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国学入门课的《易经》中的重要地位

经之由来及今古文之大概既明，须进而分讲各经之源流。今先讲《易经》。初造文字，取法兽蹄鸟迹；画卦亦然。《易·系辞》云：“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今观乾、坤二卦：乾作，坤作。《抱朴子》云：“八卦出于鹰隼之所被，六甲出于灵龟之所负。”盖鸟舒六翮⁽¹⁶⁰⁾，即成象，但取其翮而遗其身，即成象。于是或分或合，错而综之，则成八卦。此所以言“观鸟兽之文”也。抱朴之说，必有所受，然今无可考，施、孟、马、郑、荀爽皆未言之。

重卦⁽¹⁶¹⁾出于何人，说者纷如。王弼以为伏羲，郑玄以为神农，孙盛以为夏禹，而太史公则以为文王⁽¹⁶²⁾。伏羲之说，由于《周礼》，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三《易》均六十四卦，杜子春谓《连山》伏羲；《归藏》黄帝，王弼据之，故云重卦出于伏羲。然伏羲作《连山》，黄帝作《归藏》，语无凭证，故郑玄不从之也。神农之说，由于《系辞》称“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盖取诸《益》；日中为市，交易而退，盖取诸《噬嗑》”二语。以神农氏已有《益》《噬嗑》，故知重卦出于神农。然《系辞》所谓“盖取”，皆想象之辞，乌可据为实事！夏禹之说，从郑玄之义蜕化而来。郑玄《易赞》及《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孙盛取之，以为夏有《连山》，即兼山之艮，可见重卦始于夏禹。至文王之说，则太史公因“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一语而为是言。要之，上列诸说，虽不可确知其是非，以余观之，则重卦必不在夏禹之后，短中取长，则孙盛之说为可信耳。

至卦辞、爻辞⁽¹⁶³⁾之作，当是皆出文王。《系辞》云：“《易》之兴也，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又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太史公据此，谓西伯拘而演《周易》⁽¹⁶⁴⁾。故卦辞、爻辞并是文王被囚而作，或以为周公作爻辞，其说无据。如据韩宣子聘于鲁，见《易象》而称周公之德，以此知《易象》系于周公，故谓周公作爻辞。然韩宣子并及鲁之《春秋》，《春秋》岂周公作耶？如据“王用亨于岐山”，及“箕子之明夷”⁽¹⁶⁵⁾，及“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¹⁶⁶⁾”诸文，以为岐山之王当是文王。文王被囚之时，犹未受命称王；箕子之被囚奴，在武王观兵之后，文王不宜预言明夷，“东邻”指纣，“西邻”指文王。纣尚南面，文王不宜自称己德，以此知爻辞非文王作，而为周公作。然《禹贡》“导岍及岐”，是岐为名山，远在夏后之世。古帝王必祭山川，安知文王以前，竟无王者享于岐山乎？“箕子”二字，本又读为“荄滋”（赵宾说）。且箕子被囚，在观兵以后，亦无实据。《彖》传“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并未明言箕子之被办囚奴，且不必被囚然后谓之明夷也。东邻、西邻，不过随意称说，安见东邻之必为纣、西邻之必为文王哉！据此三条，固不能谓爻辞必周公作矣。且《系辞》明言“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而不及周公之时。孔颖达乃谓文王被囚，固为忧患；周公流言，亦属忧患。此附会之语矣。余谓据《左传》纣囚文王七年，七年之时甚久，卦辞、爻辞，不过五千余字，以七年之久，作五千余字，亦未为多，故应依太史公说，谓为文王作，则与《系辞》相应。

文王作《易》之时，在官卜筮之书有《连山》《归藏》。文王之《易》与之等列，未必视为独重。且《周易》亦不止一部。《艺文志》“六艺略”首列《周易》十二篇，“数术略”蓍龟家又有《周易》三十八卷。且《左传》所载筮辞⁽¹⁶⁷⁾，不与《周易》同者甚多。成季将生，筮得《大有》之《乾》⁽¹⁶⁸⁾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秦缪伐晋，筮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皆今《周易》所无，解之者疑为《连山》《归藏》。然《左传》明言以《周易》筮之，则非《连山》《归藏》也。余谓此不足疑，三十八卷中或有此耳。今《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焦延寿作《易林》，以六十四自乘，得四千九十六条。安知周代无《易林》一类之书，别存于《周易》之外乎？盖《连山》《归藏》《周易》，初同为卜筮之书；上下二篇之《周易》与三十八卷之《周易》，性质相同，亦无高下之分，至孔子赞《易》，乃专取文王所演者耳。

