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认为中国市场化道路是资产阶级力量的重建，他将市场经济视为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因此，在他眼中市场经济便带有资产阶级性质，这表明哈维陷入了经济决定论之中。但是，他并没有看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联系并不是单向的，生产方式不会自行决定出某种特殊类型的政治、文化或者一系列社会观念”[20]，只有生产方式与一定的阶级相结合，才会具有政治属性，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中国道路正是中国共产党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相结合的产物。所以，哈维割裂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双向联系，在忽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重要反作用的基础上，赋予了市场经济以资本主义性质，因而最终导致了其对中国道路的误解。
2.大卫·哈维忽视了中国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大卫·哈维仅仅站在当前的社会历史阶段看待中国道路，忽视了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与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密切联系。一方面，哈维没有看到自1840年我国受到列强入侵以来，封建地主阶级改良派受阶级及制度的局限性的影响未能实现民族独立，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也由于自身萌芽晚、发展不足，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具有强烈的依附性，无法肩负起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只有经五四运动孕育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才推翻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完成了民族独立的任务，确定了无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地位，这也就决定了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根本性质。(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哈维未能发现中国道路形成于中国的社会改造和建设时期。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学习甚至照搬苏联模式，经历了三大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等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历史时期，既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也经历了极“左”、极右思想的影响。这就是说，正是在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探索中，逐步形成了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与思想。
此外，哈维忽视了中国道路中蕴含的历史规律。哈维没有看到，中国道路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中国具体国情、苏联建设经验和国际环境等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这既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又保证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适应性，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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