远师少皞”，无怪《史通》之斥之也（《史通》之语曰：“魏氏始兴边朔，少识典坟，鸟官创置，岂关郯子！”）。又北人不读诗、书，而诏令口语，多引经典，亦无怪《史通》之赞王劭《齐志》也。（王劭《齐志》多录当时鄙语，《史通》曰：“渠们底个，江左彼此之辞。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义。甿俗有殊，土风不类，邵之所录，弘益多矣”。）《通鉴》于此，不甚别白，殆以为无关宏旨乎？《魏书》之外，周、齐二书，亦为夸大，至李延寿作《南史》《北史》，稍为减杀。是故整理南、北朝史，殊非易事。又《新唐书》采摭小说甚多，温公则依《旧唐书》，删存去取，其难百倍于他书也。统观《通鉴》所采，西汉全采《史记》《汉书》，东汉采《范书》十之七八；魏晋至隋，采正史者，十之六七，唐则采正史者，十不及五（温公于《旧唐书》亦不甚满意）。至五代则全据《薛史》。编辑之时，汉魏属之刘，晋至六朝属之刘恕，唐及五代属之范祖禹。三人分修，而笔墨相近，盖温公颇加斟酌于其间也。大事之后，又系以“臣光曰”之论断，较之袁书，此为简易。较之荀书，此为透彻。书成上表，谓“精力尽于此书”，信不诬矣。书以“资治”为名，则无关政治之处，自非所重，是以不甚信“四皓”之事，于严子陵亦仅略著数笔，至于文人，尤为疏略，如欲考究文化，仅读《通鉴》，仍有所不足也。

史家载笔，直书其事，其义自见，本不必以一二字为褒贬。书法固当规定，正统殊可不问，所谓不过假年号以记事耳。《通鉴》视未成一统之局，与列国相等。如以魏为正统，而记载仍与吴、蜀相同，南北朝亦然。凡一统之君，死称“崩”，否则称“殂”。《通鉴》于三国魏主死称“殂”，蜀、吴二主亦称“殂”，南北朝南主称“殂”，北朝亦称“殂”。一统之国，大臣死称“薨”，否则称“卒”，与春秋列国大夫相同。此温公之书法，所以表示一统与否者也。其在一年中改元者，温公以后者为准，若受禅之际，上半年属胜代⁽⁴⁴⁶⁾，下半年为新朝，亦以后者为准。如汉献帝二十五年之冬，禅于曹魏，纪汉则献帝止于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即为黄初元年。南北朝以南朝纪年，至隋开皇九年灭陈，始立“隋纪”。其在汉献未禅位之前，魏称“王”，汉称“帝”；开皇九年前，以陈称“帝”，隋称“主”，灭陈之岁，陈称“主”而隋称“帝”。温公书法如此，其实一年两纪，亦无不可。温公不欲两纪，故以后者为准。后人言温公夺汉太速，实亦逼于书法，无可如何也。《纲目》以蜀为正统，分注魏、吴二国年号于下，《通鉴》则只有大书，无分注之一法，后陈作《通鉴续编》二十四卷（生元末，入明为翰林编修），大书、分注，全仿《纲目》，虽曰《通鉴续编》，实《纲目》之流亚也。沈周《客座新闻》载著此书时，书宋太祖云“匡胤自立而还”，未辍笔，迅雷击案，端坐不慑，曰：“虽击吾手，终不易也。”书颇有存亡继绝之意，如后汉刘知远族裔据太原称北汉，《续编》仍存北汉年号。金哀宗之后，末帝承麟立仅一日，亦为之纪年。西辽传国数十年，《续编》详为分注；宋益王昰、卫王昺在瀛国公降元之后，播迁⁽⁴⁴⁷⁾海岛，《续编》亦皆记之，以存宋统（元修《宋史》附《恭宗本纪》后）。清代君主对于此事，深恶痛疾，其不愿福、桂、唐三王得称正统，观《御批通鉴辑览》可知。甚至李光地《榕村语录》云：“凡历代帝王，均有天命，不得随人私意，尊为正统。蜀汉之尊为正统者，以重视诸葛武侯故耳。”乾隆时更发特谕，谓“元人北去，在汉北称汗，其裔至清初始尽。设国灭统存，则元祚不当尽于至正。武王灭纣，武庚亦将仍为正统”。此不知史为中国之史，胡元非我族类，驱出境外，宁有再系其年号之理？武庚已受周封，备位三悟，岂可与益、卫二王即位岭海者同年而语哉！然戴名世即以《南山集》论二王应称正统而得祸。由今观之，爱新觉罗氏既作此“国亡统绝”之论，则辽东之溥仪，自不得再有统绪之说可以借口也。(www.xing528.com)

