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入门课：章太炎国学讲义》：文字学重要三者：形、声、义

乾嘉以后，人人知习小学，识字胜于明人。或谓讲《说文》即讲篆文，此实谬误。王壬秋⁽¹⁸⁾主讲四川尊经书院，学生持《说文》指字叩音⁽¹⁹⁾，王谓尔曹喻义已足，何必读音？王氏不明反语，故为是言。依是言之，《说文》一书，止可以教聋哑学生耳。

今人喜据钟鼎驳《说文》。此风起于同、光间，至今约六七十年。夫《说文》所录，古文三百余。古文原不止此，今洛阳出土之《三体石经》，古文多出《说文》之外。于是诡谲者流，以为求古文于《说文》，不知求之钟鼎。然钟鼎刻文，究为何体，始终不能确知。《积古斋钟鼎款识》释文，探究来历，不知所出，于是诿之曰昔人。自清递推而上，至宋之欧阳修《集古录》⁽²⁰⁾。欧得铜器，不识其文，询之杨南仲⁽²¹⁾、章友直⁽²²⁾（杨工篆书，《嘉祐石经》为杨之手笔；章则当时书学博士也）。杨、章只识《说文》之古文，其他固不识也，欧强之使识，乃不得不妄称以应之。《集古录》成，宋人踵起者多，要皆以意测度，难逭妄断之讥。须知文学之学，口耳相受，不可间断。设数百年来，字无人识，后人断无能识之理。譬如“天地玄黄”，非经先生中授，如此数千年，口耳相受，故能认识。或有难识之字，字书俱在。但明反切⁽²³⁾，即知其音。若未注反切，如何能识之哉？今之学外国文者，必先认识字母，再求拼音，断无不教而识之理。宋人妄指某形为某字者，不几如不识字母而诵外国文乎？

宋人、清人，讲释钟鼎，病根相同，病态不同。宋人之病，在望气而知，如观油画，但求形似，不问笔画。清人知其不然，乃皮附六书，曲为分剖，此则倒果为因，可谓巨谬。夫古人先识字形，继求字义，后乃据六书以分析之，非先以六书分析，再识字形也。未识字形，先以六书分析，则一字为甲为乙，何所施而不可？不但形声、会意之字，可以随意妄然，即象形之字，亦不妨指鹿为马。盖象形之字，并不纤悉工似，不过粗具轮廓，或举其一端而已。如入字略象人形之侧，其他固不及也。若本不认识，强指为象别形，何不可哉？倒果为因，则甲以为乙，乙以为丙，聚讼纷纷，所得皆妄。如只摹其笔意，赏其姿态，而阙其所不知，一如欧人观华剧然，但赏音调，不问字句，此中亦自有乐地，何必为扣盘扪烛⁽²⁴⁾之举哉！

宋人持望气而知之态度以讲钟鼎，清人则强以六书分析之。然则以钟鼎而驳《说文》，其失不止编闰夺正而已。尝谓钟鼎款识，不得阑入小学；若与法帖图像，并列艺苑，斯为得耳。“四库书”列入艺术一类，其见精卓。其可勉强归入小学类者，唯有研究汉碑之书，如洪氏⁽²⁵⁾《隶释》《隶续》⁽²⁶⁾之类而已。文字之学，宜该形、声、义三者。专讲《说文》，尚嫌取形遗声；又何况邈不可知之钟鼎款识哉！盖文字之赖以传者，全在于形。论其根本，实先有义，后有声，然后有形，缘吾人先有意思，后有语言，最后乃有笔画也（文字为语言代表，语言为意想之代表）。故不求声、义而专讲字形，以资篆刻则可，谓通小学则不可。三者兼明，庶得谓之通小学耳。《说文》以形为主，《尔雅》《方言》以义为主，《广韵》⁽²⁷⁾之类以声为主。今人与唐宋人读音不同，又不得不分别古今。治小学者，既知今音，又宜明了古音。大徐⁽²⁸⁾《说文》，常言某字非声，此不明五代音与古音不同故也。欲治小学，不可不知声音通转之理。段注⁽²⁹⁾《说文》，每字下有古音在第几部字样，此即示人以古今音读之不同。音理通，而义之转变乃明。大徐《说文》，每字下注明孙愐⁽³⁰⁾反切，此唐宋音，而非汉人声读。但由此以窥古音，亦初学之阶梯也。要之⁽³¹⁾，形为字之官体，声、义为字之精神，必三者具而文字之学始具。

