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双十：樱花盛开、阿本的邻座与长跑之旅

1966届高中　林华水

近日去了趟日本京都，正是樱花盛开时节。自然不可能遇到居住在东京的阿本，但樱花倒是随处可见。正如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中写的：“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

阿本者，日本人也，老三届，本人的高中同学，出生于何地待考，成长于厦门，与日本母亲及中国继父生活。阿本和我同一年（1960年）考进这所有名的省重点中学初中部，我分在俄语班，他分在英语班。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一届成为待在双十中学时间最长的学生（从1960年到1969年）。

初中阶段我们虽然不认识，但阿本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重点中学的校规果然不一般，记得初一年级进校没多久的一次年段集会上，年段长薛老师宣布给予阿本警告处分。原因是他午休时间偷跑去游泳。男孩子谁都干过这事，只能怪他动静闹得有点儿大——当时他在水面扑腾了几下后，接着在水底待的时间也忒长了些，等到泳池救生员把他拖上来时几乎气息全无。我就此记住了这个名字，心里还暗暗佩服他阴阳两界来去自如的本领。

说来也巧，初二、三时教我们两个班语文的是同一位老师，即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年轻教师陈光验，他是我们班的班主任，一位可敬的、非常有魅力的老师（可叹往昔如昨，斯人已驾鹤西去）。陈老师教学很有特色，如在黑板旁贴“每日一诗（唐宋）”，于是我们总会绞尽脑汁塞几句诗词到作文里；课堂上用刚上市不久的录音机播放他朗诵的古文，别具一格的闽南口音更加深了我们对课文的记忆；开拓了“好文共欣赏园地”，“园地”里的作文总是大量堆砌着课堂中从未见过的新奇、美丽的辞藻，印象中阿本是“园地”上榜次数最多的一位。欣赏阿本的作文时，许多词语我要来回翻找字典还总是云里雾里的，同看当下中央电视台热播栏目《汉字听写》的试题一般，可见他中文功底有多了得。

后来我们都顺利升上本校高中，而且我和他还成了邻座（不是同桌，当年的课桌椅是单人的，桌子还连着前排的椅子）。我至今不明白的是，学校竟会把学俄语的和学英语的并成一个班，害得我们上外语课时，一半同学要轮流到别处去。有段晨读时间，阿本总是在我耳边大声背诵课文：“Imperialism and all reactionaries are paper tigers…”如今这一段的俄语我早忘得一干二净，而阿本并不悦耳的声音还那么清晰。

和阿本成为邻座的原因很简单——班主任庄逸民老师照顾我近视，论身高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坐到前两排。与阿本相邻利弊参半。学习成绩不错的他总说自己从不复习功课，也从不做作业，诱使某些人（也包括我）功课松懈，最后考试成绩都不如他。其实他作业从来没少交，而经常黑着的眼圈暴露了他在家偷偷地开夜车。这让我们早早地领教日本人确实是“狡猾狡猾地”。而且他总能够在课堂上随时搞怪说笑话，引周围同学捧腹、老师错愕，为紧张、枯燥的学习生活注入些许润滑剂。其实我很清楚，他这么做的目的只为了博校花一笑。校花就坐在我前排，她不但人长得漂亮、优雅而且极有教养，在“桂馥兰香”近距离熏蒸之下，偶尔才会颦眉回首，欲说还休。对此我唯一的办法就是装傻，而阿本一见，以为他的搞怪起“笑果”因而更加雀跃。有时她没来上课，他就一整天失魂落魄，唉声叹气。有一天课间，阿本突然冲向最后一排，对全班最高大的阿山劈面一顿日本式的拳脚，二人随即扭作一团，作为劝架人的我至今不明白他因何故发飙，似乎与校花收到一张特别的纸条有关。

校花是校文艺队的台柱兼校女子百米冠军，为了缩小差距，阿本悄悄练起长跑。对国际体坛动态颇有研究的阿宗说中长跑是日本人的强项，于是我们对阿本参加校运会1500米比赛充满期待。比赛开始阿本果然不负众望，十分风光地领跑第一圈，经过我们几个声嘶力竭为他加油的死党跟前时，他还轻松地向我们招手致意。第二圈后他前面的运动员渐渐多了起来，我们并没有失去信心，都站在终点处等待他的最后爆发。可是几乎所有运动员都冲过终点线，我们还没有看到他的踪影，抬眼一望，只见他倚在离终点100米开外的跑道旁的台阶上气喘如牛，满脸沮丧。从此，阿本就拒绝出现在田径场上。(www.xing528.com)

中学时代的好日子终因“文革”而结束。迷茫的、无所事事的我们几乎天天都把汗水挥洒在篮球场和海水里。“文革”结束并没有让我们重回安静的书桌旁，在货运火车、运牲口的汽车的接力输送下，同学们一批批来到“接受再教育”的第二故乡——闽西山区插队落户。

下乡前，听说班上几位女同学上街置办插队可能用得着的物品，全靠阿本大包小包肩扛手提着满街跟着跑，对此传闻我一点儿都不奇怪，相较于大部分男生的木讷腼腆，阿本的古灵精怪、落拓不羁，使他在班级中享有无人企及的女生缘，尤其是在漂亮的女生中间。不久我惊喜地打听到，阿本插队在我的隔壁公社。

阿本和我插队在武平最北边的两个公社，他那里才有通武平县城的公交车。有一年回家路过顺道拜访他，到了饭点，一直是自己开伙的他还没有生火做饭的意思。听到我肚子不争气地发出咕咕声，他豪放地一挥手“走，吃大户去”。“大户”是同村另一个知青点。要知道当时知青的生活费极低，知青点的伙食都是定人定量的。我们的突然降临令众人侧目，一顿饭吃得有如芒刺在背，阿本却毫不在意，始终同该知青点的女孩子们谈笑风生。

结束知青生涯后许多年都没再见过阿本，再见到他时，他已是日本某公司驻中国的代表，一个西装革履，讲着中文、日语时而还混杂着厦门土话甚至粗话的日商。以他的条件，日本人中没有比他更合适同中国人打交道的人选了，我们都为他找到能发挥特长的工作而高兴。生活之河平静而缓缓地流淌着，阿本又再次消失得无影无踪。阿本渐渐淡出老同学的视线，偶尔有人提起，我的耳边就会响起他那浓重的鼻音哼唱着京剧《沙家浜》中刁德一骚扰阿庆嫂的片段，那是他最喜欢的部分。唱词不得不改改：“阿本哥，真是不寻常，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腔，若无有损人利己的坏思想，焉能够胆大妄为不慌张。”

在京都的时候，我甚至幻想，在“绯红的轻云”中能看到阿本瘦小的身影。

也许，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一群不谙世事的中学生，正从团结楼、和平楼、建设楼、胜利楼、科学楼、北望楼（有些楼现在已不存在）……进进出出，或许有人违反校规正被处罚，或许他们正在晨读扯着嗓子比谁声音大，或许他们在后山运动场上跑得晕头转向，或许有人为了追女生而拳脚相加……他们正尽情地挥洒着青春的活力（在另一时空的我们只有羡慕的份），此时，母校教室的窗外，夏日的凤凰花像一团团火红的朝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