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双十：难忘高中时光

1977届高中　潘清河

我中学是在双十中学就读的，当时学校的校名叫厦门八中，是“文革”时期改的，因为之前已有7所用数字命名的学校，所以只能排行“老八”。

1973年，我们小学毕业后全部进入中学就读，那个年代是没有升学考试的。初一总共13个班，读到高二时只剩下区区6个班，辍学的人数相当多。因为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的特殊年代，大学招生中断了，高考被取消了，又加上当时没有实施所谓的“义务教育”，大家毕业后的前途十分渺茫，许多同学或早或晚地离开了学校，有门路的便事先找到了工作。

我在初中时也受到同学的鼓动和影响，曾一度想辍学，早些出来赚钱，却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尽管当时我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都到偏远的山区武平上山下乡，对读书的前景已经没有任何指望了，但我父母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动摇，还是希望我能够继续完成学业。果然两年后，国家恢复高考，我幸运地成为受益者，从此我的命运被改写。我初中班级原先有50多人，初中还没毕业就只剩不到20余人，最终这些留下来的同学不得不分流到其他班级。

读初中时有三个老师当过我们班的班主任，最早的是叶璇英老师，这是一位十分善良的老师。记得有一次校运会，我报名参加400米，起初她可能不知道我会跑那么快，没想到比赛时我还跑得挺快，她看到后非常高兴，也紧跟在我的后面跑起来。她年龄比较大，平时就像妈妈一样关怀、呵护着我们。

第二任班主任是林振邦老师，他和著名作曲家雷振邦同名，是印度尼西亚华侨，从印度尼西亚回到祖国来教书。他很瘦弱，性情也很好，戴个眼镜，斯斯文文，讲话的声音也很细。有一次我们一起步行到集美，在海堤的人行道上，他还边走路边唱歌跳舞，很有幽默感。后来因他的爱人在杏林工作，就调到了厦门十中。

第三任班主任是刘于勤老师，因为她是教音乐的，唱歌音调很高，所以大家都叫她“高音抖”。她是部队家属，住在厦门海军司令部里面。当班主任时，由于我是班长，她经常把我叫到她家里谈班级的工作。我们毕业后，听说她调到了厦门五中。很久以后，有一次我偶然在厦门电视台的《特区新闻广场》节目中看到一则报道，说的是江头街道圆山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到一位身患尿毒症的病人家里打扫卫生，帮助做家务事。我一看房屋的主人，大吃一惊，这不是我的班主任刘老师吗？原来她退休后就搬到圆山南里。我马上联系圆山社区的书记，因为我们当时都是湖里区人大代表，所以相识。社区书记把她的电话给我，于是第二天我就买了一些营养品到刘老师家拜访。刘老师看到我，很惊讶，也很激动。她说，自从电视台播出后，厦门五中的一位学生给她打过电话，而我是亲自到她家里来，更让她觉得很欣慰。从那以后，我就成为她家的常客。因为她退休后演过好几部电视剧，我也曾看过几部，她的演技相当不错。后来我把她的一些剧照以及跟一些著名演员的合影请我学校的美术老师为她编辑几个版面，然后打印出来给她，她非常高兴，爱不释手。由于她要经常做血透，身体非常虚弱，因为一个人在家里也比较无聊，有事没事都要打电话跟我聊上几句，只可惜不久后她便驾鹤西去了。

读高中时，我们班的班主任是曾国贞老师，那时他才30来岁，年富力强，充满朝气。整个班级在他的带动下，搞得有声有色。他又是一个很有创意、很有活力的班主任。亲自给我们排练《长征组歌》，组织班级的理论学习小组，还经常带着我们野炊，让我们在那个青葱的学生时代，度过了美好而快乐的时光。

在中学的4年多时间里，只有邓小平恢复工作的半年里总算有读了一些书，大家恨不得把前面的损失补回来。然而好景不长，邓小平很快又被打倒，全国到处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热潮，才刚刚扭转过来的读书风气转眼之间烟消云散，很快又回到原点。学校虽有上课，但也经常下厂下乡。双十中学的学工挂靠单位主要是厦门罐头厂，我们几次到厂里劳动，任务就是削菜心，做罐头食品。在劳动实践中，大家干得不亦乐乎。林学惠同学还撰写了一首诗，袁玉敏同学还创作了一首歌。中午大家在厂里的食堂吃饭，食堂是用做罐头的下脚料来炒菜的，又油腻又好吃，感觉就像一年里等来的大年三十晚上才能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菜一样。主要是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大家生活拮据，平时都没得吃，所以吃到这么香的饭菜就像过春节一样。现在的学生，恐怕就没有这种体验和感受。