许君之言曰：“唯初太极，道立于一。”“一”之为字，属指事。盖人类思想，由简单以至繁复，苦结绳之不足致治，乃有点画以作识记，则六书次第，以指事居首为最合，指事之次为象形。《说文》之界说曰：“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此皆独体之文，继后有形声、会意，则孳乳⁽³²⁾而为合体之字。故形声之界说曰：“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会意之界说曰：“比类合谊，以见指、信是也。”指事、象形在前，形声、会意在后，四者具而犹恐不足，则益之以转注，广之以假借，如是，则书契之道毕，宪象之理彰。

指事之异于象形者，形象一物，事赅众物。以、（上下）为例，所赅者多，而日月则仅表一物。、字，视之察之，可知其在上在下。此指事之最易明白者，故许君举以为例。

指事之字，除、外，计数之字，自一至十，古人皆以为指事。但六（六）字从入从八，已属会意。四字象形，尚非指事，唯籀文作，确系指事。按莽布⁽³³⁾六七八九作，或为最初之古文，极合于“察而见意”之例。若七、九（七、九）两篆，殊不能“察而见意”也。

六书中之指事，后人多不了然。段氏《说文注》言指事者极少。王箓友《释例》⁽³⁴⁾、《句读》，凡属指事之字，悉以为会意。要知两意相合，方得谓之会意。若一字而增损点画，于增损中见意义者，胥指事也。指事有独体、合体之别，一、二，独体指事也。合体指事，例如下列诸字：

本（本），以木下一表根。末（末），以木上一表颠，不（不），象形兼指事，一以表天，下为鸟形，鸟飞上翔，不下来也，至（至），一以表地，上为鸟形，鸟飞从高，下至地也。此皆无形可象，故以一表之。又有屈曲其形以见意者，为大（大）象人形，侧其右曰夨（夨），侧其右曰夭（夭），交其两足则为交（交），曲其右足则为（尣）。夭、交、均从“大”而略变者也，均指事也。更如屈木之颠曰禾（禾），木之曲头，止不能上也。木中加一曰朱（朱），赤心木也。赤心不可象，以一识之也。牟（牟）牛鸣也，从牛，厶（厶）象其声气从口出。芈（芈）羊鸣也，从羊，象气上出。系豕足曰豕（豖），绊马足曰马（馬）。凡此皆不别造字，即于木、牛、羊、豕、马本字之上，加以标帜者也。

指事有减省笔画以见意者。如夕（夕），暮也，从月半见。（歺），伐骨之残也，从半冎。冎，义为剔肉置骨，冎而得半，其残可知。不（不，古蘖字），木之余，断木之首以见意。北（北）有相背之象。飞（飛，飞），上象鸟首，下为双翅，张其翅，以表飞翔之状，而迅疾之（卂），从飞而羽不见，疾飞则羽毛不能详审，故略去羽毛。今山水家画远鸟多作“十”字形，意亦同也。以上皆损笔见意之指事。又有以相反为指事者。如反正为乏（乏），正乏即算术之正负，乏即负耳。反人为匕（匕），相与比叙也。倒人为（七，化），变也，人死则化矣。反永（永）为，永为水长，为分支，分支则水流长矣。之（之）象草出于地；倒之为币（币），周也，川楚间有阴沉木者，山崩木倒，枝叶入地而仍生，岭南榕树亦反倒入地而生，此皆可见蒙密周匝之意。推予谓之予（予）；倒予谓之幻（幻），以骗术诈惑人而取其财，斯为幻矣。止（止）象人足，反止为，蹈也。此皆以相反见意也。故指事有三例：一增，一省，一相反。今粤人减“有”字二画为“冇”，音如毛，意为无有，此俗字之属于指事者也。

指事有兼会意，而会意有兼指事。盖虽为会意，仍有指事之意在。北从二人相背，从二臣相违，相背相违，亦有指事之意。两或颠倒而成，悖也；两止相背而成（癶），足剌也。亦兼指事之意。指事之例甚广，而段氏乃以为指事甚少，此亦未之思耳。但段氏犹知指事、会意，不容厕杂；而王箓友则直以指事为会意矣。要知会意之会，乃“会合”之会，非“领会”之会也。

造字之朔，象形居先，而指事更在象形之前。盖指事亦象形之类，唯象空阔之形，不若象形之表示个体耳。许君举日月二文为象形例，象日中有黑子，象日形之半，此乃独体象形，马、豕、、木、之类均是。至合体象形：果，田象果实，下从木；朵，象跗萼，下从木；象阡陌之状，而小篆作畴（畴）；裘（裘），古文作求（求），小篆加衣为裘，中象毛皮之形，皆合体象形也。母（母）从女加两点为两乳形；儿（兒）从儿，臼象小儿头囟未合，亦合体象形也。自独体象形衍而为合体象形，亦有不得不然之势。否则无女之两点，无儿之臼，孰从而识其为母、为儿乎？