《易》何以称《易》，与夫《连山》《归藏》，何以称《连山》《归藏》，此颇费解。郑玄注《周礼》曰：“《连山》，似山出内气变也；《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中也。”皆无可奈何而强为之辞。盖此二名本不可解。“周易”二字，“周”为代名，不必深论；“易”之名，《连山》《归藏》《周易》之所共。《周礼》，太卜掌三《易》之法，《连山》《归藏》均称为《易》。然易之义不可解。郑玄谓“易”有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易简”之说，颇近牵强，然古人说《易》，多以“易简”为言。《左传》：南蒯将叛，以《周易》占之，子服惠伯曰：“《易》不可以占险。”则“易”有“平易”之意，且直读为“易”（去声）矣。“易”者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则“变易”之义，最为“易”之确诂，唯“不易”之义，恐为附会，既曰“易”，如何又谓之“不易”哉！又《系辞》云：“生生之谓易。”此义在变易、易简之外，然与字义不甚相关。故今日说《易》，但取变易、易简二义，至当时究何所取义而称之曰《易》，则不可知矣。

孔子赞《易》之前，人皆以《易》为卜筮之书。卜筮之书，后多有之。如东方朔《灵棋经》之类是。古人之视《周易》，亦如后人之视《灵棋经》耳。赞《易》之后，《易》之范围益大，而价值亦高。《系辞》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大道，如斯而已者也。”孔子之言如此。盖发展社会，创造事业，俱为《易》义所包矣。此孔子之独识也。文王作《易》，付之太卜一流。卜筮之徒，不知文王深意，至孔子乃视为穷高极远，于是《周易》遂为六经之一。秦皇焚书，以《易》为卜筮之书，未之焚也。故自孔子传商瞿之后，直至田何，中间未尝断绝。不如《尚书》经孔子删定之后，传授不明，至伏生，突然以传《书》著称。亦不如《诗经》删定之后，传授不明，至辕固生、韩婴等突然以传《诗》著称也。《鲁诗》虽云浮丘伯⁽¹⁶⁹⁾受于荀卿，而荀卿之前不可知；《毛诗》虽云传自子夏，然其事不见于《艺文志》，亦不见于《汉书·儒林传》。唯《易》之传授最为清楚：自商瞿一传至桥庇子庸；二传至馯臂子弓，三传至周丑子家，四传至孙虞子乘，五传而至田何。其历史明白如此，篇章亦未有阙脱（《艺文志》：《周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向来说经者，往往据此疑彼，唯《易》一无可疑。以秦木未焚，汉仍完整也。欧阳修经学疏浅，首疑《系辞》非孔子作，以为《系辞》中有“子曰”字，决非孔子自道。然《史记》自称“太史公曰”，太史公下腐刑时，已非太史令矣，而《报任少聊书》犹自称“太史公”；即欧阳修作《秋声赋》亦自称“欧阳子”，安得谓《史记》非太史公作、《秋声赋》非欧阳修作哉！商瞿受《易》之时，或与孔子问答，退而题“子曰”字，事未可知，安得径谓非孔子作哉！欧阳修无谓之疑，犹不足怪，后人亦无尊信之者。近皮锡瑞⁽¹⁷⁰⁾经学颇有功夫，亦疑《易》非文王作，以为卦辞、爻辞皆孔子作，夫以卦辞、爻辞为孔子作，则《系辞》当非孔子作矣。然则《系辞》谁作之哉？皮氏于此未能明言。夫《易》自商瞿至田何，十二篇师师相传，并未有人增损。晋人发冢，得《周易》上下经，无“十翼”。此不足怪，或当时但录经文，不录十翼耳。《系辞》明言“《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如上下经为孔子作，则不得不推翻此二语。且田何所传，已有《系辞》，田何上去孔子，不及三百年，亦如今之去顾亭林耳。人纵疏于考证，必不至误认顾亭林书为唐宋人书也。又“文言”二字，亦有异解。梁武帝谓，“文言者，文王之言也”。今按“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此五十字为穆姜语，唯“体仁”作“体信”略异。穆姜在孔子前，故梁武帝谓为“文王之言”。然文王既作卦辞曰“元亨利贞”，而又自作文言以解之，恐涉词费。由今思之，或文王以后，孔子以前，说《易》者发为是言，而孔子采之耳。所以题曰“文言”者，盖解释文王之言。(www.xing528.com)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如孔子以前，但有六十四卦之名，亦何须数数披览、至于韦编三绝耶？必已有五千余字，孔子披览之勤，故韦编三绝也。陈希夷辈意欲超过孔子，创“先天八卦”⁽¹⁷¹⁾之说，不知八卦成列由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而来，其方位见于《说卦》传（即陈希夷所谓“后天八卦”）。当时所观之天，为全世界共见之天，所观之地，则中国之地也。今以全地球言之，中国位东半球之东部，八卦方位，就中国所见而定。乾在西北者，中国之西北也。坤在西南者，中国之西南也。古人以北极标天，以昆仑标地。就中国之地而观之，北极在中国西北，故乾位西北。昆仑在中国西南，故坤位西南。正南之离为火，即赤道。正北之坎为水，即翰海。观象观法，以中国之地为本，故八卦方位如此，后之“先天八卦”，乾在南而坤在北，与天文、地理全不相应。作先天八卦者，但知乾为高明之象，以之标阳，坤为沉潜之象，以之标阴，遂谓坤应在北，乾应在南。不知“仰观俯察”，非言阴阳，乃言方位耳。《礼》“圜丘祭天，方泽祭地。”郑玄注：祭天谓祭北极、祭地谓祭昆仑。人以北极昆仑，分标天地，于此可见先天八卦为无知妄作矣。

