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与社会思想发展的重要性

古代文明的制度、习俗和政治思想等，在一种自然状态中，经由一个个时代缓慢地向前演变和发展着。人类对它们相互之间关系的思考是直到人类青春期的那个伟大世纪，即公元前6世纪才开始的。人们第一次开始怀疑已建立的信仰、法律和人类的管理方法，也第一次要求改革和重新整理这些东西。

前面，我们分别谈到了希腊和亚历山大城在人类早期时代中对知识掌握和传承方面所取得的光辉成就，而奴隶制文明的崩溃、宗教迫害的阴云和专制政权的黑暗又是如何使得这一辉煌开端黯然失色。直到15世纪到16世纪，无畏的思想之光才再一次穿透欧洲浓重的阴云。我们还试着说明了阿拉伯人的好奇心和蒙古人的征服风暴是如何清除了欧洲天空中的精神乌云。人类最先了解的知识是关于物质的；人类理性复苏的最早成果也是物质成就和物质力量。而与人类关系相关的科学，如个人和社会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不仅本身微妙复杂，而且还时刻与情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这些学科发展缓慢，而且受到了强大的阻力。人们往往能十分平静地聆听有关星辰与分子的各种说明，然而一旦谈及关于生活方式的理论却往往会有所触动。

在古希腊，柏拉图大胆的哲学早在亚里士多德努力去探讨事实之前就产生了。同样，在欧洲，最早对新局面进行的政治性研究，就是采取了“乌托邦”故事的形式，这一形式直接模仿了柏拉图的“共和国”和他的法律形式。不过，莫尔的《乌托邦》虽然是在模仿柏拉图，但在新的英国贫民法中产生了效果；而拿波里人康帕内拉所著的《太阳之城》尽管更富于幻想，却没有产生太多的社会影响。

到了17世纪末，一批政治和社会科学著作纷纷问世，对社会影响很大。约翰·洛克是这个讨论的开拓者。他是一位英国共和党人的儿子，起初在牛津大学研究化学和医药学，之后他意识到了社会改造是完全可能的，因而他开始写关于政治、信仰自由和教育等方面的论文。稍晚出现的法国人孟德斯鸠（1689年—1755年）与洛克齐名，他考察了社会、政治和宗教制度，并做了根本性的分析，撕去了法国专制君主制政体的神秘外衣。之后，他还与洛克一起对那些妨碍人们思考和尝试改造社会的错误概念进行了纠正和排除。

18世纪中期和末期，新一代探索者继往开来，他们勇敢地探索了道德和理智。这些人多数是具有反抗精神的优秀作家，他们来自耶稣会学派，即“百科全书派”。他们的目的是创造一个新的世界（1766年）。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学家也出现了，他们大胆地研究了粮食和商品的生产及分配。之后，《自然法典》的作者摩莱里斥责了私有制，他提倡要建立共产社会的组织体系。在19世纪的各种派别中，他是社会主义名称下的集体主义思想家的先驱。

如果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恐怕其定义有上百种解释，其类别有上千种分法。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以大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对私有财产观念进行批判。我们不妨大致回顾一下这个财产概念的历史，这个概念和国际主义概念是两个基本的思想概念，大部分政治生活都以这两个概念为中心而展开。

私有财产这一概念源自物种竞争的好战本能。在很久之前，人类还未进化时，我们的祖先类人猿占有着财产。动物们争抢的东西就是最原始的财产，比如狗抢的骨头、母狮争占的巢穴、咆哮的公兽统领的兽群。这些东西的归属权也显而易见。而在社会学领域里，可能再也没有比“原始共产主义”这一概念更荒唐的了。因为，在旧时器时代初期，家族长者是所有财产的占有者，包括妻子们、儿女们、用具等任何看得见的东西都归他所有。如果任何人试图抢夺他的东西，他就要与之战斗，并尽其所能地杀死对方。正如阿特金森在《原始法》一书中所说：随着时间的流逝，部族的长者逐渐承认了年轻人的存在，承认了他们从外面抢回的妻子、他们制作的装饰品、他们所猎获的野兽为他们所有。而人类社会之所以向前继续发展，也由于人们在个人财产上出现了妥协。这种妥协出于一种本能，类似于用武力驱赶别的部族离开自己势力范围的那种本能。如果山丘、森林、河流既不属于你又不属于我，那么它就是我们共同的，虽然每个人都宁愿自己独自占有，可是这却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要独自占有，就会招来他人的攻击，可能会被消灭，因此人类开始学会了妥协。所以从一开始，社会的形成就是为了对占有权进行调和。相比今天的文明人，野兽和原始人的占有欲要强烈得多，因为它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本能的驱使而非理性的决定。