象形之字，《说文》所录甚多，然犹不止此数，如钟鼎之，即为《说文》所未录者（钟鼎文字，原不可妄说，但连环之，可由上下文义而知其决然为环，经昔人谨慎考定，当可置信）。

造字之初，不过指事、象形两例。指事尚有状词、动词之别，而象形多为名词。综《说文》所录，象形、指事，不过二三百字。虽先民言语简单，恐亦非此二三百字所能达意。于是有以声为训之法，如：马兼武义；火兼毁义；水有平准之义，而以水代准（古音水、准相近）；齐有集中之义，斋戒之斋，即假齐以行。夫书契之作，所以济结绳之穷。若一字数义，仍不能收分理别异之功，同一马也，或作马义，或作武义；同一水也，或作水义，或作准义：依是则饰伪萌生，治丝而益棼矣。于是形声、会意之作乃起。

形声之声，有与字义无关者，如江之工、河之可，不过取工、可二音，与江、河相近。此乃纯粹形声，与字义毫无关系者也。劦部之恊、勰、協，皆有同心合力之意，则声而兼义矣。盖形声之字，大都以形为主，声为客。而亦有以声为主者。《说文》中此类甚多，如某字从某，某亦声，此种字皆形声而兼会意者也。王荆公《字说》，凡形声悉认为会意，遂成古今之大谬。故理董⁽³⁵⁾文字，切不可迂曲诠释。一涉迂曲，未有不认形声为会意者。初造文字时，决不尔也。

许君举武、信为会意之例。夫人言为信，唯信乃得谓之人言，否则与鸡鸣犬吠何异？此易明者。止戈为武，解之者率本楚庄王禁暴戢兵之意，谓止人之戈。但《大雅》：“履帝武敏。”《传》曰：“武，迹也。”则足迹亦谓之武。按《牧誓》：“不愆于六步、七步。”“不愆于四伐、五伐。”步伐整齐，则军令森严，此则谓之武耳。余意止者步省，戈者伐省，取步伐之义，似较优长。但楚庄之说，亦不可废。若解止戈为不用干戈，则未免为不抵抗主义之信徒矣。

会意之字，《说文》所录甚少，五百四十部以形声字为最多。《说文》而后，字书所收，字日以多，自《玉篇》《类篇》以至《正字通》《康熙字典》，则俗体浸多于前矣。

后人造形声之字，尚无大谬，造会意则不免贻笑，若造象形、指事，必为通人所嗤。如“丢”，去上加一，示一去不返，即觉伧俗可笑。今人造牠、她二字，以牠为泛指一切，她则专指女人。实则自称曰我，称第三者曰他，区别已明，何必为此骈枝⁽³⁶⁾？依是而言，将书“俄”属男，写“娥”属女，而泛指之“我”，当别造一字以代之。若“我师败绩”“伐我北鄙”等语，我悉改书为，不将笑绝冠缨耶？

转注之说，解者纷繁。或谓同部之字，笔画增损，而互为训释，斯为转注。实则未见其然。《说文》所载各字，皆隶属部首。亦有从部首省者：犛部有氂、有斄，氂与斄，非纯从犛，从犛省也；爨部有、有釁，但取爨之头而不全从爨也。畫（画）部有晝（昼），（梦）部有寐，有寤，有，晝为畫省，寤、寐、，皆非全部从（梦）。且氂，犛，牛尾也；斄，强曲毛也，与犛牛非同意相受。所以支鬲；釁，血祭：亦非同义。畫，介也；晝，日之出入，与夜为介：意亦相歧。寐，卧也，虽与义较近，而寤则寐觉而有言，适与相反。谓生关系则可，谓同意相受则不可。不特此也，《说文》之字，固以部首为统属，亦有特别之字虽同在一部而不从部首者。“乌部”有焉、有舄，与部首全不相关，意亦不复相近；犛、爨、畫、四部，尚可强谓与考、老同例，此则截然不相关矣。准此，应言建类一首，同意不相受。而江声、曾国藩辈，坚主同部之说，何耶？

或谓建类一首者，头必相同，如禽头与兕头同是也。余谓以此说“一首”犹可，顾“同意相受”之义犹未明。且《说文》所载，虎足与人足同，燕尾与鱼尾同。如言禽头与兕头同为建类一首，则此复应言建类一尾或建类一足矣。况“禽头与兕头同”在《说文》象形中，字本无多，仅为象形之一种。故知此说琐屑，亦无当也。

