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住房主要矛盾变化的生成缘由

新时代的中国与19世纪的德国一样都处于社会转型期，但同时又呈现出许多新特征、新问题。因此，与恩格斯所处时代的住房矛盾生成相比，有其相似性与时代性。

首先，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是住房主要矛盾变化的直接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城市化和工业化“驶入了快车道”。人口流动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显著特征，近10年来（2008—2018年），我国流动人口从1.8亿人增加到2.45亿人，接近总人口数量的五分之一在省际流动。其中河南、山西、湖南、四川、安徽人口流出数量居全国前列，这些地区的人口以流入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深圳等发达城市为主，2016年深圳市的外来常住人口甚至接近70%。超量人口的流入，必然带来住宅短缺的问题。有限的城市用地只能承受有限的人口，高质量的住宅更是只有少部分可以入住，于是“城中村”“地下室”“工棚”等租金低、面积小、环境差的低品质住房成了中低收入人群的主要去处。

其次，城乡发展不平衡是住房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结果。恩格斯认为要解决住宅问题，必须消灭城乡对立。城乡发展的不均衡是城乡对立的重要表现。城市与农村发展的不均衡体现在收入、教育、医疗、消费、就业、政府财政投入等方面。身处新时代，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同样向往更高的收入、更好的教育、更完善的医疗、更理想的就业，但在目前，这些要求离实现还有很长的距离。因此，农村居民为满足自身对生活的需求与向往，开始从农村迁向城市。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住房矛盾由此产生。(www.xing528.com)

再次，传统的住房观念是住房主要矛盾变化的思想因素。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居者有其屋”的住房观念。住房最开始作为生活必需品出现，是家庭存在的物质载体，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以拥有数量更多、面积更大的房屋作为一种财富的象征。近年来，住房已经被作为一种资本进行“炒作”，房屋已经不是为了满足居住的需要，而具有了一定的资本属性。住房所处的地理位置成为影响价格的最大因素，城市越发达，住房越靠近城市中心，房价越高。

最后，不完善的住房体制是住房主要矛盾变化的外部缘由。目前市场住房供给的主体是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在供求关系影响下，房价一路攀升，房地产企业为获取高额利润，往往大力修建高档的、大户型的住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中低收入人群对住房的需求；政府以供给公租房、廉租房等保障性、公益性住房为主，这类住房数量少、获取资格要求高，而且在分配住房环节存在不规范行为，分配管理不到位、分配标准不透明，存在“拉关系、走后门”现象，致使一些中低收入人群无法真正获益。因此，供给主体的单一化、保障性住房分配存在的不规范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住房矛盾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