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史实录可靠性：章太炎国学讲义

经史传世，江河不废。历代才智之士，籀读有得，施之于用而见功效者，不胜偻指⁽³⁵⁷⁾，然以考信自矜则寡。盖经除今文、史除杂史而外，率皆实录。实录者，当时之记载也。其所根据，一为官吏之奏报，二为使臣所目击，三为万民所共闻，事之最可信者也。其有传闻异辞而记载歧异，经后人之考定者（如司马温公《通鉴考异》之类），取舍有准，情伪自明，歧异之说，遂成定案，斯亦实录之次也。至若帝王初兴之瑞象，语涉怪诞，于理必无，且非使臣所目击，万民所共闻，奏报之所有，自然乖⁽³⁵⁸⁾于实录。其或当时史臣，阙于记载，后人据私家著录，掇拾⁽³⁵⁹⁾成书，如史公作《史记》时，六国史记俱尽，苏秦、张仪、鲁仲连之语，皆据其自著之书，语虽非伪，然诸人自言其效，未免夸大，非事实所真有。以无国史，不得不据此乖于实录之言耳。此后宋祁《唐书》，好采小说，时吴缜⁽³⁶⁰⁾已纠其缪矣。舍此以外，虽有曲笔，十约八九可信，斯实录之所以可贵也。史经所载，除今文、杂史而外，大氐⁽³⁶¹⁾实录，后人毋庸置喙。王充之徒，于古籍加以驳正，非驳辨经史正文，乃是正汉初诸儒说经之失当，与夫讥弹当时诸子所载之不合情理耳，非今人所谓怀疑也。刘知几抱孤愤而作《史通》，据《竹书纪年》⁽³⁶²⁾以疑《尚书》，不知《竹书》非当时之实录，乃魏安釐王⁽³⁶³⁾时追记商周之事。事隔千年，如何可信？据之立论，真所谓以不狂为狂矣。前人疑古，唯韩非为有特见。然法家之言，过于执滞，未为通方之论。《难》篇论舜耕历山，期年而畎亩正；渔于河滨，而渔者让坻；陶于东夷，而器不苦窳⁽³⁶⁴⁾，终以“当时尧安在”五字难之，谓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无奸，令耕渔不争，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又《五蠹》篇言尧舜禅位，实无足称。其说曰：“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监门之养，不亏于此矣。以是言之，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不足多也。”⁽³⁶⁵⁾余谓韩非之言，乍闻似觉有理，细察乃知可笑。何者？尧之在位，不过使人民安乐而已，非能化全国之人，俱进于德让也。如果能之，何以不能化亲近之四凶哉？韩非疑尧与舜不能两得，乃过言矣。又帝王之尊，无论其自苦何若，要必拥生杀予夺之大权。昔人谓：“夸者死权，众庶凭生。⁽³⁶⁶⁾”盖平民惟计衣食，夸者乃不肯释权也。刘裕一生俭素，土制屏风，葛作灯笼，生活与尧相似，然未闻辞去帝位。梁武帝五十而断房室，豆羮粝饭，日只一餐，无鲜腴之享。侯景来逼⁽³⁶⁷⁾，尚不肯去帝位。何者？生杀予夺之权在，不肯舍也。韩非疑之，以田舍翁之心，度豪杰士之腹，未为得矣。即如汉以后开国之君，无不从百战中来，躬擐甲胄，亲历艰苦，其能安富尊荣，享帝王之乐者，实无多日，试问战争中所着之甲，能过尧之麂裘葛衣乎？所食之食，能过尧之粝食藜羹乎？所居之营，能过尧之茅茨采椽乎？未闻以衣食居处之不适，而决然舍去其权位也。故韩非之说，乍闻似觉有理，细查乃知可笑。向来疑古者，多此类矣。

韩非疑古，虽未合理，尚不失为独抒己见，异于掩卷妄谈之士。今有人不假思索，随他人之妄见，推波助澜，沿流而不知返者，其愚更可哂也。日本开化在隋、唐间，至今目睹邻近之国，开化甚早，未免自惭形秽，于是不惜造作谰言，谓尧、舜、禹为中国人伪造。非但如此而已，即秦皇、汉武之丰功伟烈，《史》《汉》所载彰明较著者，亦不愿称说。其所常言，多举唐太宗以后事。此其忌刻之心，不言可知，而国人信之，真可哂矣。