戴东原谓《说文》：“考，老也。”“老，考也。”转相训释，即所谓“同意相受”。“建类一首”者，谓义必同耳。《尔雅》：“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此转注之例也。余谓此说太泛，亦未全合。《尔雅》十二字，虽均有始义，然造字之时，“初”为裁衣之始；“哉”（即才字）为草木初。始义虽同，所指各异。“首”为生人之初，“基”为筑室初。虽后世混用，造字时亦各有各义，决不可混用也。若《尔雅》所释，同一训者，皆可谓同意相受，无乃太广泛矣乎？

于是许瀚⁽³⁷⁾出而补戴之阙，谓：戴氏言同训即转注，固当；然就文字而论，必也二义相同，又复同部，方得谓之转注，此说较戴氏为精，然意犹未足。何以故？因五百四十部非必不可增损故，如乌、舄、焉三字，立乌部以统之，若归入鸟部，说从鸟省，亦何不可？况《说文》有“瓠部”，瓠部有“瓢”字，瓢从瓠省，实则瓠从瓜，瓢亦从瓜，均可归入“瓜部”，不必更立一部也。且古籀篆字形不同，有篆可入此部，而古籀可入彼部者，是究应入何部乎？鸱，小篆从隹；雕，籀文从鸟，应入鸟部乎？隹部乎？未易决也。转注通古籀篆而为言，非专指小篆。六书之名，先于《说文》，贯通古籀篆三，如同部云云，但依《说文》而言，则与古籀违戾。故许氏之说，虽精于戴，亦未可从也。(www.xing528.com)

刘台拱⁽³⁸⁾不以小学名，而文集中《论六书》一文，识见甚卓。谓所谓转注者，不但义同，音亦相近。此语较戴氏为有范围。转注云者，当兼声讲，不仅以形义言。所谓“同意相受”者，义相近也。所谓“建类一首”者，同一语原之谓也。同一语原，出生二字，考与老，二字同训，声复叠韵。古来语言不齐，因地转变，此方称老，彼处曰考；此方造老，彼处造考，故有考、老二文。造字之初，本各地同时并兴举，太史采集异文，各地兼收，欲通四方之语，故立转注一项。是可知转注之义，实与方言有关。《说文》同部之字，固有转注；异部之字，亦有转注，不得以同部为限也。

《说文》于义同、音同、部首同者，必联绵属缀，此许君之微意也。余著《国故论衡》，曾举四十余字作证。今略言之，艸部：“葍也，葍，也；蓨，苗也；苗，蓨也。”交互为训，绵联相属，即示转注之意。所以分二字者，许君之书，非由己创，亦参考古书而成。、葍、蓨、苗，《尔雅》已分，故《说文》依之也。又如袒、裼、祼、裎。袒，许书作“但”；裼，古音如“鬄”。但、裼古双声，皆在透母。裸，但也；裎，但也。裎，今舌上音，古人作舌头音，读如“听”，亦在透母。裸，在今来母，于古亦双声。此皆各地读音不同，故生异文。由今论之，古人之文，转今为简。亦有繁于今者。《孟子》：“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实则但言，“袒我于侧”可矣。又古人自称，曰我、曰吾、曰卬、曰言。我、吾、卬、言，初造字时，实不相关，语言转变，遂皆成我义。“低卬”之卬，“言语”之言，岂为自称而造？因各地读音转变而假用耳。又，古人对人称尔、称女、称戎、称若、称而，《说文》“尔”作“尒”，即造“尒”为对人之称，其余皆因读音转变而孳生之字。“女”即借用男女之女，“戎”即借用戎狄之戎，“若”即借用择菜之若，“而”即借用须髯之而。古无弹舌音，女、戎、若、而，皆入泥母。以今音准之，“你”音未变，“戎”读为奴、为侬，“而”读为奈，皆入泥母。今苏沪江浙一带，或称“奈”，或称“你”，或称“奴”，或称“依”，则古今音无甚异也。又汪、潢、湖、污四字，音转义同。小池为污，《左传》：“周氏之汪。”汪训池，亦称为潢，今匣母，转而为污潢。《汉书》：“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左转》亦称“潢污行潦”。“汪”今影母，音变为湖。污、湖阴声，无鼻音；汪、潢阳声，有鼻音。阴阳对转，乃言语转变之枢纽。言与我，吾与卬，亦阴阳对转也。语言不同，一字变成多字。古来列国分立，字由各地自造，音亦彼此互异，前已言之。今南方一县之隔，音声即异，况古代分裂时哉！然音虽不同，而有通转之理。《周礼·大行人》：“属瞽史⁽³⁹⁾谕书名，听声音。”瞽（盲人）不能书，审音则准。“史”者史官，职主记载。“谕书名”者，污、潢彼此不同，谕以通彼此之意也。“听声音”者，听其异而知其同也。汪污潢湖，声虽不同，而有转变之理，说明其理，在先解声音耳。如此，则四方之语可晓；否则，逾一地、越一国，非徒音不相同，字亦不能识矣。六书之有转注，义即在此。不然，“袒裼裸裎”“汪污潢湖”，彼此焉能通晓？下三字与上一字，音既相同，义亦不异。此所谓“建类一首、同意相受”也。古者方国不同，意犹相通。

