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三贤祠：治家天下朱柏庐，历史渊源、修建和管理

昆山“三贤祠”由来已久。最早的“三贤祠”出现在明弘治三年（1490年），是当时的县令杨子器在石浦的真如观创建的一个祠堂，用于祭祀卫泾、叶盛和张和。卫泾（1159—1226年），字清叔，号拙斋居士、西园居士，又称后乐居士，是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甲辰科状元，授官承事郎，添差镇东军签判，后历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著作佐郎、贡举参详官、淮东与浙东两路提举、起居舍人、礼部尚书、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等官职。他在朝为官时，清正廉明，后因韩侂胄妒贤嫉能、排斥异己而被罢官回家。六十八岁去世时，被追赠“少师”，追封“秦国公”，谥“文节”。叶盛（1420—1474年），字与中，正统十年（1445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后官至吏部左侍郎，死后谥“文庄”。他在边地做官从来不带家属，只带几个抄书人抄书，公务之余未尝一时辍书。他只要一看见好书，即使不是十分完整，必然要依照一定格式抄写。他收藏了大量的奇秘书籍，储藏的书目有两万余卷，留有《菉竹堂书目》六卷、《菉竹堂》六卷。张和（1412—1464年），字节之，号篠庵。他是昆山凇南人，正统四年（1439年）进士。景泰庚午年（1450年），受聘江西乡试主考，后来被授官南京刑部主事。六年后进入翰林院，应召修编《宋元通鉴纲目》。天顺元年（1457年），擢升为浙江提学副使。他平生以厚道自居，廉洁、耿介、端正、严谨，不进出权贵之门。享年五十三岁，死在旅馆之中。著作有《篠庵集》十卷及《篠庵论钞》《秋台清话》等。

康熙己卯年（1699年），朱柏庐先生的门生王喆生、吕廷章等人在朱柏庐先生生前读书、教学的相在书屋合祀孝定先生朱柏庐、节孝先生朱集璜和仁节先生陶琰。后来，相在书屋岁久倾圮，王喆生、吕廷章等人为了能够继续祭祀三位先生，就在马鞍山南、关侯庙的西偏修建了祠堂。修建的时间从己亥年（1719年）的秋天到庚子年（1720年）的夏天。一共花费八十多两银子，由王喆生、吕廷章和陶琰的儿子共同出资建造。吴宾王和陶越砥负责管理财物和召集工人，吕廷章的儿子吕浚负责监工、督理。康熙庚子（1720年）八月，祠堂告成，初名“三贤祠”，后改名为“崇贤祠”，在乾隆年间重修。咸丰年间，这个祠堂毁于太平天国运动。同治八年（1869年）冬，新阳知县四川巴江廖纶把该祠改建成专门祭祀朱柏庐先生的专祠，柏庐的门人附祀。

图60　原昆山中学校园内“三贤祠”

最后的“三贤祠”是建在西塘街的“三贤祠”，今天“昆山三贤”的说法就是出自这里。它建立的时间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在今江苏省昆山中学内，是为纪念顾亭林、归震川、朱柏庐而建造的。归震川（1507—1571年），字熙甫，又字开甫，名有光，别号震川，自称项脊生，昆山玉山镇人。他的住宅在玉山镇酒坊桥南，内有承志堂及左右夹室。他九岁就能读书作文，十岁时写了《乞醯论》，十四岁开始应童子试，二十岁考了第一，补为苏州府学生员。嘉靖十九年（1540年）中举，在应天乡试中考了第二名，声名大振，此后八次到北京参加会试都没有考中。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考中三甲进士，授湖州长兴县知县。隆庆三年（1569年）改顺德府马政通判，次年升南京太仆寺丞，留北京掌内阁制敕房，修《世宗实录》，因抱病坚持工作，死于任上。他开创了明朝中期的一代文风。顾亭林（1613—1682年），初名绛，字忠清，在昆山县学读书时的庠名叫顾继绅。明朝灭亡后改名顾炎武，字宁人，亦署蒋山佣，学者尊称他亭林先生。他一生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提倡务实的学风，开启了有清一代的朴实学风，被誉为清学“开山始祖”。顾炎武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其主要作品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古音表》《诗本音》《唐韵正》《音论》《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其中《日知录》中关于亡国与忘天下的著名论断，被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名句，争相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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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十五岁到五十九岁，是震川先生在科举道路上异常艰难的时期。每隔三年，就要前往北京，途中多次遇到危险，有时还受到某位同乡的阻挠和诋毁。虽然八次到北京参加会试都没有考中，但是他并没有被失败吓到，而是屡败屡战。他九上公车才得一第，考中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乙丑科范应期榜三甲第一百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初授湖州长兴县知县。在知县任上，他为民解忧，以德化民，抑制豪强，受理冤案，重视发展文化，把所学习到的知识用于对国家的治理上。他用古代教化的方法来治理老百姓，每次处理案件的时候，把涉案人员引到桌案前面，案子断好，就让他们离去；受理冤案，使几十个已经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得以昭雪；田地很多的豪强地主往往把土地私下划到贫穷的农民名下，让他们交粮纳税服劳役，归有光就命令改为由这些大户人家来承担税役；他还兴办学校，恢复对古圣先贤的祭祀，和贤能的知识分子交朋友，礼遇名臣的后代；对于犯法的人，他则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惩罚。隆庆三年（1569）改顺德府马政通判，次年升南京太仆寺丞，留北京掌内阁制敕房，修《世宗实录》，因抱病坚持工作，死在任上，在政治上终于实现了修齐治平的理想。他死后被葬在昆山城迎薰门内金潼港的墓地。

