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与《二十四史》的区别及其作用

“正史”之名，昉于《隋志》，今以《二十四史》当之，《隋志》所录正史三千八十三卷，今《二十四史》三千二百四十卷。历年千余而所增益者无多，此何以故？今之所谓正史，以官定者为准。不颁学官，则不得谓之正史（自明以来以《十三经》《二十一史》颁发学官）。而《隋志》所录，则只论其合于正史体裁与否，不问其官定私修也。故《后汉书》录八种，《晋书》亦录八种，皆不嫌重复（今《二十四史》唯唐、五代重复，李延寿《南》《北史》略与魏、晋、齐、梁重复，但此系通史，与断代为书者不同）。盖史具五志三长者，皆得称为正史，如必立学官而后谓之正史，则当问去取之间，究以何者为准？假以官修为限，则《范书》是私修之史。《新五代史》亦然。即《史记》亦未纯为官修之书。司马迁为太史令，修史固其职责，唯其成书，乃在为中书令时（后代中书令士人为之，汉则奄人⁽⁴⁰⁷⁾为之，掌出入奏事，与明司礼监之掌印秉笔随堂太监所掌略同）。迁续父业，未成而下蚕室⁽⁴⁰⁸⁾，故其《报任少卿书》曰：“草创未就，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自序》又云：“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是其书生时未宣布也。殁后，书稍出。宣帝时，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后代官修之史，须进呈于朝，《史记》则不然，知其本为官史，后则私家著述矣。《三国志》，陈寿除著作郎时所撰（晋以后太史令为著作郎，不掌修史事）。寿殁，梁州大中正范頵等表请就家写其书，则寿书生时亦未进呈，不得谓为官书也。寿又撰《古国志》五十篇，寿师谯周⁽⁴⁰⁹⁾著《古史考》乃考证之作，非记事之书。寿本之而作《古国志》。《古国志》今佚不见，以意求之，殆与《三国志》同类。《三国志》直称晋武为司马炎，如为官书，焉得不避讳乎？然则，《三国志》亦私史也。今《二十四史》并取《史记》《三国志》《后汉书》《新五代史》，则所谓“正史”者，岂得以官修为准哉！古代史，自《史记》外，别无他作可代。三国史，当时虽有多种，后皆散佚无存，仅存寿书。《后汉书》谢承、华峤⁽⁴¹⁰⁾各有著述，然自宋以后，独《范书》具存。《五代史》自金章宗⁽⁴¹¹⁾新定学令削薛存欧，而《旧史》遂微。然其书明代尚存，虽体例未善，而本末赅具。故司马温公作《通鉴》，于唐事则多采旧书，于五代则专据《薛史》。欧阳修作《五代史记》，自负上法《春秋》，于唐本纪大书“契丹立晋”，为通人所笑。此学《春秋》而误也。《春秋》书法，本不可学，“卫人立晋”云者，晋为卫宣之名，今契丹所立之晋，国名而非人名。东家之颦，不亦丑乎？《欧书》私家之作，如求官书，当以《薛史》为正，否则亦当二书并列。明代摒弃《旧史》，过矣（《薛史》至清而亡，《四库全书》诸臣依《永乐大典》排纂而成今书。昔皖人汪允中自言家有《五代史》原本，汪殁，不知其书所在。商务印书馆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欲得《薛史》原本，久征未得，人疑已入异域，后乃知在丁乃扬家。丁珍惜孤本，托言移家失去，世遂无有见者。修《四库全书》时，清政府若以帝王之力，多方访求，何至不获真本哉！惜其不求也）。

清儒以不立学官者为别史，王偁⁽⁴¹²⁾之《东都事略》是也（书述北宋九朝之事，王为南宋时人）。元修《宋史》，繁简失当；卷数之多，几及五百；一人二传，往往而有。自明以来，屡议改修。嘉靖中拟以严嵩为总裁，设局重修，其事未行。时有柯维骐者，作《宋史新编》二百卷。至清陈黄中作《宋史稿》一百七十卷。虽去取未能尽善，然纠谬补遗，足备一格。《元史》仓卒成书，纰漏最多。清末柯劭忞⁽⁴¹³⁾作《新元史》，屠寄⁽⁴¹⁴⁾作《蒙兀儿史记》。柯书征引繁博，体例似不及屠。屠书不载太祖、太宗等庙号，直称成吉思皇帝、完者笃皇帝、薛禅皇帝，谓元代诏令碑版，多如此称。称之曰太祖、太宗者，华人以尊号加之耳，未必合彼意也。应准名人主人之例，改为是称。余谓元人以鼠儿、牛儿纪年，则纪年似亦应改，而屠书未能从也。柯书繁富，屠有笔削，皆视旧史为优。列入正史，可无愧色，至宋史之柯、陈二家，可否列入正史，一时尚难论定。要之，正史范围，当从宽大，如《隋志》之尽量收入，亦无妨耳。