日本人疑禹治水为无其事，彼谓九州洪水，何能以一身治之？以此为口柄，真浅薄幼稚，不值一噱。夫禹之治水，合天下之力而已督率之耳。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岂尽一己手足之力，孜孜而治之哉！自来记载功绩，但举首领，不及其余。东汉治河，河堤使者王景独尸其功，明则河道总督潘季驯，清则河道总督靳辅，皆以治河著称。此岂三人一手一足之力哉？亦集众人之功而总其成耳。非唯治河为然，其他各事，殆无不然。即以战功言之，策动独在大将，其实斩将搴旗，皆属士卒之事。岂真为首之大将，徒手搏击而取胜哉？日人不思此理，悍然断禹为伪造，其亦不明世务，而难免于大方之笑矣。因其疑禹，遂及尧、舜，吾国妄人，不加深思，震于异说，贸然从之。呜呼！国家未亡，而历史先亡，可哀也已。要知凡后人伪造之书，只能伪造虚文，不能伪造事实。关于天官、地理，更难伪造。夫伪造《尧典》《禹贡》者，果何人哉？远则孔子，近则伏生，舍此无可言者矣。然《禹贡》所载山川，有孔子前早已失去者。盖东周时四夷交侵，边地之沦于夷狄者多，如梁州蔡蒙旅平，孔颖达《正义》引《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县。”应劭云：“顺帝改名汉嘉县。”按，即今四川之雅州，孔子时蜀西尚未交通，但知蜀东有巴国而已，决不知有所谓蒙山者，何从伪造蔡蒙旅平之言哉？又兖州，九河⁽³⁶⁸⁾既道，九河故渠，在孔子时已绝，郑康成谓为齐桓公所塞。孔子又何从而知之？如非出自孔子之手，而为伏生所造。伏生时，蒙山虽在境内，九河亦淤废久矣。且雍州原隰底绩，至于猪野，又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猪野在汉属张掖，合黎在汉属酒泉，均在今甘肃西部，汉时所称河西四郡者，其地在七国时已沦于匈奴，至休屠王降汉，方入中国版图，伏生时决不知有此地。何以猪野、合黎、言之凿凿？岂孔子、伏生真如《新旧约》所云全知全能之上帝，能后知未来，能知往古者乎？此以地理言也。又就天象考之，古人以昏中之星验天，而《尧典》所言中星，与后世所见不同。《尧典》言：“春分日中星鸟，夏至日永星火，秋分宵中星虚，冬至日短星昂。”鸟者，朱雀之中星也。火者，苍龙之中星也。虚者，玄武之中星也。昂者，白虎之中星也。此与孔子、伏生时所见，截然不同。孔子去尧约一千八百余年，伏生去尧约二千一百余年，而吕氏作《月令》时，上去孔子二百年，下去伏生百年，时皆未久，然其所云“仲春之月则昏弧中，仲夏之月则昏亢中，仲秋之月则昏牵牛中，仲冬之月则昏东壁中”，与《尧典》所云相差三十余度，如孔子、伏生伪造《尧典》，亦应据其所见，如《吕氏》所录者，以概往古，何以有如此歧异？要知相差三十余度者，后人谓之岁差。今之言天文者，无人不知此理，而古人未之知也。何承天、祖冲之始知恒星伏现，年各不同，而相差甚微，积久遂至相远（语详《宋书·历志》）。何、祖去尧约二千七百余年，观察分明，于是上推《月令》，核之《尧典》，遂明岁差之故。孔子、伏生，不知岁差，乌能伪造《尧典》之中星耶？《尧典》《禹贡》既不能证其伪造，则尧、禹之不得怀疑，无待繁言而解矣。

日人不愿居中国人后，不信尧、禹，尚无足怪。独怪神明之后，史籍昭彰，反弃置不信，自甘与开化落后之异族同侪⁽³⁶⁹⁾，迷其本来，数典忘祖，信可哀已。昔戴东原少时读《尧典》，至“乃命羲和”一节，即研习天文，二三年乃通其说。读《禹贡》，研习地理，又二三年乃明其义。今《尚书释天》《禹贡锥指》等书，所在而有，不必如戴东原之勤苦，方能通晓，乃国人不肯批阅，信谬作真，随日人之后，妄谈尧、禹之伪，不亦大可哀乎？此种疑古，余以为极不学可笑者，深望国人能矫正之也。

