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届初中 周继州
我1965年入校，就读于初一（7）班，入校时11岁。在勤工楼角上的教室里，我从带有印度尼西亚口音的潘明贵老师那里学到第一个完整的英文句子“An orange is orange.”；在彭一万老师的大折扇下，学到第一篇古文《苛政猛于虎》；在萨珍老师的圆规下，第一次懂得代数几何解题必须求证；在黄振富老师的画笔下，第一次听到图面要饱满，要有意境；在廖璇老师教授的音乐课上，五音不全的我第一次识五线谱；生物室里，在吴瑞雪老师的指导下第一次在显微镜下看到洋葱表皮的细胞。而在许雅丽老师的政治课，我第一次懂得什么是羞愧。那天的政治课排在下午第一节，讲到共产主义接班人的5个标准，我竟然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时已经下课。过后许老师从未提起此事，只是每次看到她，自己就感到窘迫。也是在那间教室，林世华老师的地理课上，我第一次因置身于偌大的地球而感到茫然。那是一段浑浑噩噩的憨稚时光，在校时间短，班上的同学尚未全部熟悉，有些男生连话都没有说过。只记得同桌是李志伟，同是实小毕业，但不同班，彼此从未正视过，也未争吵。他在桌上和椅子上画了一条线，我的手肘和裙带从未超过此线。他还算友善，手也巧，生物课时，总能灵巧地使用那台显微镜，聚焦、调光后就说“你看吧”。
还有一点儿学业外史。第一次下乡，全班同学都睡在铺了一层干草垫子的泥土地上。我和萨珍老师同一个被窝，睡了一星期。班上有同学问我，为啥与萨老师同睡？我没吱声。但我知道为啥，因为萨老师不仅是我的老师，且是妈妈的同事、多年的朋友，一路走来知己知彼。
第一次写大字报，班上布置的批判对象是黄则松医生，题目是“两面三刀的黄则松”。面对如此命题，我无所适从。黄医生不仅是校医而且是家里的常客，儿时生病感冒来看的就是黄医生，夜半高烧，赶到家里的也是黄医生。何谓“两面三刀”，我迄今没搞清楚。一张废报纸，在我手上翻来覆去，秃头毛笔蘸了又蘸，写不出一个字。
接踵而来的就是腥风血雨的“文革”。对我谆谆教诲，耳提面命的老师，一个个饱受折磨，毒打，侮辱，谩骂。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政治斗争。
短短的初一年，上过课的老师实为有限。但因为妈妈的关系，我有幸在之后的日子里认识了学校里几乎所有的老师。(www.xing528.com)
1970年初，妈妈领我拜见严棻老师。严老师是德高望重的外国语教育权威，为教育事业奉献一生。她任教于双十中学，负责高中部的外语教程和大学入考的外语辅导。拜见严老师，是我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转折点，初一后就没系统学习的我感觉像是没有经过任何学业上的努力，却连续跳了好几级，心里没底。我从此跟随严老师，在教学楼底层的一间小屋里上课，一周两节，从基本的国际音标开始学一直到莎士比亚英文原作。严老师尽心尽力，从单词到语法，从时态对比到文字含义，从英文书籍到英文报纸。她记忆非凡，哪年的高考出了什么考题，哪位学生写了哪篇短文，哪个语法容易出现运用错误等等全都记得。从中学到大学毕业，再到从事法律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严老师从当初的拘谨到相互理解和信任，我对严老师怀有高山昂止之感，她待我像是自家女儿，我们之间无所不谈。她为人高尚，处世泰然，心怀坦荡，仁慈宽和，对于人世之恩怨，缄口默言。到了90年代，严老师早已退休，但上门求学的学生仍旧很多，她一如既往，诲人不倦，20余年如一日。
80年代中期，李永裕校长和父母成了楼上楼下的邻居，久经风雨的同仁再加互通有无的邻里，实为人生有幸。众人皆知，李校长自“社教”运动后，就受隔离审查，到“文革”时，已经是身经百战的“运动员”，他个人所承受的体罚和精神折磨足以著书。那年回国探望父母，李校长陪夫人到家中打麻将闲聊。李校长健谈，风趣，记忆非凡。从厦门地下党讲起，到他接手双十中学，从学科设置到老师的特长，从年段班次到学生姓名、学生家境、学生兴趣、学生爱好，他记忆犹新，侃侃而谈。
2010年，我陪妈妈到学校参加退休教师聚会。聚会地点之高，相当于当年的北望楼，且一路上去都是又短又窄的石阶，妈妈当年85岁了，上那石阶比我来得起劲。到了会场，见到的多是一起走过特殊年代的同事，大家都已白发斑斑，步履维艰，岁月的风尘全都谱写在脸上的皱纹里，但是每个人都坦荡磊落，笑容可掬，善气迎人，人生劫难似乎未曾在他们心里留下黑暗。
《古拉格群岛》的作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说“在逆境中人有一种难以征服的精神”。但这难以征服的精神又是什么？是本能？是勇气？是坚韧？是豁达？是超脱？是大度？是容忍？是仁爱？是宽恕？是自尊？我还在苦苦思索，苦苦觅寻，苦苦探研。
如今，这些毕生奉献于教育事业的老师们，已经从容地、潇洒地退出了人生舞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老师们的名字将谱写在双十中学的百年史册里，但是他们的人生，他们的人格，他们的情操，则像是铜墙上的浮雕，将永远抹之不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