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国学入门，从章太炎讲义看诗体的演变及其影响

《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先有志而后有诗。诗者，志之所发也。然有志亦可发为文。诗之异于文者，以其可歌也。所谓“歌永言”，即诗与文不同之处。“永”者，延长其音也。延长其音，而有高下洪纤之别，遂生宫、商、角、徵、羽之名。“律”者，所以定声音也。既须永言，又须依永，于是不得不有韵（急语无收声，收声即有韵，前后句收声相同，即韵也）。诗之有韵，即由“歌永言”来。

《虞书》载“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二歌。可见尧、舜时已有诗。《尚书大传》有《卿云之歌》。汉初人语，未必可信。《乐记》云：“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今所传《南风歌》出王肃《家语》，他无所见，亦不可信。唐虞之诗，要以二《典》⁽²²³⁾所载为可信耳。郑康成《诗谱序》⁽²²⁴⁾云：“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而今《尚书》载《五子之歌》，可知其为晋人伪造也。《诗谱序》又云：“降及商王，不风不雅。”此谓商但有《颂》，《风》《雅》不可见矣。《周礼·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赋、比、兴与风、雅、颂并列，则为诗体无疑。今《毛传》言“兴”者甚多，恐非赋、比、兴之“兴”耳。赋体后世盛行，《毛诗》以“升高能赋”为九能之一，谓之德音。周末屈原、荀卿俱有赋。赋既在风、雅、颂之外，比、兴当亦若是。唯孔子删诗，存风、雅、颂而去赋、比、兴。《郑志》答张逸问：“赋、比、兴，吴札观诗已不歌。”盖不歌而诵谓之赋，赋不可歌，与风、雅、颂异，故季札不得闻也（比、兴不知如何）。赋、比、兴之外，又有“九德之歌”。《左传》却缺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榖，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合之为十五种，今《诗》仅存风、雅、颂三种。

《诗大序》：“风，讽也。”“雅，正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风，有讽谕之义。雅之训正，读若《尔雅》之“雅”，然风、雅、颂之“雅”，恐本不训“正”。《说文》：“疋⁽²²⁵⁾，古文以为《诗·大雅》字。”一曰，疋，记也。“疋”即今“疏”字。然则诗之称“疋”，纪事之谓，亦犹后世称杜工部诗曰“诗史”。故《大雅》《小雅》无非纪事之诗，或谓“雅”即“雅乌”。孔子曰：“乌，盱呼也。”李斯《谏逐客书》：“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²²⁶⁾杨恽《报孙会宗书》“家本秦也，能为秦声”，“仰无抚缶，而呼呜呜。”秦本周地，故大、小雅皆以雅名（所谓“乌乌秦声”者，即今之梆子腔也）。此亦可备一说。余意《说文》训“疋”为“记”，乃“雅”之正义，以其性质言也；“雅乌”可为雅之别一义，以其声调言也。至“正”之一训，乃后起之义。盖以雅为正调，故释之曰正耳。

《诗》以四言⁽²²⁷⁾为主，取其可歌，然亦有二言、三言以至九言者，唯不多见耳。今按：“肇禋”⁽²²⁸⁾，二言也；“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²²⁹⁾，九言也。一言太短，不可以歌，故《三百篇》无一言之诗。然梁鸿⁽²³⁰⁾《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说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则一言未始不可成句，或者“三百篇”偶然无一言之句耳，非一言之句必不可歌也。

《诗经》而后，四言渐少。汉世五言盛行，唐则七言为多。八言、九言，偶一为之，三言唯汉《郊祀歌》用之。六言亦不多见。《汉书》所录汉之四言之作，有韦孟⁽²³¹⁾《谏诗》一首，《在邹诗》一首，韦玄成⁽²³²⁾《自责诗》一首、《戒子孙诗》一首，西汉之作，传于世者，尽于此矣。魏武帝作《短歌》⁽²³³⁾，犹用四言，虽格调有异《诗经》，然犹有霸气。至《文选》所录魏、晋间四言之作，语多迂腐。自是之后，四言衰歇，五言盛行。李白谓“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尤其靡也”，然所作《雪谗诗》讥剌杨妃，有乖敦厚之义，或故为大言以欺人耳。又杂言一体，《诗经》所有，汉乐府往往用之，唐人歌行亦用之。夫抒写性情，贵在自由，不宜过于拘束，如必句句字数相同，或不能发挥尽致。故杂言之作，未为不可。今人创新体诗，以杂言为主，可也，但无韵终不成诗耳。（以上论《诗》之大概。）