造字之初，非一人一地所专，各地各造，仓颉⁽⁴⁰⁾采而为之总裁。后之史籀、李斯，亦汇集各处之字，成其《史籀篇》《仓颉篇》。秦以后字书亦然，非仓颉、史籀、李斯之外，别无造字之人也。庶事日繁，文字遂多。《说文》之后，《玉篇》⁽⁴¹⁾收两万字，《类篇》⁽⁴²⁾收五万字，皆各人各造而编书者汇集之。后人如此，古人亦然。许书九千字，岂叔重一人所造？亦采前人已造者耳。荀子云：“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斯明证矣。是故，转注在文字中乃重要之关键。使全国语言彼此相喻，不统一而自统一，转注之功也。今人称欧洲语同出罗马，而各国音亦小异。此亦有转注之理在。有转注尚有不相喻处，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当时列国赴告，均用己国通用之字，彼此未能全喻，史官或有不识之字，则阙以存疑。周全盛时，虽诸侯分立，中央政府犹有史官可以通喻；及衰，列国依然自造文字，而史官不能喻。其初不喻者阙之，其后则指不识以为识。“今亡矣夫”者，伤之也。华夏一统，中国语言，彼此犹有不同，幸有字书可以检查。是故，不但许君有功，即野王、温公辈，亦未始无功。又字有义有音，义为训诂，音为反切。韵书最古者推《广韵》，则陆法言⁽⁴³⁾辈亦何尝无功哉！古有谕书名、听音声之事，其书不传，后人采取其意而为音韵之书。为统一文字计，转注决不可少，音韵亦不得不讲也。

假借之与转注，正如算术中之正负数。不转注，文字乃多；有假借，文字乃少。一义可造多字，字即多，转注之谓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如令、长是，假借之类也。“令”之本义为号令，发号令者谓之令，古之令尹、后之县令，皆称为令，此由本义而引申者。“长”本长短之长，引申而为长幼之长。成人较小孩子为长，故可引申，再引申而为官长之长，以长者在幼者之上，亦犹官长在人民之上也。所谓“假借”，“引申”之谓耳。惑者不察，妄谓同声通用为假借。夫同声通用，别字之异名耳。例如前后之“前”，许书作前（歬），今乃作剪。剪，剪刀之剪也。汉以后，凡“歬”均作“前”。《三体石经》犹不作“前”。夫妄写别字，汉以后往往有之，则汉以前亦安见其必无？周公、孔子，偶或误书，后人尊而为之讳言，于是美其名曰假借。实则别字自别字，假借自假借，乌可混为一谈？六书中之假借，乃“引申”之义。如同声通用曰假借，则造拼音字足矣。夫中国语之特质为单音，外国语之特质为复音。如中土造拼音字，则此名与彼名同为一音，不易分辨，故拼音之字不适于华夏。仓颉为黄帝史官，黄帝恐亦如刘裕一流，难免不写别字耳。是故同声通用，非《说文》所谓假借。《说文》所谓假借，乃引申之义，非别字之谓也。否则，许君何不谓“本有其字，写成别字，假借是也”乎？“本无其字”者，有“号令”之“令”，无“县令”之“令”；有“长短”之“长”，无“令长”之“长”：故曰“无”也。造一“令”字，包命令、县令二义。造一“长”字，包长短、长幼、官长三义，此之谓假借。

外此，假借复有一例。唐、虞、夏、商、周五字，除夏与本义犹相近外，“唐”为大义，非地名；“虞”为驺虞（古神兽）义，非地名；“商”为商量义，“周”为周密义，均非地名。此亦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也。如别造一字，“唐”旁加“邑”为“鄌”，虞、商、周亦各加“邑”其旁，亦何不可？今则不然，但作唐、虞、商、周，非依声托事而何？此与“令、长”意别，无引申之义，仅借作符号而已。

