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柏庐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境遇和地位而放弃对百姓、对社会的责任。在朱柏庐看来，不管一个人在社会上处于什么地位，或为官或为民，都应该把关心世道放在第一位。是君子，就要做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在《愧讷集》中感慨道：“呜呼，此世道之不幸，民生之无禄，谓之何哉？吾辈少承父师之教，长读圣贤之书，而又不幸生于乱世，极目伤心，安得不动万物一体之怀。”不幸生于乱世的现实，使朱柏庐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但他对世道、对民生，仍然抱着一种悲悯、关怀的态度，他依然心系天下苍生，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情怀，体现了古代知识分子强烈的道德使命感。
不仅如此，朱柏庐还勇于针砭时弊，对明末清初的科举制度和世道人心，也有深刻的分析和揭露。
图53 校本教材公开课(www.xing528.com)
对明代科举制度的批判，朱柏庐在《毋欺录》中借唐朝来评说：“唐高宗朝刘晓上书言‘礼部取士专用文章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趋文艺。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虽诵万言何关治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况尽心卉木之间，极笔烟霞之际，以成斯俗，岂非大谬？夫人之慕名，如水趋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取士若以德行为先、文艺为末，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矣。’观此乃知取士之弊，今古一辙，而于我明专用八股一科，尤不能不三叹息云。”可见，朱柏庐认为明代科举制度的弊端：一方面在于科举取士只看重士人的文采而不看重士人的德行，另一方面在于科举考试流于八股文形式，只从“四书”“五经”中命题，命题形式单一，士人也大多只为追逐名利，科举考试难以选拔真正的人才。
对明末清初的世道人心，朱柏庐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他看来，今人嗜利好名，是导致世风日下、世道败坏的主要原因。他在《毋欺录》一书中哀叹道：“古之人不好名不好利，其后好利而犹或顾名，至今日而并不复名之顾矣，哀哉！”人们狂热崇尚功利和富贵才使得社会伦常秩序遭到了严重破坏。朱柏庐认为，如果举世之人都不好名利、不争爵位荣宠，而是以礼义廉耻为贵，努力维护纲常伦理，则可扭转世风，明朝也不会灭亡了。《毋欺录》中他引用唐太宗所说过的几句话慨叹时势：“唐太宗曰：‘朕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贵，若教以礼义，使之少敬长、妇敬夫，则皆贵矣；轻徭薄敛，使之各治生业，则皆富矣。’大哉王言，使后世人主知有尽贵斯民之道在乎敦礼尚义，而举世之人亦争以此为贵，不倾心乎夫爵位荣宠，则宇内何至有陆沈之祸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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