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盖合六诗、《九德之歌》言之。孔子删《诗》，仅取三百余篇。盖以古诗过多，不能全读，故删之尔，或必其余皆不足观也。或谓孔子删《诗》与昭明之作《文选》有异。余意不然，《文选》为总集，《诗经》亦总集，性质正复相似，所谓“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²³⁴⁾，决非未正以前，《雅》入《颂》《颂》入《雅》也。《雅》主记事，篇幅舒长；《颂》主赞美，章节简短。但观形式，已易辨别。且其声调又不同，何至相乱，或次序颠倒、孔子更定之耳。

《风》《雅》有正、变（盛周为正，衰周为变），《颂》无正、变。因《风》《雅》有美有刺，《颂》则有美无刺也。《鲁语》⁽²³⁵⁾闵马父⁽²³⁶⁾之言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²³⁷⁾为首。”今《商颂》仅存五篇，其余七篇，或孔子时而已佚矣。据今《商颂》，有商初所作，亦有武丁时所作，而《周颂》皆成王时诗，后则无有。《孟子》曰：“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故颂声未息，周则成王以后无贤圣也。或以《鲁颂》⁽²³⁸⁾为僭天子之礼。若然，孔子当屏而不录。孔子录之，将何以说？案《周官·籥章》：吹豳诗以逆暑迎寒，吹豳雅以乐田峻⁽²³⁹⁾，吹豳颂以息老物⁽²⁴⁰⁾。同为《七月》之诗，而风、雅、颂异名者，歌诗之时，其声调三变尔。《豳风》非天子之诗，而可称“颂”，则《鲁颂》称“颂”孔子录之，无可怪也。今观《泮水》《閟宫》之属，体制近雅而不近颂，若以雅为称，则无可讥矣。

《史记·孔子世家》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然则，今之《诗经》在孔子时无一不可歌也。《汉书·礼乐志》云：“河间献王献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是其乐谱尚在。后则可歌者，唯《鹿鸣》《伐檀》⁽²⁴¹⁾等十二篇耳。近人以《鹿鸣》《伐檀》等谱一字一声，无抑扬高下之音，疑为唐人所作。然一字一声，不但《诗经》为然，宋词亦然，姜夔⁽²⁴²⁾、张炎⁽²⁴³⁾之谱可证也。一字之谱多声，始于元曲，古人未必如是。孔子曰：“放郑声。”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汉儒解“郑声”，以为烦手踯躅之声。张仲景《伤寒论》云：“实则谵语，虚则郑声。郑声者，重语也。”可见汉人皆读“郑”为“郑重”之郑，“郑声”即一字而谱多声之谓。唐人所重十二诗之谱，一字一声，正是雅乐，无可置疑（以上论《诗》之可歌）。

《诗》以口诵，至秦未焚。汉兴有齐、鲁、毛、韩四家，齐、鲁、韩三家无“笙诗”，为三百五篇，毛有“笙诗”为三百十一篇。笙诗有其义而亡其辞，则四家篇数本相同也（笙诗六篇，殆如今之乐曲，有声音节奏而无文词）。所不同者，《小雅》“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数句，三家所无，而毛独有，此其最著者也。其余文字虽有异同，不如《尚书》今古文之甚。以《诗》为口诵，故无形近之讹耳。

