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双十：结缘与教育的不解之缘

1961届高中　许尔聪

我的老家普佑街44号，离双十中学很近，常常是双十中学敲预备铃，我们拎着书包赶到学校上课都还来得及。或许这正是当今社会常说的学区房吧！这优越的地理位置，注定了在这个家长大的孩子们都要与双十中学结缘。

我们四个兄弟，一个妹妹和一个外甥女都上过双十中学，在此接受教育。因此，每当经过镇海路（原双十路）的校门口，难以言表的感激之情就会油然而生。

从大哥到我外甥女，历史的跨度实在太大了，它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的战乱，到1949年后历次的政治运动，一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春风扑面而来，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免留下时代的烙印。而双十中学就像生命长河中的一段必经之路，像家门口通向五彩缤纷世界的一条巷道，我们家的孩子们就由此走向社会，历经磨难，走出自己多彩的人生。

40年代末，国内战乱频频，中国大地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何去何从是摆在每个青年面前不可回避的课题。为了逃避国民党抓丁，另外也为了给家庭留条后路，父亲令在双十中学念书的大哥许尔孝中途辍学，到父亲有投资的香港金龙布行当小伙计。尽管与大哥的理想相左，他内心一千个不愿意，迫于无奈，也为了我们这个家，大哥只好退学，只身前往香港谋生。几年过去了，局势趋于稳定，许多海外热血青年纷纷从世界各地奔赴内地，渴望着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大哥也不甘于在香港当个小职员，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几次给父亲写信，也给双十中学的巫日辰老师写信，希望能回双十中学复读。迫于无奈，父亲只能答应他回来，学校也同意他继续上高中。大哥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一边读书，一边还在大同路的建泰五金行里当会计，帮着做账，半工半读。1954年他从双十中学毕业，考上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当从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录取名录里查到自己的名字，他真是欣喜若狂。经过5年苦读，他终于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医师梦。

1959年秋天，他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由于家庭出身的关系，他被分配到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州医院，当了一名内科大夫。那时的楚雄，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又适逢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一切都那么匮乏。地处条件艰苦的穷乡僻壤，对于长期居于大都市香港、上海的大哥而言，更是感觉到天壤之别。然而，矢志从医济世的大哥许尔孝，对此从无怨言，反倒时常写信宽慰家中父老，“云南四季如春，一切皆好”。少数民族地区，缺医少药，他尽量因地制宜，用最便宜但疗效好的药品为患者治病，减轻他们的负担，深得患者爱戴。

大哥平时沉默寡言，一心扑在专业上，闲来只看与专业有关的书籍资料，钻研业务。别人用来闲聊、扯淡的时间，他都用来学习、钻研。为了帮助山区防治当时流行的克山病，他和医疗队踏遍滇西，楚雄州的每一个乡镇都留下了他们的脚印。“文革”期间，大哥一家流落楚雄乡间。幸好他高超的医术博得当地人的信赖，才躲过一劫。命运的跌宕起伏，多少人都为他惋惜，当初好好的香港不待，何苦回内地来受这份苦。然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有人把物质、享受看得很重，但大哥内心却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悬壶济世，为民除病是他最大的快乐，这一切与在双十中学学习时逐步形成的人生观密切相关。改革开放的80年代，知识分子迎来了生命的春天，大哥很快即被任命为楚雄州人民医院分管业务的副院长，被提名为云南省人大代表。地位变了，可他的志向依然没变，坚持在基层，坚持门诊为普通人看病。对于许多药品改头换面、变相提价的情况，他深恶痛绝，只要疗效相同，他一定坚持在处方中选用便宜的药。在他眼中人没有贵贱，对患者一视同仁。

随着80年代国家政策的宽松，周围一起分配到云南的同事、同学、朋友纷纷通过各种门路出国或调走，可大哥却把云南当成了自己的家，一直到退休。退休后，他一家曾回厦门小住，儿子也给他在厦门买了套房子，但他不习惯无所事事的养老生活，经过在厦门短暂的闲居，他决定要“打道回府”，发挥余热。他把楚雄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他离不开医院，他的病人……他治愈了无数的病人，却疏忽了自己的身体，以致于最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直到躺下的那一天，他还在为患者诊疗。1997年他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时也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www.xing528.com)

我和二哥许尔生都是双十中学1961届高中毕业生，我们都经历了“反右”运动、“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三年困难时期。尽管各种运动频频发生，冲击着正常的教学秩序，所幸双十中学并未脱离教书育人的宗旨，本着有教无类的精神，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关爱备至。一些家庭困难的同学，学校都予以帮助，不让他们失学、辍学，许多出身不好的同学在这里不被歧视。我和尔生都在双十中学加入了共青团，还当上了班干部。老师们的谆谆教诲，使我们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正是双十中学的包容和呵护，使我们在那个“出身论”盛行的年代，没有背上太多的家庭包袱，得以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

