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本文的缘起及“远因”。本文写作的“近因”，乃刑法学界近来关于不法原因给付与财产犯罪的关系之讨论[11]。从相关文献的论证可知，关于不法原因给付，别说是上述跨越民法与刑法（或行政法）领域之案例讨论，纵使单就刑法而言，仍是难以完全摆脱“伪命题”的深远影响。如果讨论相关刑法案例，忽略附随于犯罪的没收法律效果，同样会有“以偏概全”的缺憾，也同样会误蹈“法律鼓励黑吃黑”的陷阱。
简言之，刑法上关于不法原因给付与财产犯罪（如窃盗、侵占、诈欺等）的讨论，也常见“黑吃黑”质疑或类似论证的运用。例如，【例1a】【例1b】受托去行贿公务员之居间人丁却自己侵吞贿款、古董，或如【例2】职业杀手甲卷款潜逃（或【例2a】【例2b】丁侵吞酬金、古董），是否构成侵占等财产犯罪之问题。(www.xing528.com)
关于上开问题，仅以陈子平教授的代表作为例说明。陈文重点是刑法“犯罪成立”要件脉络，探讨出于不法原因给付之财产利益，得否作为侵占、诈欺等财产犯罪的适格客体，大体分为肯定说、否定说与折衷说；但陈文未处理本文关注的刑法“利得没收”脉络（及利得没收与民法不当得利之关系）[12]。陈文除梳理台湾学说及实务外，也旁征博引对此问题探讨较为详尽的日本刑法学界及实务见解。值得注意的是，其所援引的国内外见解，尤其是各种肯定说（例如，肯认侵吞不法原因给付者，仍应构成侵占罪），尽管讨论的是财产犯罪的构成要件该当性问题，但主要说理却都掺杂了“法律不应保护黑吃黑”的刑事政策考量，也因此陷入了前述“给付者v.受领人”到底谁比较应该受保护的民法格局与两难困境。更重要的是，由于没有考量不法原因给付的利得没收效果，因此这些刑事政策说理的“假设前提”（侵吞者竟可保有不法利益……）都有待商榷。以下分别说明肯定、否定说（及折衷说）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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