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批判费尔巴哈局限于单纯的直观和感觉来看待人与感性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现实的人”后，接着通过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的辩证关系阐明了“现实的历史的人”。因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28]。只有完整“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29]才能揭秘人类历史的本质及前进规律。这种把人的生产的本质看作是一个交往活动的“过程”，实质是创造性继承黑格尔“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30]的具体体现。不同于黑格尔借助人类历史来证实自我意识的能动发展，马克思把人的产生与人之间“现实的、能动的关系”作为“历史的结果”[31]来考察人与历史的有机统一。在这里，“感性活动”通过能动的社会关系得到阐明，而促进这种关系的正是带有反思意识和目的性的物质精神需要。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详细论证了在“需要”的推动和创造原则下，“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等历史构成因素是如何矛盾运动的。首先，“感性活动”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而进行的一系列满足生活所需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同时也是物质生活本身和意识的构造过程，它作为生产力，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32]。其次，正是人类意识使“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求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才是真正的“第一个历史活动”。[33]再次，伴随着新需要及工具的生产的同时，人们还从事着人口的繁殖即自己生命的生产和延续活动，并在此过程中缔结了最原始的社会关系——家庭。与此同时分工也随之发展起来，最初表现在性行为等方面的简单分工上。最后，社会关系进一步丰富发展为“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34]，进行“共同活动”的方式也是生产力的体现，因为“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即决定着社会的交往形式。在考察了人们的物质联系即“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还具有意识”[35]。但意识并非纯粹的，必须通过“语言”才能表达出来，这个意义上，语言和意识是同一的，“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36]。正是因为附带某种需要的反思意识才使真正的分工随着物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逐渐确立起来。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不一、需要不同，导致社会意识千差万别。于是，“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37]与这种不平等的分工形式相应的不平等的分配，以所有制形式表达出来。马恩解释道：“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不过分工是相对于活动而言的，所有制是相对于活动的产品而言的，这就使得社会关系以利益的矛盾冲突方式表现出来。个人或家庭利益与社会交往中人们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在所有制形式中变得固化和尖锐。一部分人为了维护其“共同利益”，不仅营造一个“普遍利益”的观念让社会其他成员理解并承认它，而且联合成为一个阶级，以“国家”这样的“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使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在一定制度下得以维持和合理化，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从事的正是这样的工作。他们的学说里充斥着抽象的人、意识与需要，以遮蔽社会意识的能动性，但马克思恩格斯恰恰就是批判这种脱离社会现实的臆想与思辨，把人的能动意识从抽象的理性神、自我意识和感性对象中解放出来；把意识还原到“感性活动”中，还原到社会的物质交往活动中，还原到一种互动“关系”的语境中，从真正意义上认识、反思物质世界、社会历史中的对象及其区别。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归还意识的能动性使人反思到自己的“需要”，从而把历史看作合目的性的物质交往活动过程，同时还把人置入一种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物质联系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才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矛盾的互动关系，说明了社会历史的物质基础与能动力量，才真正超越了费尔巴哈“僵死”的唯心史观。(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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