“正史”云云，又有当论述者，“正统”之说是也。《隋志》于正史之外，别有“霸史”，以霸匹正，则“正”言正统，“霸”言僭伪割据也。“正统”之说，论者纷然。北人以北朝为正统，唐初尚尔。而《隋志》则南北朝史并入正史。盖南北朝究竟以何方为正统，未易定也。若依夷夏之辨立论，自当以南朝为正，北朝非华人也。如以正统予元魏，则前之刘渊、石勒、苻坚，皆将以正统归之矣。斥刘、石而予魏、齐，岂持论之平哉！苻坚奄有中原，强逾东晋。而王猛临终语之曰：“晋正朔相承，愿不以晋为图。”是猛固视晋为正统也。北魏初亦不敢自大，及魏收⁽⁴¹⁵⁾作《魏书》，始称东晋为“僭晋”，谥南朝曰“岛夷”（此亦报复之道。沈约作《宋书》，号北朝曰“索虏”。托跋编发为辫，故曰索头虏），助桀为虐，信为秽史，唐人承隋，不得不以北朝为正。开元时萧颖士以为南朝正统，至萧梁而绝，作《梁不禅陈论》。实则梁敬帝禅位于陈，不能言陈无所受，而温公有“陈氏何所受”之说，殆为萧氏所误也。案萧颖士为梁鄱阳王恢七世孙，梁氏宗室，自相构难⁽⁴¹⁶⁾，萧詧至以妻子质魏，道魏兵伐江陵，杀梁元帝。元帝之子敬帝，称帝建业，后禅位于陈，詧亦在襄阳即位，号后梁，至隋开皇七年，国废。党伐之见，萧家子弟锢蔽最深。颖士偏私之言，岂可尽信？皇甫湜⁽⁴¹⁷⁾作《东晋元魏正润论》，亦谓江陵之灭，则为周矣。陈氏自树而夺，无容于言。此盖唐人立言，不得不尔。《资治通鉴》则取宋、齐、梁、陈年号以记诸国之事。自宋至陈，主国者皆汉人，自宜以正统予之，而朱晦庵作《纲目》，不分主从，并列南北朝年号。晦庵生于南宋，不知何以昧于夷夏之义如此。温公《通鉴》于三国则正魏闰蜀，《纲目》反之，以蜀为正统，此晦庵长于温公处。温公谓昭烈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记其世数名位，亦犹南唐烈祖之称吴王恪后，不当以光武为比（自长沙、靖王至光武，世系甚明）。此温公之偏见。徐知诰⁽⁴¹⁸⁾幼时为徐温所虏，其世系人无知者。若昭烈⁽⁴¹⁹⁾之称汉后，为当时敌国所共认，为汉中王时，群臣表于献帝⁽⁴²⁰⁾，称“肺腑枝叶、宗子藩翰”，若果世系无考，曹操焉有不揭破其诈者？又吴、蜀交恶，诸葛瑾与备笺云：“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设非汉裔，瑾何为为此言哉？故以昭烈比徐知诰，亦温公之一失也。温公自言正闰⁽⁴²¹⁾之际，非所敢知，不过假其年号以识事之先后，故五代梁、唐，亦取其年号纪事。而王船山则以为称“五代”者，宋人之辞。黥卒⁽⁴²²⁾剧盗⁽⁴²³⁾，犬羊之长，不能私之以称代。必不得已，于斯时也，而欲推一人以为之主，其杨行密、徐温、王建、李昪、钱镠、王潮之犹愈乎？尚有长人之心，而人或依人以偷安也。周自威烈王以后，七国交争，十二侯画地以待尽，赧王纳土朝秦，天下后世，固不以秦代周，而史之曰战国。然则天祐以后、建隆以前，谓之战国焉，允矣，何取于偏据速亡之盗夷而推崇为共主乎？严衍⁽⁴²⁴⁾《通鉴补》亦言周社虽亡，秦命未集；昭襄虽强，犹齐、楚耳。朱温篡唐，毒浮于地。敬塘巨虏，殆殃万民。梁、晋之罪，甚于黄巢。世有鲁连，必当蹈海。其书以周赧入秦，七雄分据，改称“前列国”。唐昭陨洛，五代迭兴，改称“后列国”。论甚公允。唯书之于册，甚不易于纪年。当时十国中称帝者四（吴、南唐、前蜀、后蜀，又南汉刘龑亦称帝），究以何人之年号为纲而附之以事乎？严书分注列国年号。按分注之列，始于《纲目》，前之前、后《汉纪》，皆不分注。《纲目》与《通鉴》体例不同，毕沅⁽⁴²⁵⁾《续通鉴》，于宋代纪年而下，旁注辽、金年号，显然违乱《通鉴》体例。严之《通鉴补》亦然。故空言甚易，成书则难。史家于此，所当郑重考虑也。霸史中如马令、陆游《南唐书》，吴任臣《十国春秋》，谢启昆《西魏书》（魏收在北齐作《魏书》，不载西魏，谢纂录故籍成此），皆足以资考订。至何者方可谓之正史，则清代以颁立学官者为限。民国以来，无此限制，亦不能再立范围矣。