震川先生不仅在散文和科举方面有显著的成就，还关心地方事务。在家居时，为了将害死张贞女的恶棍绳之以法，归有光写了《书张贞女死事》《张贞女狱事》《贞妇辨》《与嘉定诸友书》《张氏女子神异记》《答唐虔伯书》《与李浩卿书》《与徐殷陆三子书》等多篇文章为之鸣冤，终于使肆虐诸元凶被法办。他还关心时事，写有不少有关水利、倭寇问题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文章，例如他写有《水利论》《水利后论》《论三区水利赋役书中》《三江图叙说》《淞江下三江图叙说》等文章，还有《三吴水利录》专著四卷。嘉靖间，倭寇肆虐我国东南沿海，荼毒江浙。归有光所写《御倭议》《备倭事略》《昆山县倭寇始末书》《论御倭书》等文章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倭情，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

西塘街和东塘街历来是昆山县城的繁华之地，由于西面可以通娄江而交通方便，许多大户人家都住在那儿。当时修建西塘街“三贤祠”的是汪伪政府，他们打着纪念顾亭林、归震川、朱柏庐的旗号，欺骗和奴役中国人民。很快，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此“三贤祠”后来被国民党政府改为“忠烈祠”。(www.xing528.com)

图61　新中国成立前的玉山镇东塘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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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四年（1657年），顾炎武为了躲避仇人叶方恒而离开故乡。此后，他主要生活在北方。即使在仇人叶方恒全家离开昆山到外地官署之后，他都没有回到故乡。其实，亭林先生也十分渴望回到自己的故乡。根据文献记载，亭林先生离开故乡后再也没有回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从经济方面来说，从康熙十三年（1674年）开始，亭林先生就没有收入，坐吃山空已有六年，而且先生每年的花销要一百二三十两银子。除此之外，先生还有刻书方面的花销，从老家带来的积蓄已经接近用完。更为不幸的是，先生寄存在戴枫仲家的五百两银子被其子窃去纳教谕的官职。当时，先生在经济上是越来越困难。而且，如果回到南方居住的话，经济开支是北方的五倍，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从性格方面来说，亭林先生坚持独立自主人格，他不想求人丧己，不愿依赖别人，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他说：“久居秦、晋，日用不过君平百钱，皆取办囊橐，未尝求人。过江而南，费须五倍，舟车所历，来往六千，求人则丧己，不求则不达，以此徘徊未果。”

从感情方面来说，故乡留给亭林先生不少痛苦的回忆：先是为了争夺家族的遗产，从兄顾维与侄子顾洪徽发起“家难”，亭林先生与他们打了四年官司；后因为杀死叛奴陆恩被囚禁在其女婿家中迫令自杀，幸而被好友归庄等营救得生；再因叶方恒向亭林先生寻仇使其被迫远离家乡。也许，亭林先生不愿因为回到家乡勾起那痛苦的回忆。

从精神寄托上说，亭林先生在南方的同道之人越来越少，先是在康熙二年（1663年）老朋友吴炎、潘柽章因牵连庄氏《明史》案被凌迟处死，后是老友归庄也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病死。然而，在北方，先生有一帮有气节、重情义、有学问的朋友，如李因笃、王弘撰、傅山等。他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大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