女同学接有线广播线

最难忘的是到杏林的曾营安装广播线。当时劳动地点分为两个，一个是集美，一个是杏林，我被分配到杏林。我们劳动的任务就是在杏林曾营路旁的广播线杆上安装广播线，每个电线杆大约有四五米高，每个人仅靠两条绳子爬到电线杆上面安装。虽然不是很高，但要爬上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一不小心很容易掉下来。这项工作既要靠力气也要靠技术。我们班的女同学个个都是巾帼不让须眉，爬得比男生还厉害，回到学校里还特地表演给全校同学看，当时有一些照片还记录了她们惊心动魄的精彩瞬间。劳动之余，我们还到海边去捡海螺。可是捡来的海螺却没有办法煮熟，我立即想到了林振邦老师，正好他爱人在杏林纺织厂上班，就住在曾营主干道旁的纺织厂宿舍，我们就把捡来的海螺拿到他家煮，他还给我们准备一些蘸酱。

下乡劳动对我们来说更是丰富多彩，虽然比下厂更辛苦，但大家还是满心欢喜，因为毕竟能到比较陌生的环境，看到那些从未见过的广阔田野，大家的心情无比激动。而到学校的农场——旧时的高崎机场是我们下乡劳动最频繁的地方，我去过多少次现在恐怕也记不清了。

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前身是国民党的军用机场，新中国成立后这个机场就停止使用。旧机场与现在的机场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当年我们到机场劳动时，由于废弃太久，荆棘丛生、荒无人烟，面积自然也小了许多，跟现在的机场不可同日而语。当时，我每天清晨要环绕机场跑一周，据说只有3000米，而现在的机场仅一条跑道就有3300多米。我们在机场上开发、种植。土地非常硬实，锄头抡下去立刻弹了回来，大家的手上很快开满了茧花。在师生的齐心努力下，坚硬的土地上总算长出了甘蔗。偶尔，我们还饶有兴致地偷偷躲进甘蔗林里乐一把，尽情享受劳动带来的甘甜。是啊！苦涩的汗水与甘蔗的甜美交织的那份惬意，至今我还不时地回味着……

有一次，我们从双十中学镇海校区出发，还拉着一辆装满垃圾的板车，经过江头、安兜，才到农场，总共走了将近三个小时。我们到农场劳动一住就是一个星期，这对我们这些很少出门的学生来说简直就是一次“旅行”。如果不是特殊情况，大家一般是不会请假的。中午经常吃咖喱马铃薯干饭，大家吃得津津有味，那个时候，我的饭量可以说是最大的，至少是现在的两三倍。在学校农场的日子里，我们白天劳动，晚上还要在农场专门修建的教室里上农基课。

学农不仅在学校的农场，有时还会到更远的地方。记得有一次是到海沧的石塘村，参加围垦造田。我当时是学校的田径运动员，因为面临着马上要参加市田径赛，必须留在学校加强赛前的集训，所以，学校没有让我们几个运动员参加劳动。可我们几个同学还是三番五次地找学校领导，闹着要去海沧，最后学校领导同意了我们的请求。当时到海沧可不像现在这么交通便利，海沧大桥建造之前都是靠船摆渡，而且要花很长的时间。我们到海沧石塘后，立马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中，一个人推着一辆小板车，运着土石到海边倾倒，围起一条堤，向海要农田。大家干劲很大，推着小板车一趟一趟地来回奔跑。

还有一次下乡劳动是到后溪靠近同安的地带。想不到去的当天就出了大事：别班有一个女生由于平时在城市里没有见过猪，结果在上厕所时看到小猪从厕所里冲出来，一时害怕便往后仰，没想到厕所旁边有一个大坑，她就这样不幸地掉下去，经过大家的极力抢救还是无法挽救一条花季的生命。

我们白天割稻子，水田的蚂蟥长得又肥又大，时不时来吸我们脚上的血，可大家还是自始至终地在田里干活，直到把任务完成。晚上我们到农民家串门，拉家常，我们几个同学还为当地农民吹奏口琴，有的还表演小组唱。因为那个年代能买得起、也最有条件学的乐器就是口琴。

进中学后，我就一直负责学校的黑板报宣传工作，从班级到年段再到学校。年段的黑板报刚开始是由巫日辰老师负责，后来是方秀兰老师负责，每次都是他们怎么布置，我就怎么做，并组织一些写字和画画比较好的同学一起来完成任务。有一次，我在学校教学楼一楼的大厅里出黑板报，有一位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的老人家默默地在我身后站了许久，饶有兴趣地看着我出黑板报。离开时，他还和我攀谈了几句，询问我的姓名，读哪个班级，学习情况怎样等等。不久，在一次全校学生的集会上，我第一次听到他生动的演讲，那异常雄浑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耳际回响。我一打听才知道，他就是刚从厦门一中调至双十中学担任革委会主任（校长）的张克莱老师。