《史记》于纪、传、表、志之外，别立“世家”，以纪列国诸侯。一统之朝，不宜有此。记僭伪之国曰“载记”，《晋书》有之，其体昉于《东观汉记》（东汉初年之群雄，如刘玄、公宾就等悉入载记）。《新五代史》立十国世家。十国中，如吴、越、荆南奉中原正朔者列入世家，固无不可，若南唐、孟蜀则帝制自为，不受册命，岂应列入世家？《宋史》亦以“世家”载开国时未灭诸国，实则皆当以“载记”称之，不当列入世家也。今《清史稿》沿前史之例，立叛臣、逆臣二传。其中如郑成功为残明孤忠，洪秀全亦未尝事清，志在光复，安得以“叛逆”目之？此皆当入“载记”者也。

《史记》十表最佳，《汉书》因之，范晔、陈寿已不能为，而宋熊方⁽⁴²⁶⁾作《后汉书年表》十卷，补所未备，厥意可师。盖传所不能容者，见之于表，亦严密得中之道。故亲若宗房，贵如宰执，传有所不登，名未可竟灭者，皆可约之以表。《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多功业低微之辈。后汉政归台阁，三公无权，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台阁者，尚书省也。尚书官小而势尊，出纳王命，敷奏万机，一如帝王之秘书厅矣），三公唯伴食耳。故《范书》立传不多，熊方补之，读者得一览了然，诚快事也。《新唐书》之《宰相世系表》，《汉书》之《古今人表》，皆属无谓（《宰相世系表》，推其始祖，记其后裔，宰相之家谱耳）。记其《新唐书》之《方镇表》，《明史》之《七卿表》（六部尚书及都察院），《清史稿》之《疆臣表》（各省督抚），则增设而得当者也。(www.xing528.com)

《史记》八书，未曾完具：《礼书》录自《荀子》，《乐书》全袭《乐记》，盖十篇有录无书，后人杂取他篇以补之也。其实，太史公时，礼乐已有制作。叔孙通所定之朝仪，可入《礼书》；铙歌、楚调，可入《乐书》，不知何以剿袭充数也。《天官书》专载天文，夫星座方位，古今如一，似不必代有其书。然测天历代不同，则又不可省也。律、历二书，亦寡精要，史公所注意者，盖在《河渠》《平准》《封禅》三书耳。《前汉书》之《礼乐》《律历》二志，较《史记》为详，其《天文志》则略同《史记》，加《五行志》以记灾异，则汉人最信五行也（“五行志”后来史书无不有之，均法《汉书》之说怪异。《明史》则但载事物之变异，一无影射之言，斯为优矣）。后沈约《宋书》增《符瑞志》，斯无谓矣。《沟洫》《食货》二志，亦较《史记》为详，《郊祀》意续《封禅》，《刑法》增而未尽。《地理》《艺文》《史记》不志，而《汉书》增之，沾溉后人不少。此班志之特长也。范蔚宗不能为志，后世以司马彪⁽⁴²⁷⁾《续汉书志》补之。《百官》《舆服》二志，彪所新设。《百官》述官制而不详，《舆服》可与礼乐同入一类。自此以后，书、志分门，无大变动。兵制为国家要政，而各史阙如。《新唐书》补之，可称特识。又有“选举志”，亦补前史所未备。“天文”一志，似无所用，唯《晋书》《隋书》之天文志，详备可观，盖李淳风等所定也。又《隋书·律历志》，比较古今度量权衡而详列之，此亦《隋书》之特长，亦李淳风等所定也。《明史》天文、历法、参用西术，详列图表，此皆后人特优之处。唯典章制度，史志所记不详。专门之书，则有《通典》《通考》诸书在。

