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中国道路驱动资本主义国家的空间修复

大卫·哈维从空间批判理论出发，将改革开放视作中国道路的资本转向的历史起点，即由于处于“空间不平衡”之中，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并借助市场经济发展国内资产阶级力量，并在资本逻辑下凭借积累的资本和技术优势在“空间修复”理论下制定对外政策，开展对外活动。

中国的发展是“空间不平衡”的体现。哈维认为：“如果没有空间不平衡的生产，资本主义早已偃旗息鼓，遑论在当代的迅猛发展，空间不平衡的生产乃是资本延续生命的‘还魂丹’。”^[3]近代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低，拥有广阔的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是“资本逻辑”下的空间不平衡的天然温床。一方面，资产阶级通过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等资产阶级革命形式和明治维新等改革方式掌握了国家政权，并凭借着工业革命，经历了由大规模的工场手工业向机械化、自动化与智能化的大机器生产转变的历史阶段，“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了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近代中国内受封建势力的摧残，外受帝国主义的入侵，且国内资产阶级未能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掌握国家政权，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发展程度低。哈维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中，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作为补充计划经济的重要手段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与西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发展程度具有较大差距，这为西方资本的空间转移与再生产提供了良好的空间条件。(www.xing528.com)

中国道路是“空间修复”理论主导的。哈维认为：“空间不平衡对于资本剥削的存在论功能主要体现在‘创造性破坏’‘空间修复’‘剥夺性积累’等资本运行的过程当中。”^[5]由资产阶级“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固有矛盾所导致的普遍社会贫困，引发了生产的相对过剩，致使剩余价值无法实现，危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延续和发展，所以空间不平衡为解决资本积累危机提供了新的剥削空间。一方面，中国作为资本手段和技术手段相对不发达的地区，是发达国家转移剩余资本，进行新的再生产与剥削活动的新地区，这在为资本发展提供新的空间的同时，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实现了资本的空间修复，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空间差异和空间不平衡；另一方面，哈维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吸收外国资本，接受资本的空间修复的结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带一路”倡议、援建非洲等对外政策与活动则加速了国内相对剩余资本的转移和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