外此，复有一例。如重言之联语，双声之联语，叠韵之联语。凡与本义不相关者，皆是也。《尔雅》：“懋懋、慔慔，勉也。”“佌佌、琐琐，小也。”“悠悠、洋洋，思也。”“烝烝、遂遂，作也。”此重言之联语，有此义无此字，亦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之假借也。参差（双声之联语，参与不齐无关）、辗转（双声而兼叠韵。辗，《说文》作。与知恋反之转不相关），诪张（双声，诪或作侜，与幻义不相关），皆以双声为形容也。消摇（消者消耗、摇者摇动，皆无自在义）、须臾（须，颊毛也。臾，曳也。皆无顷刻义），皆以叠韵为形容也。有看似有义，实则无义者。如抢攘，《说文》无抢，作枪；攘作：二字合而形容“乱”义。要之，联词或一有义，或均无义，皆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也，皆假借也。是故不但“令、长”可为假借之例，唐、虞、商、周，懋懋、慔慔，参差、抢攘，均可作假借之例。由此可知假借之例有三：一引申；二符号；三重言双声叠韵之形容，皆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也。乌得以同声通用当之哉（同声通用，治小学者亦不得不讲。唯同声通用乃小学之用，非六书造字之旨耳）！

引申、符号、形容，有此三者，文字可不必尽造，此文字之所以简而其用普也。要之，《说文》只九千字，《仓颉篇》殆不过三千字，周秦间文化已启，何以三千字已足？盖虽字仅三千，其用则不仅三千。一字包多义，斯不啻增加三四倍矣。

以故，转注、假借，就字关联而言；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就字个体而言。虽一讲个体，一讲关联，要皆与造字有关。如戴氏所言，则与造字无关，乌得厕六书之列哉？余作此说，则六书事事不可少；而于造字原则，件件皆当，似较前人为胜。

造字之始于仓颉，一见于《世本》⁽⁴⁴⁾，再见于《荀子》，三见于《韩非子》，而《说文序》推至伏羲画卦者，盖初文之作，不无与卦画有关，如（坤卦，两边分，中间连）即坎卦是已。若汉人书坤作巛，《经典释文》亦然；宋人妄说坤为六断，实则坤与川古音相近，巛相衍，义或近是。《尔雅·释水》：“水中可居者曰州。”大地抟抟，水绕其旁，胥谓之州。故邹衍有大九州之说。释典有海中可居者四大洲之言。州（州）者巛之重也。气字作，与（乾卦，上分，下二连）卦近似。天本积气，义亦相合。此三卦与初文皆有关系。言造字而推至画卦，义盖在是。

《序》又言：“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初造书契。”此义汉儒未有所阐。案《抱朴子》：“八卦象鹰隼之翮。”其言当有所受。《易·系言》：“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所谓“鸟兽之文”者，鹰隼之翮当居其一。鹰翮左右各三。象其全，则为，去其身则为，此推至八卦之又一说也。

造字之后，经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则文以浸多，字乃渐备。初文局于象形、指事，不给于用。《尧典》一篇，即非初文所可写定。自仓颉至史籀作大篆时，历年二千。其间字体，必甚复杂。史籀所以作大籀者，欲收整齐划一之功也。故为之厘订结体，增益点画，以期不致淆乱。今观籀文，笔画繁重，结体方正：本作“山”旁者，重之而作“屾”旁；本作旁者，重之而作旁。较钟鼎所作踦斜不整者，为有别矣。此史籀之苦心也。惜书成未尽颁行，即遇犬戎之祸⁽⁴⁵⁾。王畿之外，未收推行之效。故汉代发见之孔子壁中经，仍为古文。魏初邯郸淳亦以相传之古文书《三体石经》（北宋苏望得《三体石经》，刻之于洛阳，见洪氏《隶续》，民十一，洛阳出土《石经》，存二千余字）。至周代所遗之钟鼎，无论属于西周或属于东周，亦大抵古文多而籀文少。此因周宣初元至幽王十一年，相去仅五十余年。史籀成书，仅行关中，未曾推行关外故也。秦兼天下，李斯奏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作《仓颉》等三篇。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后世谓之小篆。今观《说文》所录重文，古文有三百余字，而籀文不及二百。此因小篆本合籀文。籀文繁重，李斯略为改省。大篆、小篆，犹世言大写、小写矣。