《史记》《刺客》《游侠》诸传，极形容之所事，史公意有不平，故为此激宕之文，非后人所当仿佛者也。《汉书》有《佞幸传》，载外嬖⁽⁴²⁸⁾邓通⁽⁴²⁹⁾、董贤⁽⁴³⁰⁾之流，善柔便佞，虽无奸臣之气魄，而为祸则烈。若清代之和珅，亦可以入“佞幸传”也（初修《清史》时，人谓《清史》不当列“奸臣传”，以无人可当奸臣也。余谓和坤一流，入“佞幸传”可矣）。《史》《汉》有《儒林传》，《后汉书》更益之以《文苑传》，《史记》之《司马相如传》《汉书》之《扬雄传》，皆无大事可记，仅取其赋篇入传。晋以后之文人，史传亦往往录其赋篇。是皆可入“文苑传”，举其篇名，不必全载其文。《后汉书》有《列女传》，搜次不行，不专节操（刘向《列女传》善恶兼收，不专崇节操），宋以后则为“烈女传”，专以激扬风教为事，与前史之旨趣违异。《后汉书》有《党锢传》，《宋史》析《儒林》而别传《道学》，清人颇致讥议。其实“道学”一传，可改称《党锢》，蔡京立《元祐党人碑》，韩侂胄⁽⁴³¹⁾禁伪学（当时士子应试，须先声明与伪学无关），程、朱皆在党禁之内，可不必分儒林、道学也，《明史》有《阉党传》，载刘瑾之党焦芳、魏忠贤之党魏广微等，皆阉官爪牙，交煽毒焰者。若入《宦者传》，则实非宦者。若入《奸臣传》，则不足名之曰奸臣。号曰阉党，亦无可奈何者也。王敦⁽⁴³²⁾、桓温⁽⁴³³⁾诸人，逆迹昭著，《晋书》置诸最后，示外之于晋。《新唐书》分《叛臣》《逆臣》为二，自称王号不奉朝命者曰“叛臣”，称兵犯阙者曰“逆臣”。《明史》记民间揭竿而起如张献忠、李自成辈，为《流寇列传》，此亦无可奈何者也（汉之黄巾无列传，唐之黄巢入《逆臣传》，张、李等未受朝官，不当入《逆臣传》而又不能无传，故曰无可奈何也）。前史于域外诸国，皆为列传，如《匈奴传》《西域传》是。明之土司，在中国境内，不能与外国等视，《明史》因增《土司传》。凡此皆增补得当者也。

史传诸体，应增即增，不必限于前例。今若重修清史，应增“幕友”“货殖”二传。前代虽有参军一职，实系军府僚属，与清代布衣参地方官之幕者不同（明代只有军幕，职掌奏启文移，无所谓刑名钱谷；至清则地方官多有之）。其始，满人出任地方官者，于例案一无所知，不得不延幕友以为辅佐；其后，虽非满人，亦延聘幕友。浙江巡抚李卫⁽⁴³⁴⁾幕中有邬先生⁽⁴³⁵⁾者，雍正曾予密谕，其势焰可以想见。此文幕也。至于军幕，如明季徐文长⁽⁴³⁶⁾之参胡宗宪⁽⁴³⁷⁾幕，不过管书记而已。清之军幕则不然。左宗棠初亦为幕友，靳辅幕中有陈潢，皆参与帷幄，自露头角者也。至货殖列传⁽⁴³⁸⁾，则清末富商大贾，每足以左右国家财政。列之于策，亦足以使后来者觇国政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