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的思想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成为儒家学派的重要思想范畴，并且具有伦理与哲学的双重意义。在先秦儒学家看来，“诚”既是一个表述宇宙本体特性的哲学范畴，也是一个表述人的基本德行和精神状态的道德范畴。《礼记·中庸》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载：“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即真实不欺的“诚”是天道的本质，是自然的变化以及变化的法则。所谓“思诚”就是要时时刻刻以“诚”为念，思行天道之“诚”以奉天就是人道。理学家在继承先秦儒学“诚”的思想同时，又有所发展和创新。
理学家把“诚”和“理”相提并论，认为“诚”和“理”一样，是哲学的最高范畴，程颐说：“无妄者至诚也，至诚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万物，生生不穷，各正性命，乃无妄也……诚者，理之实然，一而不可易也。”可见，他们认为“诚”与“理”都是世间一切事物的终极根源和普遍法则，既然如此，仁、义、礼、智、信、真、善、忠、孝等所有的封建道德都应该来源于“诚”。理学家们明确指出“诚”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核心，伦理道德都是“诚”的外延或具体化；不仅如此，理学家们还把“诚”作为修身养性的方法。朱熹认为修身最为关键的就是“诚意”。他在《中庸》集注中说：“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不能自诚其意，修德就无从谈起。
承继圣贤，朱柏庐在发展“敬”的思想同时，也肯定“诚”的价值，他认为，“诚”和“敬”是一体的、相互的，为人须“敬”更须“诚”。在《毋欺录》中，他进一步阐述了“敬”和“诚”的关系，“《易》于乾之二曰诚，坤之二曰敬。诚，圣道也。敬，贤希圣之道也。诚则必敬，敬则必诚……未有诚而不敬者，未有敬而不诚者。”总之，为人须“敬”更须“诚”，“诚”为贵，“诚”是做人做事的标准和要求，立身处事须“诚”。
在肯定“诚”的价值和重要意义的同时，朱柏庐也把“诚”放到哲学宇宙本原的高度去阐发。他认为“诚”是天道，是天理属性，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属性。《毋欺录》云：“亘古亘今，塞天塞地，一诚而已矣。”《学庸讲义》又云：“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岂不是诚为物之终始。大而天地之元会运世，其终其始，此诚也。微而朝菌之不知晦朔，蜉蝣之不知旦暮，其终其始，此诚也。故必自生至死，无一时不有实理，方成个人。自头彻尾，无一节不有实理，方成个事。”可见，“诚”是天命本然，宇宙本体，万物都有“诚”。(www.xing528.com)
然而，在朱柏庐看来，“诚”不只是宇宙本体，更是道德本体，是人应有的人伦道德，是人之道。《学庸讲义》云：“惟圣人原本诚为天道，始知人之一身，所具者心思耳目口鼻四肢之属，所接者父子君臣夫妇昆弟朋友之伦，一一皆有道理，道理一一皆具真实。而此真实道理，又绝不须自己安排布置，乃是天生吾身，即便赋于我者，而吾于是有所不容已矣。”天命本然之“诚”，下贯万物，并赋予人，人受而得之，不假外求。
诚，天赋予于人，表现在人身上，便具有了人伦道德的意义。《学庸讲义》云：“诚见于父子则为慈孝，诚见于君臣则为仁敬，诚见于兄弟则为友恭，诚见于夫妇则为义从，诚见于朋友则为有信，以至貌言视听思之恭从明聪睿都是自己所必当然的。”可见，人应该努力保存、发扬上天所赋予之“诚”，使之成为人事。既然如此，那么人就应该把“诚”作为立身行事的目标和道德的归宿。为此，朱柏庐在《学庸讲义》中劝诫道：“此诚之为贵，君子所以不敢自弃，死而后已也。其不自弃，非但恐不如圣人，即恐不如众人，并恐不如庶物。庶物皆有诚，而为人凡可不诚乎？……但须真知诚为天命之本然，则其当然之道，自不容已而周彻始终，曲成万物。此正皆本然之理，当然之道，一以贯之，如何可放得手？”可见，朱柏庐更愿意侧重在伦理道德层面谈论“诚”的实质意义，他论“诚”，主要目的在于引导人们遵守封建的伦理纲常。不过，他以诚为贵和立身处事须“诚”的态度，还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借鉴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