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变革”[6]。五四运动爆发前，中国的国情可谓内忧外患，内外矛盾对抗激烈，内部矛盾也在平静中酝酿升级。从社会矛盾运动规律来看，五四运动事实上也是由于中国社会对内对外矛盾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而爆发的。
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反映了“弱国无外交”的残酷事实，这是爱国主义主流话语传播的直接的历史语境。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会议的操纵，从理论和事实层面完整诠释了帝国主义对世界政治的控制与干扰，它们虽打着“公理战胜强权”的旗号装点门面，但中国利益惨遭损害的事实已直接揭开了帝国主义的虚伪面具。巴黎和会上的消息传到国内后，全国人民激愤异常，北京青年学生首先掀起反侵略、反卖国的怒潮。5月4日，北京13所大学的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进行集会、示威游行，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这种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升级的历史语境为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传播发展提供了条件，也显示出民众呼声对政府决策的直接影响。
北洋政府在列强面前羸弱无比，激起国人的愤懑情绪，民众对政府的不满转化为满腔报国热情。另一方面，也须看到爱国群众与政府的关系不只是激烈对抗的关系，还有沟通的关系。这种自下而上的爱国主义推动了人民的团结，也创造了充满斗志的惩处卖国贼、争取主权的话语环境，为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传播提供了强大的话语场域。(www.xing528.com)
旧制度的必然灭亡和新制度的呼之欲出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明确向度，这为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传播提供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历史语境。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不得民心，军阀混战不断，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加之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彻底引燃了民众的反帝反封建情绪，强烈的爱国主义主流话语得以彰显，激发着人民为新中国的到来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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