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采用的是一种目标明确、方法多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性发展模式。一方面，中国道路是整体的社会主义道路。它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指向性，它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另一方面，中国道路由众多部分组成。中国道路是“一条单向两车道”，即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的地，且拥有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条车道，既提供了快速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的市场经济道路，也提供了协调生产、保证公平的计划经济道路。党的自身监督与建设、政府组织的改革与审查和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与废除，从政治上层建筑层面保证了社会主义根本性质。但哈维仅看到了市场经济，并将之视为决定性的部分，从而忽视了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误解了中国道路。
哈维忽视了中国公有制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是中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出台了一系列如创新创业、减税降税等的经济政策，建立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这维护和发展了国内外资本在中国的利益，兑现了“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9]的承诺。但哈维被市场经济蒙蔽了双眼，片面地认为“中国的市场化道路不过是市场经济的重建”[10]，忽视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未能看到宏观调控和部分的计划等调节和管理市场的政治行为才是决定中国道路整体性质的关键部分。
哈维忽视了中国道路的关键部分——党的领导和政府的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施和迅速发展不仅意味着政治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更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政治上层建筑的良性反作用，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管理中发展的，即政治上层建筑是中国道路的关键部分，规定着中国道路的前途和整体性质。很显然，哈维仅仅看到了市场经济决定的相应的法律、政策等政治上层建筑，片面地秉持经济论观点，将市场经济视为决定中国道路整体性质的关键部分。然而，“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1]，哈维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和以政府为主导的政治上层建筑对一切领域的绝对领导权。
此外，哈维忽视了中国道路作为整体具有部分所不具备的功能。一方面，中国道路的发展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导向，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关系，只是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实现和发展无产阶级生产力，符合“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2]的历史规律，具备单纯市场经济所不支持的公有制生产关系的根本属性；另一方面，中国道路的确立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协调为基础，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新时代政治、文化的基础，又受到政治、文化影响。其中，党的领导对其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中国道路拥有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具备的协调生产和稳定经济的优势。但哈维过分强调中国道路中的市场经济要素，致使其站在“资本逻辑”的立场上误解了中国道路。
2.大卫·哈维忽视了中国道路是对立统一的矛盾综合体
大卫·哈维不仅赋予市场经济以阶级性质，还过于关注中国道路中的市场经济，这割裂了二者之间的统一性。哈维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醒目出场，部分而言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所带来的意外结果”[13]，并称“中国的市场化道路不过是‘资产阶级力量的重建’”[14]，这表明，大卫·哈维赋予市场经济以资产阶级性质。实际上，哈维忽视了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也可以受到无产阶级的改造与管理，为社会主义服务，所以，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都是发展生产的方式，都统一于物质生产实践，兼具社会主义本质特性和资本积累的中国道路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综合体。(www.xing528.com)
一方面，哈维看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矛盾。中国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以公有制为基本特征，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5]，它追求公平与效率的协调；而私有制主要体现为市场经济及其内在的资本逐利特性，它以实现产品的剩余价值为目标，仅注重效率，忽视了公平。所以，哈维敏锐地观察到了在当前生产力水平尚未高度发达的历史阶段，中国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资料公有制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哈维忽视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资料公有制都服务于中国道路这一事实。生产资料公有制及私有制的确存在着矛盾，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具有的社会主义属性和发展的开放性使得两者为社会主义生产服务成为可能，并在党的领导下成为现实。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协调运作即是鲜明的体现，这就是说，中国道路能够综合运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通过市场经济提高生产效率，协调运用计划经济保证分配公平，最终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哈维正是忽视了这一点，导致他得出中国道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结论。
此外，哈维的资本逻辑导致哈维产生“中国道路走的是新自由主义及新型扩张模式”的误解。哈维对中国道路的资本逻辑的片面理解掩盖了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所以，哈维眼中的中国道路及其发展全然属于资本主义性质。在哈维看来，中国道路是资本积累的道路，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等对外政策也是考虑空间不平衡的现状，打通外界空间阻隔，实践空间修复理论，实现国内剩余价值的时空转移，以此缓和国内矛盾，并实现剩余价值的新自由主义和对外扩张的新模式。但哈维并没有看到，“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16]。
3.大卫·哈维忽视了中国道路内部蕴含的超越性
中国道路是由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它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内在蕴含了辩证法的自我否定性。哈维过于强调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地位，将其误解为中国道路的决定性因素，没有全面辩证地看待中国道路的历史背景。一方面，资本凭借科学技术及市场经济的环境，在不断创造新的生产力的同时，创造了大量的劳动产品，这就为相对合理的再分配，即实现相对公平提供了现实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7]转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8]，这表明，在当前历史阶段下，生产力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所以，允许私有制和资本存在与发展，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道路的必然选择，而推进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为高级阶段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即是社会历史发生质变的过程，蕴含着市场经济特色的中国道路也会随着“上午捕鱼，下午打猎，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19]的生活的实现而实现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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