1961年由于三年困难时期，各个行业都进行压缩、整顿，高校录取率也降至12％。出身不好的同学多被拒于大学的门外，可在双十中学，我周围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都在这几年考上了省内外的知名大学。我和尔生也在1961年考上了福州大学和福建师范学院。我们这些同学都铭记母校的恩泽，发奋学习、经受了各种锻炼，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骄人的业绩。成为大学校长、教授、医生、教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努力奉献，给母校增添光彩。

我二哥尔生，大学毕业后扎根同安农村，无怨无悔，教书育人20年。直到1984年才调到厦门一中任高级教师。我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有幸被推上企业领导的岗位，1984年被任命为厦门电控厂厂长，中央提拔年轻专业人才的政策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平台。1985年在全行业最早从丹麦LK公司引进了Q系列旋转开关。1987年在全省最早引进比利时LVD公司的数控冲床、数控弯扳机和数控剪床，使厦门电控厂产品质量有了质的飞跃。为北京亚运会、上海大众汽车、武汉钢铁公司、首都机场、三峡左岸矽永久船闸等重点项目提供了可靠的配电设备，同时也提高了企业的知名度。1992年、1994年先后和知名的跨国公司ABB合资成立了ABB厦门开关公司、ABB厦门低压电器有限公司。同时，在企业内部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学习国外的先进管理模式，结合我们自己的国情，加强管理，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形成有自己特色的企业文化。为此，1997年和我大哥一样，在这一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饮水思源，没有母校奠定了我们报效社会的理想和抱负，怎能有日后的成绩和进步。

我弟弟许伟中和妹妹许淑云，分别在1962年和1963年也进入双十中学学习。尽管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和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双十中学首当其冲，对教学秩序冲击颇大，但此前良好的学习环境也为他们奠定了较扎实的知识基础。被历史洪流裹挟，他们都沦为“知识青年”，在街道和农村虚度了十多年，但他们都没有放弃对知识的渴求。虽然辍学多年，1977年恢复高考让他们看到了希望，1978年弟弟已在街道副业小组当组长，他毅然报名参加高考，并被顺利录取，但因录取的专业非他所愿，未去就读。后来，他还是脱产在电视大学完成了他的学业。借着邓小平1992年南方视察的春风，弟弟妹妹也都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下海经商。弟弟被举荐为中山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带领公司员工从无到有，奋斗20年，开发了多个楼盘，并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妹妹和妹夫赴杭州开办大华申贸易公司，为厦门许多知名企业提供配件，他们都没有辜负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恪守本分，竭尽所能。

值得一提的是，自小在普佑街44号老家长大的外甥女梁旭华，上学的年龄适逢“文革”席卷全国各个角落，在复课闹革命的时候上了厦门八中（即双十中学）。那时的中学已名存实亡，根本没有正规的教材和教学，即使这样，外甥女梁旭华也没放弃这仅存的学习机会。她努力吸收各种知识，请长辈教授英语，在双十中学念完初中，15岁就到美头山部队托儿所当保育员。恢复高考时她担心自己残缺不全的学历和支离破碎不系统的知识难以通过高考，但改变命运的渴望，使她不甘人后，决心背水一战。她请双十中学严棻老师突击补习英语，临阵磨枪，自己又学习了各种文科教材，大胆选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西班牙语专业。有志者事竟成，在1997年末，她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录取，梦想成真。北外四年寒窗苦读，她立志要做一名一流的中国西语专家。毕业后，在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两年，她再次报考北外拉美文学研究生专业，师从柳小培教授和智利著名文学教授诺尔曼科德斯。硕士毕业她申请到美国攻读拉美文学博士，并获得全额奖学金，带着无限梦想和憧憬远涉重洋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学习，并最终完成博士论文。她以一位黑头发、黄皮肤的亚洲人形象登上了美国大学的西语讲堂，教授西班牙和拉美文学。她的学识赢得了国外同行的尊重和赏识。2014年以来，她常被邀请回母校北外和北京其他大学讲课，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中美的莘莘学子。

这就是我们家从普佑街44号走出去，结缘双十中学，并由此走向更宽广社会的一群人的缩影。中间有苦有乐，有悲有欢，有落魄有得志，有失落有追求。然而，凭着双十中学“勤毅信诚”的校训，我们都走出了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