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同班同学陈福金 | 百年双十回忆

1966届高中　郭天赐

陈福金同学离开我们多年了，我时常会想起他。初中时我们同一年段，但他在（6）班，学英语，我在（3）班，学俄语，并无交集。高中时我们成了同班同学，从此开始了几十年的密切交往。他身材匀称并不胖，不知道为什么被封外号“肥的”，他也无所谓叫啥。其实他长相帅气，俊男一个。他为人真诚厚道，但怀才不遇，令人唏嘘不已。

他虽然没有机会上大学深造，文化素养却很高。他爱好书法画画，写得一手好字，文笔也很好。中学时代他就和后来成名成家的同学和书法爱好者一起练习写字，切磋技艺。当时经济条件不好，他就用毛笔蘸水在红色地砖上练字，寻找拓片临摹。班级的黑板报大多出自他的手笔，下乡时我们曾在圩上出过板报，也是由他编排绘制的。我到他工作的矿上去，成排的宣传栏我一眼就认出那熟悉的漂亮字体是他的杰作。他喜欢唐诗宋词，尤其是李白、李贺的浪漫主义诗作，也喜欢辛弃疾、苏东坡的词。看不出平日里沉默寡言的他，内心深处奔腾着浪漫主义的情怀！他跟我说过，毛主席磅礴大气的诗词有李白、李贺的遗风。当年，在乡下他就懂得比较文学，我惊讶于他的博学。常常听他说起一些名人名篇，我赶紧去找书来看，以便保有共同语言。他还喜欢篆刻，治了一方私章送我，行草字体，别具一格，我挺喜欢。他曾书写李白的一首《行路难》给我，我把它贴在农场宿舍的墙上，算是共同的期盼吧。遗憾的是，造化弄人，他终没盼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后来他调回厦门工作，在噪音很大的油船机舱当轮机员，与文学艺术不搭界，无以施展才华。他不会阿谀奉承，也不“为五斗米折腰”，只会埋头拉车，不懂抬头看路。做事他总是做好做在前，有好处他躲到一边，从不争荣誉地位。受表扬或赞赏，他会露出羞涩的微笑。如果当年没有那场运动，如果恢复高考他去参加，上大学对他来说不是问题，他的数理化也不错。可现实没有“如果”，这代人失去的太多。

上山下乡时，我们在同一个生产队。12个知青共同生活在一起，难免会有些磕磕碰碰，他总是默默地多做一些做好一些，从不计较。他是我们当中最早学会犁田耙田的强劳力，第一次评工分，他分数最高，得了8分，受到农民的赞赏。我们为他抱不平，为什么没和农民同工同酬，他也只是一笑了之。翌年，我俩先后调离生产队，他先调到县煤矿挖煤，之后我调到县良种场种田。有一次我去煤矿看他，他带我去矿区转转。我戴上安全帽进去，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洞内暗无天日，靠灯光照明，水上滴下流，湿漉漉的。有的煤层薄，人直不起身，得弯腰或爬着采掘。在里面让人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心里怕怕的，怕头上的石块掉下来，怕会塌方。出来后，我感慨道：宁愿在阳光下种田，也不愿到煤矿挖煤。他却说，待久了也没那么可怕，注意安全就行了。

他们煤矿所在地是进出象洞公社的必经之地，一些知青往返时会到他那里歇歇脚，他都热情款待。他觉得自己有工资比在农村劳动的同学好些，同学朋友去看他，他接待之余有时还给钱资助（路远的作路费）。以致很多年后大家话当年时，都念着他的好。由于离公社近，他也常回去看看。我们碰面时，他总会聊起村里的近况和知青的奇闻趣事，说到八卦新闻，我们都开怀大笑。我们农场在城郊，他因公因私来县里，我们常会见面，听他“讲古”，增长见识。因为他，我也认识了他们矿上的一些知青。(www.xing528.com)

1966年9月下旬，我们作为厦门市组织的师生代表之一，到北京参加国庆游行，住在一所规模不大的学校里。那时，每天早饭后发给每人两个馒头几片咸菜，再带上水壶，要求我们三两结伴去北大清华等高校看大字报。直到离开的前一天下午，我们两个才悄悄地跑到距离不远的颐和园去匆匆游览一下，还生怕被人撞上。我们到北京好几天了，除了天安门广场，那么多名胜古迹都没去过，心有不甘，壮胆“违纪”一次。

说来见笑，我是土生土长的海边旱鸭子，会浮不会游。有一年夏天，他和几个同学要去海里游泳，叫我也去，我不敢。他说：“我们几个保护你，怕什么？”不知道他去哪儿借了一个充了气的轮胎，让我套在身上。我们从他家附近的水仙码头下水，脚不着地，难免心慌。几个同学在我身边放慢速度游着，时而推我一把。而他始终边游边推着轮胎前进，叫我放松别紧张，陪着我向第一码头方向游去，让我也“畅游”一回大海，这也是我至今游得最远的一次。为了游这一趟，不知道费了他多少体力和精力……

斗转星移，涛声依旧，故人远去，一切已是物是人非，但我与陈福金同学那一段段美好的青春往事，我将永远常记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