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23]这表明“现实的个人”“活动”和已有的“物质生活条件”才是社会历史真正的、现实的、肯定的前提，这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家所关注的“前提”截然相反。他们要么预设一个“自我意识”并把其意识活动的过程等同于社会的发展史；要么从主体“人”对“客体”的依赖来确立“客体”或“对象”的优先性，从而忽视了人能动创造历史的事实，这样就导致历史成了“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和“僵死的事实的汇集”。而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找到了历史的肯定前提，并且辩证阐述了作为前提的“个人”、“活动”和“生活资料”几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里，“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4]。现实的个人一定是为了满足物质生活条件而活动着的人；活动无非是现实的个人进行着物质生活条件的生产过程；物质生活条件是现实的个人得以生存且进行活动的物质前提。为了生命的存在和延续，即肉体组织得以存活和发展，个人不得不使维持生命的吃、穿、住等基本生活资料需要得到满足。这种由肉体组织所决定的“需要”促使人与自然发生关系，通过生产活动从自然中获取物质生活条件，即人通过对“感性对象”进行有意识和目的的“感性活动”，完成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对费尔巴哈“感性自然”的超越，确立了“新唯物主义”的人化自然观。[25]因此，人对自然的需要不是一种人必须通过自然或感性对象来自我确证的抽象需要，而是作为历史前提的个人生命，作为肉体组织存活对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需要。在生产“需要”的进程中，即当人开始从事自己生活资料生产的时候，就能自然而然地将自身与自然界或“对象”以及动物区别开来。这种区别不是基于感性对象，而是基于人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物质资料“需要”引起的“感性活动”，是被意识到了的“需要”和活动。所以，人的意识不是对客观事物直观、虚幻的反映，不是“为对象所形成的内容”[26]，而是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7]，即能动的“感性活动”过程。至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找到了社会历史的终极前提“人”及其存在根源，而且发现了“人”意识的发生机制，实现了物质与意识通过感性活动唯物的、辩证的统一。这样意识就有了现实根源，它不仅能意识到现实的个人、现实活动及现实需要，而且能意识到各种异己的力量与矛盾，为矛盾的形成与解决提供了前提，为历史的形成与展开提供了可能。(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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