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我考入双十中学。当时学校遵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办了工厂和农场。第二学期，我们离家步行到安兜农场学农。大家背着各自的棉被，远行十几公里，不少同学脚都磨破起泡，一到农场就累倒在草铺上。食堂阿叔连续叫了好几遍开饭了，可就是没几人及时回应起来吃，第一次感觉到农村真苦。有一天，班里分配我和王槐荫两人拉板车到学校运大米和杂物。在班上槐荫外号大肥，我绰号小肥。有同学调皮戏说：叫你两肥去拔“鹿角”（拉板车）正好，你们有力又跑得飞快。惹得我苦笑不堪。中午一点我们就到了学校，之后将两大麻袋米和农场需要的杂物往回运。路过同安路时，我非常想回距离大路70米左右的家看看妈妈，但就是不敢。那时要是懂“咫尺天涯”这词，我可能会触景生情而难过泄气。一路我俩使尽全力拉着板车。上了174医院陡坡过将军祠后，便是很长的下坡路。我叫槐荫坐上车，自己拉车头。不一会儿，觉得越来越轻松，索性也坐在板车前沿，只用两脚尖踮地飞快奔行，而且不时松开双手，欢呼着。吓得槐荫双手紧抓板车，高声叫唤慢点慢点。那时的我们只知道激越，真是初生牛犊不知怕。当我们把板车拉进农场仓库时，已经是煤油灯、马灯、汽灯都点亮的夜晚了。纪乃衡老师关切地询问我们一路上的安全情况，多给了我俩几个馒头，吩咐尽量吃饱。虽是淡淡的关心和简单的犒劳，但那温情我至今没忘。
那时，正是我们身体发育之际。在那困难的年代，我们参加体力劳动后，头脑中整日就一个讯号——“饿”。班里绍成同学，有南洋亲戚，每每寄来粮油等食品，聊解他家短食之难。一天，劳动工间休息，绍成叫我们六七个人到一旁，轻声说：“我带来一些补品，给你们大家都吃点补补营养。”说着打开一个用草纸折成、一寸见方的纸包，发给我们每人一粒比芝麻还小的糖精。“啊，苦！苦！”几乎每人都同时脱口叫苦。“苦才好，”绍成告诉大家，“我奶奶说苦才有效，人要能吃苦，先苦才后甜。”果然他的话未完，大家就已满口生甜，而且甜极了。那时我们的同窗之情，纯朴、真诚。我一直抱着这心态，走在人生道上，眼里看到和心里想到的，都是一些美好的事物。(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