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整理与分析大卫·哈维误解中国道路的原因，可以看到，哈维首先陷入了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之中，他视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独有的发展方式的观点，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导致其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中国道路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哈维便从资本逻辑出发，结合空间批判理论，认为中国在市场主导下吸收国外资本以发展国内资本，并凭借资本和技术优势，在资本发展存在空间不平衡的状态中，打破空间区隔，通过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影响，来控制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的空间权力，形成利于维护和发展自身利益，甚至谋求霸权的新的空间秩序，从而实现国内相对剩余资本的增殖运动，并缓和国内生产危机。所以，中国道路的实质是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影响力也逐渐增大，成为国际认可的经济大国与强国，但这同时也招致许多与哈维一致的误解和质疑，所以，合理地看待中国道路，正确理解中国道路的根本属性显得尤为必要，这就要求我们以全面的、辩证的和历史的眼光看待中国道路。
首先，我们要全面地看待中国道路，避免陷入经济决定论的误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产满足生活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1]。从某种程度上说，包含物质生产在内的经济活动的确能够解释一切事物，但这并不代表经济决定着一切，中国道路也并非如哈维所认为的那样，是“资产阶级力量的重建”，因为人类的历史是丰富多彩的，是由经济、政治、社会和军事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不可能仅归因于单一的经济因素。“经济归根到底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22]一方面，辛亥革命失败后，官僚资产阶级掌握了经济命脉与资源，而代表工人和农民等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势力十分弱小，但正是中国共产党才能成为领导中国发展的核心力量，带领工人，团结农民，促成抗战统一战线，并最终实现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的过程鲜明地体现了“工人、贫农等无产阶级基数大、被压迫程度深”的特殊国情，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把握国情的基础上，团结和领导广大无产阶级力量，才能够突破自身的经济劣势，掌握中国发展的领导权，有力地驳斥了经济决定论。另一方面，新中国经过三大改造，过渡到公有制程度较高的社会主义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推动着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根据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公有制及计划经济处于决定地位的中国绝不会走向倡导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道路；恰恰与经济决定论的观点相反，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式。所以，在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既要看到经济的作用，也要看到我国的特殊国情。
其次，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中国道路，正确认识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本质和超越性。一方面，我们要正确认识中国道路的根本性质。公有制是科学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三大改造完成后，生产资料公有制制度得到实质性确立，在“四项基本原则”被提出的同时，公有制经济也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等举措得到加强和完善，仍然稳固地占据着我国经济的主体地位，所以，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不仅没有发生转变，反而日益得到增强和巩固，而非如哈维所说的“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醒目出场，部分而言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所带来的意外结果”；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道路的另一形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阶段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公有制和计划与私有制和市场相结合，是一种大胆的制度创新，它是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在把握世界的时代主题和中国计划经济的缺点时所提出的。在以和平为主题的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着眼于经济建设，服务于无产阶级，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市场经济在公有制基础上，通过雇佣劳动、自由竞争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下供需不匹配及供应不足等状况，对物质资料的合理配置、劳动积极性的激发、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的繁荣，却并没有把中国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此外，我们要看到中国道路的超越性。中国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内在地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是中国对自身的超越。如上所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则相应成为新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23]，这表明中国道路超越了生产方式天然带有政治属性的观点，形成了中国道路的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道路包含着共产主义发展方向，决定了其内在所具有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性，这体现为在共产主义阶段阶级和国家的消失以及物质生产的目的将由维持生活转向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
最后，我们要历史地看待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道路既是对同时代国内革命、建设经验和苏联模式的经验总结和超越，也是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面对当前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限制，中国道路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规律，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制定并落实了“一带一路”等政策。中老铁路、中缅天然气管道、“丝绸之路”生态万里行、沙特延布炼厂等“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大工程项目，一方面强化了跨国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加强了国际范围内资金、技术、资源的双向流通，满足了不同国家对石油、天然气、钢铁及食品等工业和资金、人力的需求，既扩大了国家间的贸易，也促进了国家间平衡发展，绝不是哈维眼中的资本的空间发展和新型对外扩张模式。
总的来说，哈维的确看到了中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经济的作用。但对市场经济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误解和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导致哈维从资本逻辑、“新自由主义”、“新型对外扩张模式”角度看待中国道路，并通过空间批判理论批判中国道路的发展。这既反映出西方学者对中国道路的误解，也侧面表明我们阐释中国道路的必要性。
中国道路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具有丰富的内容，其中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构成了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鲜明底色，是中国道路的决定性因素，而市场经济则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加强国际联系以顺应时代潮流的动力。经受过列强入侵和殖民的中国，倡导平等、和平、友好、互助和共赢，在国际上始终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不仅体现在对外话语与宣传之中，更鲜明地熔炼于中国道路的内涵之中。
新时代，中国在通过减税降税、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及一带一路建设等措施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也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及绿色发展等举措，加强对市场经济的调控与引导。所以，全面、辩证、历史地看待中国道路，避免如哈维一样陷入新的教条主义，是把握中国道路的本质、理解中国道路发展内涵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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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薛稷.空间批判与正义发掘——大卫·哈维空间正义思想的生成逻辑[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4）.
【注释】
[1]李鹏飞：海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www.xing528.com)
[2]袁久红，陈妍冰.以资本自由化与空间化逻辑误读中国——评大卫·哈维对中国道路的分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5）：108.
[3]薛稷.空间批判与正义发掘——大卫·哈维空间正义思想的生成逻辑[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4）：111.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5.
[5]薛稷.空间批判与正义发掘——大卫·哈维空间正义思想的生成逻辑[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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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4.
[10]袁久红，陈妍冰.以资本自由化与空间化逻辑误读中国——评大卫·哈维对中国道路的分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05）：108.
[11]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0.
[1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
[13]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M].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25.
[14]袁久红，陈妍冰.以资本自由化与空间化逻辑误读中国——评大卫·哈维对中国道路的分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5）：108.
[15]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87.
[16]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42.
[17]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26.
[18]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8.
[1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5.
[20]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李杨，任文科，郑义，等校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114.
[2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8.
[22]王文鸾.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经济解释的解释[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6）：33.
[23]余金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新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写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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