对于原始人和未受过教育的现代人而言，他们的占有欲是无止境的，只要是能抢到的都要占有，不论是女人、俘虏、猎物、林中空地、采石场还是其他别的东西。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制定了一种法律来避免自相争斗残杀，并且发展了一套决定所有权的简便方法：凡是最先制造、获取和主张事物的人，都对这些事物具有所有权。比如，如果某人向他人借贷了某物，但又无法偿还，那么这个人的东西理所当然归他人所有。同样，某人一旦占有了某片土地，如果他人想要使用这片土地，那么他收取这些人的租税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经过漫长的岁月，随着人们逐渐有组织地生活到一起，人们逐渐意识到无限地拥有财产是一种罪恶，人类是从一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就占有了一切吗？不，人类是先降生在这世界上，而后才开始占有和索取他物的。早期人类文明中的社会斗争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但是，从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来看，社会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债务已经给公众生活造成不便，应该取缔；无限占有土地也会造成诸多不便。我们发现，巴比伦在后期严格限制了占有奴隶财产的权利，后来，我们又看到了伟大的革命家耶稣前所未有地猛烈抨击了财产所有权：让一个拥有大量财富的人进天堂，比让骆驼钻过针眼还要难。而之后世界上批判财产所有权问题的声音持续了2500～3000年。耶稣诞生后的1900多年时间里，由于基督教义的广泛传播，人们才相信了人可以没有财产的说法。同时，“一个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处理自己拥有的财产”的这一观念，相对于其他财产观念来说，产生了很大的动摇。

但是，直到18世纪末，人们还只是处在对这个问题提出疑问的阶段，仍然没有搞清它的根源所在，更没有采取行动去解决它。当时对财产所有权形成的最大冲击力，是为了保卫自己财产而反对君王们的贪婪与挥霍、贵族冒险家们的剥削所进行的斗争。法国革命最开始的目的是从苛捐杂税中把私有财产解救出来。但是提倡平均主义的革命公式，又将革命发展到了这样一种地步——批判它曾经保护过的财产。然而对于没有栖居之地、果腹之食的贫民来说，只要他们不劳动就无法获得占有者提供的食物以及住所，这样，他们又怎能得到自由和平等呢？难怪他们抱怨道：太过分了！

而对于上述问题，曾经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团体企图通过强化、普及化财产的方式，从“分配”上着手加以解决。而与其相反的是，最早的社会主义者坚决主张“废除”一切私有财产，让财产归国家（当然是民主国家）所有，以此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自由和幸福这个共同的目标，不同的人们采取了不一样的方式，有的主张尽可能地绝对化分配财产，有的主张彻底废除财产的私有。两者显然是矛盾的，但事实就是如此。人们要想解决这个矛盾，必须要认识到这样一个前提：所有权不是一件单一的事物，而是众多不同事物的集合体。(www.xing528.com)

直到19世纪，人们才开始懂得财产不是一种简单的东西，而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对于不同价值和结果的所有权；许多东西（诸如人的身体，艺术家的用具、衣服、牙刷）是无可争辩的个人财产；也有其他很多东西如铁路、各类机器、住宅、园地、游艇，则要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能确定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在何种限制下属私人所有，又在何种程度上是属于公共所有的，并遵循公共利益由国家经管或出租。在实践层面，这个问题的解决属于政治范围，属于实现并维持一个有效的国家管理的问题。另外，它还涉及许多社会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和教育学上的问题。然而，目前对于财产的批判，人们仍然处在宽泛的、情绪化的躁动阶段，而没有上升到科学层面。一方面，个人主义者企图通过我们占有的财产来保证并扩大我们的自由；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企图从许多方面瓜分我们的财产，限制我们获得财产的行为。人们将会发现，不论哪个阶层的人，事实上都处于极端个人主义者（即反对维持政府的一切税收）和极端共产主义者（即否定一切私有）之间。现在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等同于一种集体主义，它允许私人占有相当数量的财产，但是教育、运输、矿山、土地所有权、重要物资的生产等则主张控制在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国家手中。现在，的确有一些更理性的人逐渐趋向于认同经过科学地研究和设计的温和的社会主义。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在这样大规模的事业中，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合作是不易成功的。当国家朝着更高级、更复杂的阶段迈进的时候，当国家从私人企业接管每一种职能时，都需要有相应的教育进步与合理的监督和控制机制。然而，从现在来看，当代国家的新闻宣传和政治手段，显然还没有成熟到能够支持大规模集体性活动的开展。