薛应旂《宋元通鉴》无所取裁，重沓疏漏，不胜枚举。徐、毕二家之《续通鉴》，亦有误学《纲目》处，如年号之大书、分注是也。宋、元二史，本文不佳，故采摭所得，不足动人。《通鉴》于可以发议论者，著以“臣光曰”之论断，此盖仿《左传》“君子曰”之例，荀、袁两纪亦然。毕沅《续通鉴》，不著议论。不知既无一字之褒贬，自不得不有论断，而毕书无之，难乎其为续矣。至夏燮之《明通鉴》，未免有头巾气⁽⁴⁴⁸⁾。故谓毕、夏二家之书可以上继《通鉴》者，谬也。

《纲目》本之《资治通鉴》，非晦庵亲著，乃其弟子赵师渊⁽⁴⁴⁹⁾所作。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词。晦庵则付之弟子，而自居其名。唐乔补阙知之有婢曰碧玉，善歌，知之为之不昏。“不昏”者，不娶妇也。《纲目》去一“不”字，曰：“知之为之昏。”纰谬之处，可见一斑。其所褒贬，颇欲与温公立异。三国以正统予蜀，持义固胜，而以南北朝年号并列，则昧夷夏之辨矣。温公推崇扬雄，既为《法言》作法，又言孟、荀不及扬雄。雄阿附巨君，《颜氏家训》已致诽议，苏子瞻鄙其为人。然《纲目》于天凤五年⁽⁴⁵⁰⁾下大书“莽大夫扬雄死”六字，则有意与温公立异。官职卑微者，史不必书其死。史书凡例，蛮夷君长盗贼酋帅曰“死”，大夫则称“卒”称“薨”。故曹操、司马懿之奸恶，其死也，亦不能不书曰“卒”。乃于扬雄特书曰“死”，此晦庵不能自圆其说者也。唯此书出赵师渊手，故有此体例不纯之事。其后，尹起莘⁽⁴⁵¹⁾为之作发明，刘益友为之作书法。恐亦彼辈逞臆之说，不免村学究之陋习耳。

作史而存《春秋》笔削之意，本非所宜。其谬与《太玄》拟《易》相同。王通作《元经》，大书“帝正月”，传为笑柄。明人作编年史，多法《纲目》。乾隆御批《通鉴辑览》，亦依仿《纲目》，更不足道。盖以一人之私意予夺也。其有自以为无误而适得其反者。如唐狄仁杰，人皆曰为良臣（中宗复位，得力于张柬之。柬之，狄所举也），而《辑览》则以为狄仕于周，于“同平章事”上应书“周”字。是非背于大公，即此可见。其夺益王、卫王之纪年，更无论矣。徐鼒作《小腆纪年》，专纪南明三王之事，自宜以三王纪年，而仍大书分注，以清帝纪年。然则称大清纪年可矣，何谓“小腆”哉？徐鼒生道光时，鸦片战争之后，已无文字之狱，尚有此纰谬，难乎免于刘知几之所谓“党护君亲”矣。笔削之书，孔子而后，世无第二人。太史公、司马温公所不敢为，而后人纷纷为之，不得不叹《纲目》为始作之俑也。《明史》文章，视《宋史》为胜，唯其书法有不如《宋史》者。《宋史》于益、卫二王附本纪之末，一如《后汉书》之于未逾年之君著之先帝本纪之后者。王鸿绪《明史稿》以福、唐、桂三王列入宗室诸王传，尚可谓之特笔。于乾隆时重修《明史》，则以之附于先王传后。须知本纪如经，列传如传，有君而不立本纪，其臣将何所附丽哉！如福王时史可法、唐王时何腾蛟，桂王时瞿式耜、李定国等，读其传者，将不知所事何人，此《明史》荒谬之处也。徐书更不足道矣。

要之，褒贬笔削，《春秋》而后，不可继作。《元经》一书，真伪不可知。《纲目》则晦庵自视亦不甚重。尊《纲目》为圣书者，村学究之见耳。编年之史，较正史为扼要，后有作者，只可效法《通鉴》，不可效法《纲目》，此不易之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