史有事实离奇，难于确然置信者，其故盖由于实有其事，而描写过甚。此类之事，如与大体无关，则存而不论可也。《史记·留侯传》，记高祖一见四皓⁽³⁷⁰⁾，即懑然心服，废立之举，竟不果行。司马温公《通鉴》疑而不载，以为高祖暴亢，未必为畏惮四皓而止。又隐士之事，史乘亦多离奇。如《后汉书·严光传》：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³⁷¹⁾犯帝座甚急。《通鉴》载之甚略。余谓高祖虽暴亢，顾⁽³⁷²⁾生于七国，礼贤下士之风，告之有素，四皓高尚其事，今乃降心于惠帝，疑惠帝真是可辅之主，今即废立，未必不贻后患，以故遂止，是亦清理之可通者。子陵⁽³⁷³⁾之事，出于偶然，足加帝腹，恰值天文之变，史臣认为有关，遂致牵附，亦不能指为必无。以故史中诸事在疑信之间者，皆应存而不论，不应悍然生疑，以上斥疑古之非。竟。

复次，今人以为史迹渺茫，求之于史，不如求之于器。器物有，即可证其必有，无则无从证其有无。余谓，此拾欧洲考古学者之唾余也。凡荒僻小国，素无史乘⁽³⁷⁴⁾，欧洲人欲求之，不得不乞灵于古器。如史乘明白者，何必寻此迂道哉？即如西域三十六国，向无史乘，倘今人得其器物，则可资以为证耳。其次，已有史乘，而记载偶疏，有器物在，亦可补其未备。如列传中世系、籍贯、历官之类，史或疏略，碑版在，即可借以补苴。然此究系小节，无关国家大体。且史乘所载，不下万余人，岂能人人尽为止考？研求历史，须论大体，岂睱逐琐屑之末务？况器物不能离史而自明。如器有秦、汉二字，知秦、汉二字之意义者，独非史乘所诏示耶？如无史乘，亦无从知秦、汉二字为何语也。即如陕西出土之秦、汉瓦当⁽³⁷⁵⁾，知陕西为秦、汉建都之地，乃史乘之力。据史乘，然后知瓦当为秦、汉之物，否则又何从知之？且离去史乘，每朝之历年即不可知，徒信器物，仅如断烂朝报⁽³⁷⁶⁾，何以贯穿？以故，以史乘证器物则可，以器物疑史乘则不可。以器物作读史之辅佐品则可，以器物作订史之主要物则不可。如据之而疑信史，乃最愚之事也。

不但此也，器物之最要者，为钟鼎、货币、碑版，然钟鼎伪造者多，货币亦有私铸、伪造二者，碑版虽少，今亦有伪作者矣。《韩非子·说林》齐伐鲁，求馋鼎⁽³⁷⁷⁾，鲁以其赝往。是古代亦有伪造之钟鼎也。又《礼记·祭统》卫孔悝⁽³⁷⁸⁾之鼎铭曰：“六月一丁亥，公假于太庙。”据《左传》哀十六年传，六月，卫侯饮孔悝酒于平阳，醉而逐之，夜半而遣之。孔氏《正义》谓即此六月中，先命之，后即逐之，此语最为无赖。夫铸鼎刻铭，事非易易，何能以旬日⁽³⁷⁹⁾遽成？以《左传》所载为信，则孔悝之鼎赝而已矣。今人如欲以古器订古史，第一须有精到之眼光，能鉴别真伪，不爽毫厘，方足以语此。无如历代讲钟鼎者，以伪作真者多，甲以为真，乙以为伪。乙以为真，丙以为伪。彼此互相讥弹，卒无休止。钟鼎自不能言，而真伪又无定法可求，何能得其确证哉？且钟鼎及六朝钱碑版所载，多不甚著名之人，稍有名者，即无物可证。夫论史须明大体，不应琐屑以求，如云今人有四万万之多，我能知两万万人之姓名，事固非易，要亦何用？今以古器证史，则可知其人之必有者，盖无几矣。如秦半两钱⁽³⁸⁰⁾在，秦诏版⁽³⁸¹⁾在，秦权、秦量在，可证始皇之必有其人矣。然汉高祖则不能证其必有，何也？铜器、货币均无有也，无从证也。王莽二十品钱（六泉十布错刀契刀货泉货布⁽³⁸²⁾）均在，所谓新量（真假姑不论）者亦在，王莽可证其必有矣。然光武则不能证其必有。何也？铜器、货币均无有也，无从证也。史思明⁽³⁸³⁾顺天钱、得一钱均在，今北京法源寺，有悯忠寺宝塔颂，镌御史大夫史思明之名，是史思明可证其必有矣。然安禄山则不能证其必有，何也？货币、碑版，均无有也，无从证也。以故，以器物证史，可得者少，不可得者多，如断线之珠，无从贯穿。试问始皇有，高祖未必有；王莽有，光武未必有；史思明有，安禄山未必有，尚成其为历史耶？