但是，有一个时期，由于雇主和被雇者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尤其是在苛刻的雇主与倔强的工人之间的关系危机，促使共产主义以粗糙和初级的形式公开地在全世界进行传播。而这时，马克思的思想出现在了共产主义阵营里。马克思的理论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人们的意识受其经济需要的制约。在我们的现代文明中，富有的剥削阶级与被剥削大众的利益必然发生尖锐的冲突。机器革命促使教育蓬勃发展，而教育的发展又令受剥削的大众越来越有阶级意识，因此在对抗少数剥削者的斗争中，受剥削的大众越来越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马克思预言，觉悟的工人阶级将以某种方式夺取政权，并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国家。对于马克思所预言的对抗、起义、爆发革命，人们都能理解，但是他所说的新型社会国家却使人困惑，因为革命除了破坏一个社会以外，不会产生什么新型的社会国家。不过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得到检验，历史证明，马克思的预言完全正确，并不是被杜撰的。

马克思试图用阶级对立取代国家对立。马克思主义曾先后成立了第一、第二和第三国际工人协会。但是近代的个人主义思想也可能形成一种世界性的思潮。在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之后，人们逐渐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为促进世界范围的繁荣，十分有必要在全世界进行通畅的自由贸易。个人主义者对国家的敌意，实际上就是对关税和国界设定的不满，就是对法定关税和国界限制了国际的自由行为和运动的不满。因此这两种思想，它们的精神实质完全不同，就像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和维多利亚女皇时代英国商人的个人主义那样差别巨大，前者主张阶级斗争，后者崇尚自由经商的哲学，不过这些主要的不同也同样暗示着人类事务将会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超出国界和存在国的局限。不过人们也由此开始意识到：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理论虽然立场完全相反，但它们共同探索着同一个问题，即为人们如何才能共同劳动这一问题找出建立在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基础上的解决方案。随着人们对神圣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世界的观念逐渐丧失信心，随着新事物不断被发现，人们的眼界逐渐从地中海转向了整个世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个探索非常必要。

若要详细地记叙迄今为止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思想方面的发展，免不了还要介绍大量争执不休的观点，这些的确不属于本书的范围和意图。但是，倘若我们能从世界历史的广阔角度去看待这些事物，我们就会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让这些主导性的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重建，仍然是尚未完成的任务，我们甚至很难估计出这些任务的完成程度。尽管如此，某些共同的信念在逐渐形成，它们的影响力在今天的政治事件和大众的行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只不过，这些信念还不够清晰，也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因此还不能推动人们坚定地、有系统地去实现它。而人们的行为也在旧的传统与新的秩序之间徘徊，不过总体看来，如今更倾向于旧的传统。然而，即使比起人们不久以前的思想状态，人们的思想中也似乎已经开始形成在人类事务中建立新秩序的轮廓了。不过，这还只是一个粗略的轮廓，或者还太模糊，细节与方式也没有确定，但它毕竟一天天地清晰起来，其主要的线条也一天比一天趋于固定。

