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黄教授前述说明，是以行为人对于物之利用计划为考察对象，借以判断排除意思之有无，依此，似乎认为应将排除意思与利用意思进行联结，不过，随后在其应用的说明中，则是稍有不同，较为着重在所有权人恢复原持有支配状态在物理上、心理上的可能程度。依此，被黄教授认可不具备排除意思者，必须在建立自己的持有并使用后，而在他人恢复原持有支配状态尚未发生困难前，就将他人财物返还，即可认为是不可罚的使用窃盗；反之，若已进入难以轻易自力恢复原持有支配状态的情形，则应认为是可罚的窃盗行为。
黄教授对于返还意思的批判与思考相当具有说服力，但是，其解释建议将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由于使用窃盗与普通窃盗在行为的方式上相同，如果我们将返还意思的判断与恢复可能性相联结，将处于窃盗罪结构的吊诡之中，因为，既然窃取的定义是要建立稳固的持有关系，那么，这就意味着，原权力人难以自行恢复被破坏的持有关系，例如自行追踪被盗财物之去向并进而取回。此自行恢复的困难性，不仅是在一般的窃盗罪中是如此，在所谓的使用窃盗中亦复如此。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吊诡，所以在黄教授于文末所提到的例子，大多因为恢复上的困难而被认定为具有排除意思而成立普通窃盗罪。(www.xing528.com)
再者，黄教授指出台湾实务上对于盗用存折、提款卡等问题上，法律意见有所改变，出现不少承认其具备不法所有意图的判决。但黄教授指出，盗用存折提款系冒用他人地位行使他人的债权，可能属于刑法上所不处罚的“利益窃盗”，不过考量行为人返还存折后，仍使原有之支配状态有所减损，所以仍可肯定利用意思，并主张此一思考，对于使用他人金融卡盗领他人存款的情况也同样有适用。此一见解虽然也相当具有说服力，但是，能否能用在其他案例仍值得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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