说来也巧，张克莱老师到双十中学上任后所教的第一个班级就是我们班。由于我与他有过一面之交，算是比较“熟悉”，所以每堂语文课他总会提问我一些问题。而我当学生时又特别胆小，怕被他提问到，于是，上他的课，我总把头埋得低低的，希望他不要提问到我。然而尽管如此，还是逃不过他的眼睛。因而，上他的课，我是又喜又怕，课前自然也就更认真地预习，尽可能地把他下节课要上的课文好好地看几遍，把课后的思考题也好好思考，并且考虑要怎么来回答。一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他给我们上课的情景，特别是讲解恩格斯写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真是声情并茂、循循善诱，仿佛把我们大脑中的每一根神经都充分地调动了起来。同学们也常常说，听张老师讲课，简直就是一种享受。是啊！时光流转，往事如烟。然而，此情此景，我却永生铭记，难以忘怀。

张克莱老师为人谦和，平易近人，温和儒雅，博学多才。他不仅书教得好，做思想工作也十分到家。他常常和我们谈论政治，探究文学，研讨历史；也常常和我们一起写诗歌，参加赛诗会，办班刊，教我们怎样组稿、编辑和排版；还指导我们从《毛泽东选集》（第5卷）中选取重要而精彩的句段，编成一本《毛主席语录》。从那时起，我才懂得引用伟人或名人的语句要特别慎重，不能增字或减字，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能写错。显而易见，张克莱老师治学与处事是何等的严谨啊！(www.xing528.com)

张克莱老师是军人出身，他把部队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习惯也融入我们的学习生活中。有一次，我们在学校农场劳动，半夜里，忽然响起一阵阵紧急的哨声，原来是张克莱老师把我们从睡梦中叫醒，大家急忙打好背包，然后夜间行军，从农场经过安兜一直跑到江头的薛岭再返回农场。那时不少的同学怨声载道，直到现在，谈及此事，才深深体会到张克莱老师的用心良苦。的确，吃苦、磨炼意志对学生是很有必要的。所以，今天我们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大家都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我想，这一点应该归功于张克莱老师对我们有意识地培养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前排左二为张克莱校长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但总觉得自己没有画画的天赋。读初一时，学校举办学生画展，我当时也画了一幅画，还被展出来。后来被教美术的熊老师看中了，熊老师找到我，叫我每天下午第三节到他的美术教研室学画画，笔墨、颜料和纸张都由学校提供。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因为我是班长，社会工作比较繁多，尤其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学习得不到重视，政治活动却不少，尤其是班干部，经常要参加这个会议那个会议。当我就这件事向班主任征求意见时，班主任的回答是不同意，怕我影响到班级的工作。于是，学画画这件事，或者说是这个机会，就这样与我擦肩而过，现在想起来还会感到有些遗憾。

除了写字画画，我对写诗也颇有兴趣，在学校的黑板上，我看到曹骅老师的一首诗刊载在上面，我特地请教了曹老师一些写诗的要领。于是，我就开始订阅《诗刊》和《星星》杂志。每一期的每一首诗都反复地研读、欣赏。贺敬之、郭小川、何其芳、郭沫若、艾青、徐志摩、戴望舒、田间等现代诗人和当代诗人，一个个名字走进了我的视野。我也开始尝试写一些现代诗，于是，读诗和写诗就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一直到现在，我还坚持写诗，迄今已出版了《校园放歌》《诗缘》《远方的梦》《逐梦》《退隐闲赋》等5本诗集。

读高二的时候，我以“信天游”的形式写了一首题为《手捧入团申请书》的诗，我把这首诗拿给年段长彭永叔老师润色。没想到彭老师看后很感兴趣，便将这首诗在她所任教的两个班级教授，我也被她邀去坐在她所任课的班级教室后面旁听。其实，我写这首诗时只是有感而发，根本没有想那么多，而且诗歌的一些知识我也只是略知一二。可没想到彭老师却凭借着她的语言天赋和丰富想象力，分析得头头是道，讲解得入木三分。让我有些受宠若惊，万分感激。从那以后，我对诗歌更加感兴趣，也更加痴迷，并一发不可收拾。

