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A对于国内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它能增强而非削弱图书馆馆藏，保证用户驱动采购资料至少使用一次以上，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投资回报，实现及时收藏，为用户提供更多内容的选择，提供详细的使用统计，更好地满足用户目前和未来的需求，同时确保未来的用户拥有他们需要的资料。实际上，DDA在许多国外图书馆都获得了显著成效。例如，新西兰开放理工学院图书馆实施DDA一年后，三倍地增加了用户可以访问的馆藏规模，同时可为用户提供通过STL来管理在线借阅的自主权，促使教职员工和学生参与馆藏建设[92]。佛蒙特州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图书馆DDA实践说明，与传统采购方法相比，DDA既可节省图书采购经费，也可节省书架空间[93]。圣安瑟伦学院盖塞尔图书馆(Geisel Library at Saint Anselm College)[94]、布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 library)[95]、普渡大学图书馆(Purdue University library)[96]都发现纸本DDA图书比图书馆馆员采购的图书有更高的流通利用率。
因此，图书馆馆长(特别是负责信息资源建设的馆长)应该高度重视DDA，积极地将DDA理念与方法推广到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实践中，加强图书馆DDA平台建设，解决DDA实践中遇到的技术问题与管理问题，同时加强图书馆与供应商、出版商在DDA上的合作。例如，2011年4月，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分校(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ersity，Pomona)图书馆启动了与YBP和Ebrary密切合作的DDA试点。根据YBP现有的纸本阅选计划，开发了一个阅选配置文件，删除一些流行的内容标题、教材、自助作品以及任何标价在200美元以上的图书，决定允许两个STL(每个借阅可以持续一天)，并按10%的图书订价计费，且不计入触发购买后的图书定价，在第3次使用图书时触发购买[97]。另外，肯特州立大学图书馆(Kent State university libraries，KSUL)利用图书批发商中介DDA模型与图书馆目录来提供与图书馆纸本阅选计划密切匹配的发现记录[98]，通过设置一些非主题参数来对内容和支出进行附加控制，通过开发千年综合图书馆系统(Millennium integrated library system)来促进采购点记录管理[99]，最终使KSUL馆藏使用更加活跃[100][101]。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在与YBP、Ebrary合作实施DDA一段时间后(截至2014年6月)，共触发购买了1401本书，其中47%来自排名前五的出版商——威利出版商(Wiley)、顶级大学出版社(toptiered University Presses)、泰勒和弗朗西斯(Taylor＆Francis)、化学橡胶公司(Chemical Rubber Company)出版社和Elsevier出版商[102]。(www.xing528.com)
一些图书馆采用其他电子书供应商来实施DDA。例如，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图书馆(the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library)[103]、史泰顿岛学院图书馆(the college of Staten Island library)[104]采用了YBP及其Gobi系统，选择NetLibrary作为电子书供应商。而选择EBL作为图书供应商来实施DDA的大学图书馆有丹佛大学(university of Denver)[105]、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the University of Texas，Austin)图书馆[106]、大峡谷州立大学图书馆(the 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libraries)[107]、斯威本科技大学(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图书馆[108]、丹佛大学彭罗斯图书馆(The Penrose Library at the University of Denver)[109]、布鲁克林法学院图书馆(Brooklyn Law School Library)[110]，且后两个图书馆同时还选择了NetLibrary作为图书供应商。斯威本科技大学图书馆最初利用EBL实施“基于短期借阅的DDA”，但在2016年转向“从访问到拥有的DDA”。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图书馆(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libraries，CSUL)最初也是与EBL合作开展DDA，但在2011年11月转向YBP，同时实施纸本DDA项目和参与科罗拉多研究图书馆联盟DDA活动[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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