《鲁诗》出自浮丘伯，申公传之。鲁人所传，故曰《鲁诗》。《齐诗》传自辕固生，齐人所传，故曰《齐诗》。《韩诗》传自韩婴，据姓为称，故曰《韩诗》。齐、韩二家，当汉景帝时，在《鲁诗》之后。《毛诗》者，毛公所传，故曰《毛诗》。相传毛公之学出自子夏。三国时吴徐整⁽²⁴⁴⁾谓，子夏援高行子，高行子援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授赵小人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而陆玑则谓，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李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由徐整之说，则子夏五传而至大毛公；由陆玑之说，则子夏七传而至大毛公。所以参差者，二家之言，互有详略耳（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苌。今之《诗传》乃大毛公所作，当称毛亨《诗传》，而世皆误以为毛苌，不可不正也）。(www.xing528.com)

《毛诗·丝衣序》引高子曰：“灵星之尸也。”⁽²⁴⁵⁾《维天之命》⁽²⁴⁶⁾传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无极，而美周之礼也。”《閟宫》传引孟仲子曰：“是禖宫⁽²⁴⁷⁾也。”高子、孟仲子，并见《孟子》七篇中。或疑高子即高行子。高行子为子夏弟子，不当与孟子同时，然赵岐注云：高子年长，或“高叟”即高行子矣。赵注又云，孟仲子，孟子之从昆弟，学于孟子者也。然则孟子长于《诗》《书》，故高子、孟仲子之说皆为毛公所引。

《汉书·艺文志》谓“齐、鲁、韩三家，咸非《诗》之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又云：“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据此，知向、歆父子不信三家《诗》说。歆让太常博士，欲以《毛诗》立学官，而《七略》不称《毛诗》之优。今观四家之异同，其优劣可得而言，太史公言《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其言与《诗大序》“《关雎》，风之始也”语同。《诗大序》但举《雅》《颂》之名，而不言《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但云“是谓四始，诗之至也”者，盖由“《关雎》《风》之始也”一语，可以类推其余耳。郑康成云：“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余谓毛意同史公，史公所引，多本《鲁诗》。《毛诗》传至荀子，《鲁诗》亦传自荀子，此其所以符合也。

《齐诗》与《鲁》《毛》全异，萧望之⁽²⁴⁸⁾、翼奉、匡衡⁽²⁴⁹⁾同事后苍，治《齐诗》。翼奉有“五际”⁽²⁵⁰⁾、“六情”⁽²⁵¹⁾之语，不及“四始”。诗纬《泛历枢》称四始有水、木、火、金之语。谓《大明》水始，《四牡》木始，《嘉鱼》火始，《鸿雁》金始，其言甚不可解，恐东汉人所造，非《齐诗》本义。匡衡上书称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此言与《毛传》相同，并无水、木、火、金之语。可知《泛历枢》为后人臆说也。衡奏议平正，奉则有怪诞之语，虽与衡同师，而别有发明矣。如以水、木、火、金说“四始”，则《齐诗》竟是神话。四始为《诗》之大义，而《齐诗》之说如此，以此知齐之不逮毛、鲁远也。然匡衡说《诗》，亦有胜于鲁、韩者。《鲁诗》说，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齐诗》亦谓周康王后佩玉晏鸣，《关雎》叹之⁽²⁵²⁾。匡衡上书，乃谓《周南》《召南》，被贤圣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色，此非以《关雎》为刺诗矣。盖《齐诗》由辕固数传而至后苍。苍本传《礼》。《乡饮酒礼》：“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燕礼》：“歌乡乐《周南·关雎》《葛覃》⁽²⁵³⁾《卷耳》⁽²⁵⁴⁾。”《仪礼》，周公所定，已有《周南·关雎》，知《关雎》非康王时毕公所作。匡衡师事后苍，故其说《诗》长于鲁、韩也。