高中毕业前夕，我鼓起勇气，将一首题为《致书架》的诗投进《厦门文艺》的投稿箱里。本想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没抱多大的希望，所以，投完后我也不当回事，时间一长也把这件事忘了。一直到我毕业后，有同学告诉我学校的信箱有我的一封信，我到学校的传达室一看，是稿费通知单，稿费两元。尽管稿费只有两元，但在那个年代，也算是一笔可观的财富。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的愉悦比物质的满足更令人欣喜。我迫不及待地把稿费领出来，刚好买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其实，比两元稿费更让我高兴的是我的处女作终于发表了。

在那个知识贫乏、文化缺失的年代，想读一本书有时比登天还难，这是现在的人所无法理解和想象的。高中即将毕业时，全国正在流行手抄本，《归来》（《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等手抄本霎时风靡全国。我们也借了一本《归来》，用几天时间把它抄完。抄完后，赶快把原书还给人家。不久，这本辛辛苦苦抄来的手抄本就被骆一兵同学借去看，他连上学校的厕所时也拿去看，结果一不小心手抄本就掉进了厕所里。我当时有些生气，好不容易抄好的手抄本就这样付诸东流。一兵同学很不好意思地拿了一本新的笔记本要赔给我，我对他说：“我心疼的不是笔记本，而是千辛万苦才把它抄下来，并且原书我早已还给别人了，想再抄也没那么容易了。”

我抄歌是从初中开始，当时这些中外民歌都被列为“靡靡之音”，抄的时候还得偷偷进行，尽可能不要让更多人知道。我总共抄了4本大大小小的笔记，每首歌的歌名都用美术字来写，笔记本上的空白处还根据歌词的内容插一些图，同学们看到后都很喜欢，后来被要走了三本，自己只留下一本，至今我还珍藏着。可被要走的那三本，在那个年代，这些手抄的歌本，多多少少也给我惹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抄歌，唱歌，不仅充实着我们当时的生活，而且还为我后来的写诗、创作歌词带来活水源头。至今为止，我已经与几位音乐老师、音协专家合作了17首歌。

我从小就很喜欢运动，足球、游泳都很喜欢，尤其是田径更是我的强项。我擅长中长跑，主要是400米和800米。读高中时，我参加了业余体校训练。每天上午在学校上课，下午就到厦禾路的工人体育运动场训练。同年段一起训练的还有吕超、谢荣华、黄雅凤等同学。当时体校还分发给我们衣服和鞋子，衣服上写“厦门”二字，运动鞋上也写着“厦体”，我们穿着它们走在路上同学们都羡慕不已。在体校训练其实也是蛮辛苦的，特别是长跑和中长跑。每一次训练，教练都要求我们中长跑项目的运动员一个上午或下午跑4次400米，每次都要求在一分钟之内，如果超过一分钟还要再重跑，第一次第二次一般能够达到要求，可到了第三次第四次大家体力都下降了，跑起来就很吃力，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是很难通过的。当时又是处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每个月的肉是按肉票来购买的，所以想要通过增加营养来增强身体素质是不可能的，只能靠自己的毅力来完成各项运动任务。我们每一次训练后，教练就分发给大家一人一张一毛钱的绿岛大酒家餐票，但当时一毛钱还是可以买到一些东西的，在绿岛大酒家可以买到一碗肉羹汤，至少也能补一下身子，增加一些营养。

我最敬佩的是我的年段长彭永叔老师。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个富有朝气、和蔼可亲的老师，朴素的衣着、慈爱的笑容、剪得齐整的短发，充满着青春活力。

她为人正直，虚怀若谷，不但给我们传道授业，还经常教育我们如何做人。我现在还清晰记得中学时出黑板报的情景，当时，我写字时总喜欢在字的一横或一竖后稍微勾了一下，彭永叔老师看到后对我说：“字要写得工整、大方，一横就是一横，一竖就是一竖。”她不但纠正了我写字的毛病，也让我从中悟出一个道理：字如其人，写字要方正，做人更应如此。

“亲其师而信其道”，毕业后的我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因而，跟彭永叔老师常有来往，也可以说是她家的“常客”。与她愉快地交心畅谈，常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她对我的到来也很高兴，有时候还风趣地说，本来身体觉得不适，跟我一番交谈后舒服多了。而每次拜访彭永叔老师时，我总是告诫自己，尽可能少说多听，正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是啊，她就是一本书，一本取之不尽、耐人寻味的书，从书中，我学到一些课改的新思想、新理念，也找到了做人做事的真谛。

