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勠力同心，历经28年的浴血奋战，结束了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受“帝、官、封”三座大山强取豪夺、残酷压迫的悲惨局面。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崭新的中国正式迈入世界舞台。但此时的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工业、农业、商业、文化业等各领域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同时，“自晚清以来便已具雏形的资本主义商业社会，在中国的土地上活跃了半个多世纪，人们的很多生活习惯已经适应了现代商业社会，无论是谈吐、言行、衣着，还是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打上了‘资本主义’的烙印，改弦易辙谈何容易”[2]？所以，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时期，为巩固新生政权，团结动员全国人民积极投身经济建设。他深刻指出：“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3]毛泽东正确认识到在我国政治优势高于当时经济状况的情况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期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因而，为了彻底扫除这些“思想残余”，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作的按语中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4]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在思想政治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仅标志着党对思想政治教育重要价值的认识从新中国成立前的军事领域拓展到了经济领域，而且还标志着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理论的框架雏形得以建立。正因如此，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巩固政权，进行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统一思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任务，迅速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落后境况。
自1957年到1966年，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期，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判断，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5]。这表明，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显现的各种矛盾已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必通过“疾风骤雨”般的革命方式进行，而是可以通过同步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的经济文化需要的方式发挥“生命线”价值。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发表，作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纲领性文件，毛泽东在其中强调：“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6]并且，毛泽东还强调了政治工作“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7]。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8]这一时期，毛泽东系统阐述了经济和政治、物质和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原则、主体、客体、方法、内容等，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理论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略趋向成熟。正是由于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理论的奠基和发展，使得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开始朝着现代化国家转型，不但建立了独立自主、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时人民主体意识和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怀着极其强烈的“主人翁”意识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www.xing528.com)
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党和人民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严重挫折。而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9]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一旦脱离党的领导，一旦背离马克思主义，一旦违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则将严重阻碍党和人民稳步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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