以钱币论，唐以后铸钱，皆用年号。然宋仁宗改元九次⁽³⁸⁴⁾，皇祐⁽³⁸⁵⁾、康定⁽³⁸⁶⁾之钱，传世无几，宝元以一钱须叠两宝（宝元，通宝也），未铸，铸皇宋通宝，如以无宝元钱故，即谓宝元之年号乃伪造，可乎？又明洪武时铸洪武钱，其后历朝沿用，嘉靖时补铸历朝之钱，然以永乐革除建文年号⁽³⁸⁷⁾，故建文钱独不补铸，如以无建文钱故，谓建文一代之事，悉系伪造，可乎？果如今世考古之说，钱之为用，非徒可以博当时之利，且可以传万世之名，则钱之为神亦信矣。惜乎晋人作《钱神论》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www.xing528.com)

以碑版论，昔隋文帝子秦王俊死，王府僚佐请为立碑。文帝曰：“欲求名，一卷史传足矣，何用碑为？”此语当时谓为通人之论，如以今人之目光言之，则此语真不达之至矣。何者？碑可恃，史不可恃也。然则碑版非徒可以谀墓⁽³⁸⁸⁾，几可生死人而肉白骨矣。

且也，钱币造自政府，铜器铸由贵族，碑版之立，于汉亦须功曹、孝廉以上，而在齐民⁽³⁸⁹⁾者绝少，使今有古代齐民之石臼在，亦无从知其属于何人，如此而谓周、秦、汉三代，除政府、贵族、功曹、孝廉而外，齐民无几也，非笑柄而何？

钟鼎、货币、碑版三事之外，有无文字而从古相传为某人之物者，世亦不乏。如晋之武库藏孔子履、高祖斩蛇剑、王莽头三物。孔子履，其上并无孔子字样。高祖剑，未知有铭与否。王莽头，当然头上不致刻字。此三物者，武库失火，同时被焚，以其失传。谓孔子、高祖、王莽均属渺茫，可乎？设或不焚，王莽之头亦无从知其确为王莽之头也。履也、剑也亦无从知其属于谁何也。何也？剑与履不能自言也。

又有文字本不可知，而后人坚言其为某某字者。如《西京杂记》⁽³⁹⁰⁾载夏侯婴求葬地，下有石棺，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啸堂集古录》⁽³⁹¹⁾载之，字作墨团，汗漫如朵朵菊花，当时人妄言此为某字，彼为某字，夫铭之真伪不可知，即以为真，又何从知其甲为某字，乙为某字哉？今人信龟甲者，又其类也。

由此言之，求之于钟鼎、货币、碑版，而钟鼎、货币、碑版，本身已有不可信者。况即使可信，亦非人人俱有。在古器者皆不甚著名之士，则齐民又大率无有。有文字者如此，无文字者，更无从证明。如此，欲以器物订史，亦多见其愚而已矣。

夫欧人见亡国无史，不得已而求之器物，固不足怪。吾华明明有史，且记述详备，反言史不足信，须恃器物作证，以为书篇易伪，器物难伪。曾亦思“书者，契也”，前人契券，流传至后，后人阅之，即可知当时买卖之情状，虽间有伪造，考史如官府验契，亦可以检察真伪。如不信史而信器，譬如讼庭验契时，法官两造，并不怀疑，忽有一人出而大方言曰：“契不足恃，要以当时交易之钱作证。”此非至愚而何？妄人之论，本不足辨，无如其说遍于国中，深恐淆惑听闻，抹杀历史，故不惮辞费⁽³⁹²⁾而辟之，使人不为所愚，以上斥恃器证史之谬。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