《汉书·五行志》刘歆曰：“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而则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然不知所谓《图》《书》者何物也。至宋刘牧⁽¹⁷²⁾以《乾凿度》⁽¹⁷³⁾九宫之法为《河图》，又以生数⁽¹⁷⁴⁾、就成数⁽¹⁷⁵⁾依五方⁽¹⁷⁶⁾图之，以为《洛书》。更有《洞极经》亦言《河图》《洛书》，则如刘牧之说而互易之，以五方者为图，九宫者为书。然郑氏、虞氏说《易》，并不以九宫、五方为图、书。桓谭《新论》⁽¹⁷⁷⁾曰：“《河图》《洛书》，但有征兆而不可知。”是汉人虽说《河图》《洛书》，却未言图、书为何象，宋人说《易》，创为河洛及先天八卦图。朱晦庵《易本义》亦列此图。其实先天图书荒唐悠谬，要当以左道视之，等之天师一流可矣。

其余说《易》者，汉儒主象数，王弼入清谈。拘牵象数，固非至当。流入清谈，亦非了义（《乾》《坤》二卦，以及《既济》《未济》，以清谈释之，说亦可通。然其他六十卦，恐非清谈所能了也）。《系辞》云：“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谓“冒天下之道”，则佛法自亦在内。李鼎祚⁽¹⁷⁸⁾《集解序》云：“权舆三数，钤键⁽¹⁷⁹⁾九流。”详李氏此说，非但佛法在内，墨、道、名、法，均入《易》之范围矣。然李氏虽作此说，亦不能有所发明。孔颖达云：“《易》理难穷。虽复玄之又玄，至于垂范作则，便是有而教有，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然《正义》依王、韩为说，往往杂以清谈。后之解者，因清谈而入佛法。虽为孔氏所不敢，然《易》理亦自包含佛法。论说经之正则非不但佛法不可引用，即《老子》“玄之又玄”之语，亦不应取。如欲穷究《易》理，则不但应取老、庄，即佛亦不得不取。其他九流之说，固无妨并采之矣。

《礼记·经解》曰：“《易》之失贼⁽¹⁸⁰⁾。”此至言也。尚清谈者，犹不致贼。如以施之人事，则必用机械之心。用机械之心太过，既不自觉为贼矣。盖作《易》者本有忧患，故曰“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若之何其不贼也！若蔡泽以“亢龙”说范雎，取范雎之位而代之，此真可谓贼矣⁽¹⁸¹⁾。夫蔡泽犹浅言之耳。当文王被囚七年，使四友献宝，纣见宝而喜，曰：“谮西伯者，乃崇侯虎也。”则文王亦何尝讳贼哉！论其大者远者，所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¹⁸²⁾是矣。“冒天下之道”者，权舆三教也。“开物成务”者，钤键九流也。然不用权谋，则不能开物成务；不极玄妙，则不能冒天下之道。管辂⁽¹⁸³⁾谓，善《易》者不言《易》。然则真传《易》者，正恐不肯轻道阴阳也。以上讲《周易》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