人类对自身的许多方面以及不断增加的事务的认识变得越来越清楚。人类逐渐在变成一个统一的社会，因此，越来越有必要建立一种统一的管理，来处理共同世界范围内的人类事务。比如，全球经济共同体正在逐步形成，因为要想合理开发好自然资源，需要进行全盘的考虑，而且人类现存的管理方式太过于分散，相互竞争，随着人类力量的增强和新事物的发现，这样的管理方式也越来越无法满足新世界的格局。财政金融逐渐全球化，而要成功地处理其收益问题，只有从世界范围入手才行。传染性疾病和人口的增长和转移问题也逐渐引起全世界的共同关注。而随着人类活动的能力和范围的增加，战争的破坏性越来越大，其后果也越来越严重，因此再试图以战争这样简单粗暴的拙劣手段去解决政治纠纷和民族纠纷，几乎毫无收效。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类需要更大规模、更具综合性和权威性的管理实体。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只靠通过粗暴的征服或简单联合现存各政府组成一个世界性的超级政府来完成。人们最初的自然反应就是联合现成的组织，例如成立“全人类议会”、“世界代表大会”、“世界总统”或“世界皇帝”等。但是半个世纪以来的争论和经验，使人们彻底丧失了对这种组织的信心。要通过这样一条道路达到世界统一，简直困难重重。现在，人们的思想似乎趋向于这样一种解决方案：各国政府派出自己的代表，针对具体问题组成特别的委员会和组织，并赋予其世界范围的权力。之后，这些组织再来参与指导自然资源的开发、劳动条件的平等、世界和平、货币、人口、卫生等各方面的问题。

人们或许会发现，世界政府的组建完全没有作用，因为全世界的共同利益正在被作为一项事业来经营。但是在人类完全统一之前，在人类事务的国际性调节能够压倒由于爱国热情而产生的猜疑和嫉妒之前，十分有必要形成一个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全人类是一家”的理念应该传遍全球，得到所有人的理解，并最终成为人类的共同理想。

2000多年以来，那些伟大的世界性宗教一直在进行斗争，为了维护和传播着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然而直到今天，由于民族、国家和种族的纷争，导致了很多的仇恨、愤怒和不信任的产生，而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宗教理想中那些更为豁达的见解和更为普遍的向往，也正是它们使得每一个人都成为世界的奴隶。正如公元6世纪到7世纪生活在混乱年代里的基督教徒们一样，他们不断地努力和斗争，从而使其思想渗入欧洲人的灵魂中。今天，持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的人们也在为着同样的目的而艰苦斗争。这种思想传播的最后胜利都应归功于那些默默奉献的宣传者们。没有任何一个当代作家可以冒昧地预测这项事业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以及可能获得多大的成功。

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似乎总无可避免地与国际问题交融在一起，各种不同问题的解决却都需要同一种令人振奋的奉献服务精神。但是，国家间的猜疑、固执和自私，影响着资产者和无产者面对共同利益时的态度；同时，后者的猜疑、固执与自私又反映了前者。个人占有欲的放大，就是国家与皇帝的贪婪，因为它们同样都来自本能的驱使，也同样产生于无知和传统。国际主义就是国家间的社会主义。所有研究这一问题的人都这样认为：至今尚没有一种有足够深度和力量的心理学，或者充分成熟的教育方法和教育机构，能够真正彻底地解开人类的相互交往和合作之谜。就像在1820年人们还未曾设计出电气化铁路系统一样，我们现在也还没有设计出有效的世界和平组织。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相信它终究会出现，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

任何人都无法超越自己知识的枷锁，任何思想都无法超越时代的束缚，我们不可能对世界先知先觉：人类到底要经过多长时间的战争、耗费、动荡和痛苦，才能结束这种挥霍无度和漫无目的动乱之夜，到底要经过多久才能迎来伟大的和平——一个历史上都曾描述过的心灵与世界的伟大和平——的黎明。我们所设想的解决方法还是那样的模糊和粗糙，还是那样常常被激情和怀疑所包围。不过改造理智的伟大工程正在展开，尽管它至今仍不完善，然而它的概念在我们心中毕竟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当然，我们很难判定这一伟大工程的进展，它是风驰电掣还是缓缓而行，但是随着概念逐渐清晰明确，它必然会集聚起强大的力量来控制人们的心灵与想象。这种凝聚的力量至今之所以还缺乏，就是因为心中的概念不够准确和明晰，还不能保证力量的必然产生。而概念之所以模糊并受到误解，又是因为它们的表现形式是那么变幻莫测而混乱不堪。因而可以得出，概念获得精密性和确定性之后，将会促使新的世界国家产生令人深信不疑的力量，世界和心灵的伟大和平也将极为迅速地得到力量。从逻辑上看，如果对概念的理解得以明确，那么教育改革将会随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