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到康熙初年，朱柏庐的道德、文章在昆山已经有相当大的影响，人们尊称他为“玉峰夫子”。由于乡人推重，“争设席以延君”为师，他不能遍应诸人所请，所以在家设馆教书，跟从他学习的人更多了。朱柏庐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业，而且注重品德教育。他“律己甚严而责人以宽”，身正为范，弟子们对他心悦诚服，“当是时，玉峰夫子之门彬彬然可观矣”。他是一位极有成就的教育家。弟子遍布太湖流域，其中有名的有四十多人。
朱柏庐对学生严格要求，顺治十七年（1643年），他题四语于某生座右，曰：“受人言，毋自欺。能力行，圣可希。”他对学生谆谆教导，在家设馆之后，“邑中重之，以子弟受业者几五百人”。
由于在教育实践中发现一般的教育方法难以使学生学到真正的学问，教学之余他不断反思，撰写了《辍讲语》。在教育中，朱柏庐也有难言的苦恼和无奈。身为明遗民，他绝意科举，却必须教人求取功名。他说：“今之所以立教者，时义也；而时义之所以致用者，应举也。余既脱弃儒冠，绝迹科目，则亦不复于时义中研虑覃精，以求其故，而犹高据函丈之座，指挥论列，无乃求者齐语而授者楚语耶？”
同时他认为应试教育的八股文对国家民族和个人没有用处，人们应当学的是程朱理学的性命之理、圣贤之道。他说：“至夫性命之理、心身之事、推己及人之术，圣贤之所为学，君相之所为治，曾未之一讲也少焉。”当时，学者和教者都不注重传授与学习修身立命之道。他时常用“立心之诚伪、行己之是非、交友之邪正、应事之得失”来补充应试教育的不足，无奈聘请他的人都不在乎这些。时人教育、求学只是为了功名、利禄。他担心，“仕者但知有利禄而天下无治功，教者但知有修脯而天下无学术”。在家设馆以后，他遂以讲论儒学道义为重，举业之外另设讲学，“阐发书义，商榷经史”。
图13 柏庐书法社开展临摹、创作活动(www.xing528.com)
图14 陈思源（学生）作品
图15 程有珖（学生）作品
图16 刘湘月（学生）作品
图17 姚诗雨（学生）作品
朱柏庐说：“世道凌迟，于今已极，强者凌弱，巧者罔拙，愚者辱贤，贱者暴贵，机谋气焰，靡所不至，人心习为固。”他认为当时世风败坏正是由于“人心不正，圣教不明，礼仪不修”。对于自己的讲学，朱柏庐是这样说的：“用纯讲学之举，诚有感于世道之陵夷、人伦之荒坏、士品之颓污、学术之晦盲，而又迫于诸君之意，因欲以塞河填海故智，于狂澜日下之势与诸君共挽回于万一。”可见，他讲学的目的是要挽救世风。他以大无畏的道德力量，努力挽救颓败的世风，声望更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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