齐、鲁、韩三家《诗》序不传，而《毛序》全存。如《左传》隐三年：“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²⁵⁵⁾也。”闵二年：“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²⁵⁶⁾。”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²⁵⁷⁾。”《毛序》所云，皆与《左传》符合，此毛之优于三家者也。又三家诗，皆有怪诞之语，毛则无有。即如“履帝武敏歆”，《尔雅》已有“敏，拇也”之训，而三家说皆谓姜嫄出野见巨人迹，践之身动如孕，而生后稷。《毛传》则以“疾”训“敏”，以帝为高辛氏之帝，从于帝而见于天，将事齐敏，不信感生之说。又如：“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若用感生之说，必谓上帝依姜嫄之身，降之精气，而《传》则谓上帝依其子孙。又如：“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²⁵⁸⁾，《毛传》之前，《墨子·明鬼》已引此诗，谓若鬼神无有，则文王既死，岂能在帝之左右哉！而《毛传》则谓文王在民上，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一扫向来神怪之说。盖自荀子作《天论》，谓圣人不求知天，神话于是摧破。《毛诗》为荀卿所传，即此可证。

《大序》，相传子夏所作；《小序》，毛公所作。郑康成之意，谓《小序》发端句子夏作，其下则后人所益，或毛公作也。今按，《序》引高子曰：“灵星之尸也”，此语自当出子夏之后矣。《卫宏传》有“作诗序”语，故《释文》或云《小序》是东海卫敬仲⁽²⁵⁹⁾所作。然卫宏先康成仅百年，如《小序》果为宏作，康成不容不知。由今思之，殆宏别为《毛诗序》，不与此同，而不传于后。或宏撰次诗序于每篇之首，亦通谓之作耳。汉人专说《毛诗》者，今存《郑笺》一种。马融《毛诗传》散佚已久，今可见者，唯《生民》篇《正义》所引言帝喾事为最详耳。（以上论三家《诗》与毛之不同。）

朱晦庵误解“郑声淫”一语，以为郑风皆淫，于是刺忽之诗，皆释为淫奔之作。陈止斋笑晦庵以“彤管”⁽²⁶⁰⁾为行淫之具，“城阙”为偷期之所，今《集传》《静女》中无此语，盖晦庵自觉其非而删之矣。凡《小序》言刺者，晦庵一概目为淫人自道之词。自来淫人自道之词未尝无有，如六朝歌谣之类，恐未可以例《国风》。若《郑风》而为淫人自道之词，显背“无邪”之旨，孔子何以取之？昔昭明编辑《文选》，于六朝狎邪之诗，摈而不录。《高唐》《神女》《洛神》之属，别有托意，故录之（见《菿汉闲话》）。昭明作《陶渊明集序》，谓《闲情》一赋，白璧微瑕。昭明尚然，何况孔子？晦庵之言，亦无知而妄作尔。

自晦庵作《集传》，说《诗》之风大变。清陈启源⁽²⁶¹⁾作《毛诗稽古编》，反驳晦庵，其功不可没（吕东莱作《读诗记》，不以晦庵为然。晦庵好胜，谓东莱为毛郑之佞臣）。后之治《毛诗》者，桐城马瑞辰作《毛诗传笺通释》，泾县胡承珙⁽²⁶²⁾作《毛诗后笺》，长洲陈奂⁽²⁶³⁾作《诗毛氏传疏》。马氏并重《传》《笺》，胡氏从《传》而不甚从《笺》，陈氏则全依《毛传》。治三家诗者（《齐诗》亡于三国。《鲁诗》亡于永嘉之乱。《韩诗》唐代犹存，今但存《外传》而已。三家至宋全亡，如三家诗不亡，晦庵作《集传》当不至荒谬如此），王应麟⁽²⁶⁴⁾后，清有陈寿祺、乔枞父子。乔枞好为牵附，谓《仪礼》引《诗》，皆《齐诗》说。又谓《尔雅》为《鲁诗》之学，恐皆未然。要之，陈氏父子，虽识见未足，然网罗放失之功，亦不可没。其后，魏源作《诗古微》，全主三家。三家无序，其说流传又少，合之不过三十篇，谓之《古微》，其实逞臆之谈耳。

今治《诗经》，不得不依《毛传》，以其序之完全无缺也。《诗》若无序，则作诗之本意已不明，更无可说。三家《诗》序存者无几，无从求其大义矣。戴东原作《毛郑诗考证》，东原长于训诂之学，而信服晦庵，故考证未能全备。东原之外，治诗者皆宗《毛传》，陈氏父子，不过网罗放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