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人通过欺骗行为使被害人对自己的财产损害形成了一种过失，当被害人已经怀疑行为人所描述的事实是否真实时，正好可以推断过失的存在。[24]也就是说，被害人对财产损害结果并没有肯定、明确的认识，也不愿意追求法益侵害结果，只是接受了自我损害的危险，他不是为了放弃法益，而是为了追求更多的利益，所以，被害人存在对自我损害的过失，不能适用被害人承诺来排除归责，只能是对自我损害的危险接受。
危险接受并非都由被害人自我答责，如果是自己危险化的参与，被害人实际支配了结果的发生，由被害人对损害结果自我答责；如果是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险化，被告人的行为支配了结果的发生，由行为人对损害结果负责。当被害人对诈骗事项有了“具体怀疑”时，就对危险有了十分明确的认识，且轻易地能采取措施来证伪，却轻率、疏忽地处分财产，容忍危险的发生，实际上是被害人完全控制、支配了财产处分。与完全陷入认识错误时行为人控制、支配财产处分不同，此时的被害人是有意在高度怀疑情形下作了危险的决定，他有很充足的理由来放弃危险行为却执意不为，犯罪的进程不在行为人手中，而是掌握在被害人手中。此时，行为人虽有优越的认知和地位，但并不能掌控、支配事件的进展，并不能控制被害人何时交付或是否交付财产，只能靠被害人的主动配合。当然，行为人可以选择告诉真相来阻止犯罪，但仅限于此，他并不能真正掌控被害人的行为，决定权仍然在被害人手中，被害人的怀疑越具体，决定权就越大，就越能支配犯罪的进程。所以，“在具体怀疑的情况下，被害人打断了由犯罪产生的整个因果流程”[25]，此时是被害人控制、支配了事件进程，即被告人的行为属于自己危险化的参与，由被害人对财产损害结果自我答责。(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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