像彭永叔这样的老师，双十中学还有不少，只不过很多老师没有教过我们，对他们的为人为学我们并不了解。教过我们的科任老师大部分都很优秀，如教物理的赖祖良老师，教化学的陈天佑老师，他们讲课都很生动，课堂气氛也很活跃。记得有一次，我们语文老师生病请假一段时间，学校的语文老师轮番上阵，轮流来给我们班代课，一个老师代一篇课文，每一个老师都有其不同的教学风格，真可谓“八仙过海”，精彩纷呈，也让我们受益匪浅。张程万老师、苏群老师、方秀兰老师……还有一些我现在已叫不出姓名的老师。所以，那一段时间，我最喜欢上就是语文课。

我们在双十读书的时候，彭一万老师没有任课，因他“右派”的帽子还没有摘掉，被安排在学校的后勤组上班。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在教学楼前摇晃着小树，彭一万老师远远看到后，便飞快地跑上来制止，然而，他没有训斥我们，也没有过多地说教，而是以一种特殊的眼神注视着我们，仿佛在告诫我们：要好好珍惜校园的一草一木，爱护这美丽的环境。我们从他炯炯有神的眼睛里，也似乎读懂了什么。从此，我们再也不敢摇树或损坏公物。由此可以看出，在教育过程中，有时候眼神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亚于勤快的嘴巴。

彭一万老师知识非常渊博，语言生动有趣，我们最喜欢听他的讲座，他讲话风趣幽默，又能旁征博引，哪怕听了几个小时也不会觉得累。周恩来总理逝世那年，彭一万老师给全校学生作了一场讲座，主题是讲关于周总理生平的事迹。一个是周总理事迹丰满、一个是彭老师语言生动，我们听得津津有味，陶醉其中，从而也让我们对周总理的生平事迹更加了解，对周总理的高尚品格更加崇敬。

黄金火老师是我们的副年段长，也是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他为人忠厚，十分慈祥。还记得当年讲鲁迅先生的文章时，他把课文分为4个课时，分别请4位同学上讲台来上课，我也是其中一个。他事先把有关课文的教参给我们备课，并分了我们几个上课的顺序，每天的一节语文课，都是由这4位同学依次上来讲课。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上讲台上课，比我回母校实习提早了两三年的时间，这次经历锻炼了我们的胆量，加深了我们对这篇课文的印象。因为我们会去钻研课文内容，对这篇文章印象就比较深。因为由我们来上课，同学更感到有趣，更有新鲜感，对课文的掌握相对也会比较牢。有时我在思考：假如没有母校的培养，没有这么多好老师的教育，也许就不可能有我现在的一点成就，尤其是我的18本个人专著的问世。

我们这一代人，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1976年是中国风雨飘摇的一年，三位伟人在同一年里相继去世，使全国各族人民陷入悲痛之中。记得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时候，当我们还沉浸在悲痛之中，上面却规定，不能设灵堂、送花圈，搞悼念仪式。可我们班主任还真大胆，带领着我们到厦门纪念碑向周总理献花圈。我记得花圈的挽联还是我写的。过了好几天，那个花圈孤零零地摆放在那里，庆幸的是还好上面没有追查。当听到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时，大家更是悲痛万分，好像整个天都要塌下来似的。当时学校还设灵堂进行哀悼活动，我还和几位同学在学校所设的灵堂里守了一夜。

中学时代，我们走过了最清纯的花季雨季，那是我们一代人的芳华。尽管有些往事不堪回首，但那些历尽沧桑的过往和曾经的酸甜苦辣，在我们的心灵里是那样的刻骨铭心，也成为我们共同的青春记忆。我们忘不了同学之间的深厚友情，忘不了老师们的谆谆教导和循循善诱，更忘不了母校对我们的关爱与培育。就像我在《我们的芳华》纪念册上写的：“双十中学，一座久负盛名的学校。今天，我们回到阔别已久的母校，重拾着那些散落的青春记忆和离别40年的时光。虽然找寻不到当年读书的教室，可记忆中的母校和上课的情景却时常在我们的脑海浮现。母校，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截岁月，更是一种青春、激情和荣耀……那些曾经走过的岁月，那些曾经唱过的歌曲，勾画出我们绚丽多彩的校园生活。”“三尺讲台，你们编织着一个又一个的教育梦；30多年教学生涯，你们托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太阳。你们用智慧和汗水，滋养着盎然的春色，把爱播种在希望的田野上。你们用坚实的步履，丈量着对教育的忠诚与执着。你们是槐台弦歌的一个音符，是春华秋实的一片绿叶，是教育改革的一支序曲，是学生心中的一缕阳光。我们骄傲，因为我们是你们的学生；我们自豪，因为我们是双十的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