秦时发卒兴戍，官狱繁多，程邈⁽⁴⁶⁾作隶，以趣约易。施用日广，于是古文几绝。秦隶今不可见，顾蔼吉⁽⁴⁷⁾《隶辨》言秦隶之遗于今者，若秦量、秦权、秦诏版等，文虽无多，尚可见其大意。大概比篆书略加省改，而笔意仍为篆书。即西汉之吉金石刻，虽为隶体，亦多用篆笔书写，与后世之挑剔作势者不同。东汉时，相传有王次仲者，造作八分，于是隶法渐变，即今日所称之汉隶也。今所见之汉碑，多起于东汉中叶以后。东汉初年之《三公山碑》，尚带篆意；《石门颂》亦然；《裴岑纪功碑》虽隶而仍兼篆笔，盖为秦隶之遗。桓、灵时之碑刻，多作八分，蔡邕之《熹平石经》亦八分也。八分与隶书之别，在一有挑剔，一无挑剔，譬之颜、欧作楷，笔势稍异耳。《说文序》又言：“汉兴有草书。”卫恒⁽⁴⁸⁾言：“草书不知作者姓名。”今案：草书之传世者，以史游《急就篇》为最先，而赵壹亦谓起秦之末。但《论语》有“裨谌草创”之语；《屈原传》亦有“屈平属草稿未定”语。此所谓草，是否属稿之际，作字草率牵连，或未定之稿曰草稿，均不可知。东周《乙亥鼎》文，阮元以为草篆，后人颇以为非。余谓凡笔画本不相连，而忽牵连以书者，即可认为草书之起源。如“二十”并作廿，“四十”并作“卌”是矣。又古文旅（止从，古旅字）或作，从止、从，可以六书解说。为之上半，应作，而今作，不能以六书解，或古人之所谓草乎？要之，此所谓草，与汉后从隶变者不同，必从大篆来也。《说文序》言：“秦烧灭经书，古文由此绝。”“绝”者不通行之谓，非真绝也。秦石刻之字，即古文“及”字，又秦碑“戎”字，亦系古文（小篆作戎）。而“廿”字秦碑中亦有之。盖秦时通行篆隶，古文易乱，不过施诸碑版，一如今世通行行楷，而篆盖墓碑，多镂刻篆文耳。

秦汉之际，识古文者犹多。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礼记》《春秋》《论语》《孝经》数十篇。《史记·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汉初传《尚书》者有伏生二十九篇，而孔壁所得多十六篇。夫汉景末年，去焚书时已七十年，若非时人多识古文也，何能籀读知其多十六篇哉？可见汉初犹多识古文也。《礼经》五十六篇，亦壁中经，中有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相应；余三十九篇，两汉尚未亡佚。观郑康成注，常引逸《礼》，康成当有所受。知汉时识古文者多矣。又，《论语》亦壁中经，本系古文，而《鲁论》《齐论》，均自古文出，虽文字略异，而大旨相同。试问当时何以能识？无非景、武之间，仍有识古文者，孔安国得问之耳。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张之献书，当在高后、文帝时，张以之传贾谊，贾作训诂，以授赵人贯公。贾由大中大夫出为太傅，在都不过一年，斯时张为达官，传授之际，盖略诏大意而已，岂真以一十九万字，手指口授，字字课贾生哉！则贾之素识古文可知。又《封禅书》⁽⁴⁹⁾言：“武帝有古铜器，李少君识之，谓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案之果然。”《太史公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凡此种种，均可见古文传授，秦以后未尝断绝。至汉景、武间，识古文者犹多也。

且也，《老》《庄》《荀子》，无今古文之别，其书简帛者，为古文无疑（作《吕览》时，尚无小篆）。秦焚书时，当亦藏之屋壁。迨发壁后，人多能读。不识古文，焉能为此？河间献王得古文先秦旧书《孟子》《老子》之属。《孟子》亦为古文书之，余可知矣。今人多以汉高、项王⁽⁵⁰⁾为不识字。其实不读书则有之，不识字则未然。项籍少时，学书不成，项梁教之兵法；沛公壮试为吏，皆非目不识丁者所能为。张良受《太公兵法》于黄石公⁽⁵¹⁾；萧何引《逸周书》以对高祖；楚元王与申公受《诗》于浮丘伯；张耳、陈余雅好儒术；贾山之祖贾祛，故魏王时博士弟子，山受学于祛，涉猎书记，凡此皆能识古文之人。汉文时，得魏文侯⁽⁵²⁾乐人窦公，年百八十，其书即《周礼·太司乐章》。窦公目盲，其书盖未盲时所受，定系古文。然一献而人能识之，可证当时识者尚多。至东汉许君之时，识古文者渐少。盖汉以经术取土，经典一立学官，人人沿习时制，其书皆变古而为隶矣。若伏生之二十九篇，当初本为古文，其后辗转迻写，遂成隶书。高堂生传《礼》，最初为篆为隶，盖不可知，《诗》则成诵于口，与焚书无关，故他书字形或有背谬，而齐、鲁、毛、韩四家，并无因字体相近而致误者。《易》以卜筮独存，民间所传，自田何以至施、孟、梁丘，皆渐由古文而转变为隶，《左传》本系古文，当时学者鲜见，《公羊》初凭口受，至胡毋生始著竹帛，为隶书无疑。大抵当时利禄之途已开，士人识隶已足，无须进研古、籀。许君去汉武时已三百余年，历年既久，识古文者自渐寥落。而一二古文大师，得壁中经后，师弟相传，辗转录副以藏。以不立学官，故在民间自相传授，浸成专家。此《三体石经》之古文所由来也。夫认识文字，端在师弟相传。《说文》所录古文，不过三百余字，今《三体石经》尚有异体，缘壁经古文，结体凌乱，有不能以六书解者，许君不愿穿凿，因即屏去不录，如《穆天子传》“八骏”之名，今亦不能尽识也。

