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巴哈不仅把“感性对象”运用在人与自然及物质世界的关系上，还运用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来阐明作为“对象”的人、社会和宗教及其相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曾直言“费尔巴哈与‘纯粹的’唯物主义者相比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做‘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16]。这评价无疑是中肯的，因为费尔巴哈明确表明：“另一个人——这乃是我跟世界之间的纽带……我之所以感到自己是依赖于世界的，就是因为我先就感到自己是依赖于别人的。”[17]人们了解世界的先决条件就是了解自己，但了解自己必须意识到自己，这一意识过程的实现借助的是作为“感性对象”的个别的他人。所以“人只有在别人身上才了解自己和意识到自己；但是，只有了解了自己，才能了解世界”[18]。在人类社会中，“人之第一对象，就是人”。人的社会关系就是“对‘我’来说，对世界的意识是以对‘你’的意识为媒介的”[19]。在这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再次表现出对“感性对象”的仰仗，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仍是“感性对象”的、单纯“依赖”的关系，即亘古不变的“爱”与“友情”的关系，此外再无其他社会关系可言。为了其理论的合理性，他用宗教的历史掩盖了人的历史，历史被抽象成人不断从宗教那里获得自己本质的宗教史：“属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就是属人的本质……而这个本质，突破了个体的、现实的、属肉体的人的局限，被对象化为一个另外的、不同于它的、独自的本质，并作为这样的本质而受到仰望和敬拜。”[20]基于此，费尔巴哈自诩为宗教异化产生的根源找到了“世俗基础”，为宗教批判找到了可遵循的真理，即要想取消神的宗教，就必须建立人与人之间爱的宗教；而前提是人们必须意识到人类的本质就是“爱”，意识到“你”和“我”之间的“依赖”，实现这一目的的路径是环境感染和教育强化。这样一来，不仅在物质世界的“感性对象”面前，人是僵死的、被动的，在作为“感性对象”的人面前，彼此之间也仅仅局限于“感性直观”。这种无反思、被动的直观，双重运用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成为联结“感性对象”的工具和方法，使得费氏的唯物主义内置了“直观性的主要缺陷”[21]。结果是费尔巴哈不但没有现实地完成对宗教的批判，而且还给“人”笼罩了一层神秘面纱，使之成为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造成了人及其历史的抽象化。所以，马克思说费尔巴哈在探讨历史时，已然不再是个唯物主义者了。
费尔巴哈以“感性对象”为基础和媒介阐述了自然主义式的唯物主义和主观主义式的唯心史观，使他的人本主义大厦本身与直观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得以统一。如此，他的人本主义既建立在自然观的直观唯物主义之上，却又消融在历史观的主观唯心主义之中。尽管它有其理论的桎梏，但是在特殊时代为马克思由“宗教批判”转向“社会政治批判”[22]，发现人的历史及其发展动力，发掘社会历史进展的矛盾规律提供了方法及经验启示；也为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确立和完善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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