汉时通行载籍，沿用隶书，取其便于诵习，而授受弟子，则参用古文。《后汉书·贾逵传》：“章帝令逵自选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人与简纸经传各一通。”盖简载古文，而纸则隶写。至郑康成犹然，康成《戒子书》云：“所好群书，率多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所谓“腐敝”者，古文本也。

马、郑《尚书》，字遵汉隶；而《三体石经》之古文，则邯郸淳自有所受。若今世所行之伪古文《尚书》，《正义》言为郑冲所作，由魏至晋，正《三体石经》成立之时，郑冲即依石经增改数篇，以传弟子。东晋元帝时，梅赜献之于朝。人见马、郑本皆隶书而此多古字，遽信以为真古文孔《传》，遂开数千年聚讼之端。今日本所谓足利本隶古定《尚书》，宋薛季宣《书古文训》，字形瑰怪，大体与石经相应。敦煌石室所出《经典释文》残卷，亦与之有相应。郭忠恕《汗简》，征引古文七十一家，中有古《尚书》，亦与足利本及《书古文训》相应。盖此二书乃东晋时之《尚书》，虽非孔壁之旧，而多存古字，亦足宝矣。

唐人不识古文，所作篆书，劣等字匠。唐高宗时之《碧落碑》⁽⁵³⁾，有真古文，亦有自造之字。北宋以还，钟鼎渐渐发现。宋人释钟鼎文者，大都如望气而知。清人则附会六书，强为解释。夫以钟鼎为古物，以资欣赏，无所不可。若欲以钟鼎刻镂，校订字书，则适得其反耳。至如今人讹传之龟甲文字，器无征信，语多矫诬。皇古占卜，蓍龟⁽⁵⁷⁾而外，不见其他。《淮南子》云：“牛蹄彘颅，亦骨也，而世弗灼。必问吉凶于龟者，以其历岁久矣。”可见古人稽疑，灵龟而外，不事骨卜。今乃兽骨龟厌，纷然杂陈。稽之典籍，何足信赖？要知骨卜一事，古唯夷貊用之，中土无有也。《庄子》言，宋元君得大龟，七十二钻而无遗策。唐李华有《废卜论》，可见龟卜之法，唐代犹存。开元时孟诜作《食疗本草》⁽⁵⁶⁾，宋苏颂⁽⁵⁵⁾《图经》及《日华本草》，皆言已卜之龟，必有钻孔，名之曰“漏天机”。虽绝小之龟，亦可以钻十孔。钻孔多则谓之“败龟板”也。夫灼龟之典，载于《周礼》。凿孔以灼，因以观兆。无孔则空气不通，不能施燋，无以观兆。今所得者，累然成贯，而为孔甚少，不可灼卜。或者方士之流，伪作欺人。一如《河图》《洛书》之傅合《周易》乎？其文字约略与金文相似。盖造之者亦抚摹钟鼎，而异其钩画耳。夫钟鼎文字，尚有半数可认，亦如二王之草书笺贴，十有六七可识，余则难以尽知，不妨阙疑存信。若彼龟甲文者，果可信耶，否耶？

贵州有《红崖碑》，摩崖巨刻，足壮观瞻。唯文字为苗、为华，讫不可知。邹汉勋强为训释，真可谓器真而解之者妄。又如古人刀布⁽⁵⁷⁾，不可识者甚多，周景王大钱，上勒、二文，解之者或谓“宝货”，或以为“燕货”。钱文类此者多，学者只可存而不论。大抵钟鼎文之可识者，十可七八，刀布则十得五六，至于龟甲，则矫诬之器、荒忽之文而已。

古昔器物，近代出土愈多，而作伪者则异其心理。大抵轻而易举者，为数必众。钟鼎重器，铸造非易，故伪者尚少。刀布之类，聚铜熔淬，亦非巨资不办。至于龟甲，则刚玉刻画，顷刻可成。出土日众，亦奚怪哉！

是故，居今而研文字，当以召陵正书⁽⁵⁸⁾为归。外此则求古文于《三体石经》，亦属信而有征。至于籀文，则有石鼓文在。如是而一轨于正，庶不至误入歧途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