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简史：欧洲的君主制、议会制和民主制

自拉丁教会解体后，神圣罗马帝国便陷入了极度的衰落之中。16世纪初叶以来的欧洲历史，实际上是欧洲各个民族为了适应历史形势的变化，而在黑暗中不断探索新的统治方法的探索史。在古代世界那漫长的岁月长河中，虽然出现过许多次的王朝更迭，统治民族和语言的频繁交替，但其统治模式则是相对稳定的，即通过君王或寺庙对人民实施控制。总体而言，随着历史的嬗变，人们的生活日益趋于稳定。但是，当欧洲步入16世纪以后，历史的兴趣已经从王朝的更迭转移到了政治和社会组织实验的广泛性与多样性上。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说过，16世纪以后的世界政治史究其本质，可以概括为一种努力，一种力求使人类的政治和社会方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形势的努力。这种努力由于形势的接连不断且日益加速的变化而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状态。因为人们普遍讨厌自发的变化，所以这种适应是被动的，带着不情愿的情绪，因而也就会落后于形势的变化。16世纪以后的人类历史，是一部政治与社会制度越发不平衡、越发不安适、越发烦琐的历史；是一部面临着在以往生活经历中从未遇到过的新的需要和可能性，人们被迫缓慢而犹豫地实现人类社会整体模式的改造的历史。这一改造是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

通过蛮族的征服而达到的周期性更新的动态平衡，使人类在旧世界维持某种特定的节奏长达一万年以上。是人类社会的什么条件发生了改变，导致打破了现有的帝国、圣职、农民和商人之间达成的平衡呢？这些变化是复杂的、多变的，因为人类事务本身就是极其复杂多变的。但主要的变化似乎又可以归结为一个原因，即那些有关事物本质的知识的传播与发展。这些知识最初都产生于小部分知识分子当中，然后才慢慢地传播开来。到了最近的500年，这些知识以极快的速度，迅速地传播到广大的人民群众当中。

在人类生活条件的一系列变化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人类生活的精神变化所引起的。这变化往往伴随着知识的增加和拓展而发生，与知识十分微妙地联系在了一起。人类生活中还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人们对于日常生活和基本愿望的实现并不满足，他们想要在更为广阔的生活领域中参与并做出贡献。这一点是过去2000年间遍布全世界的各大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的共同特征。这些宗教使用以往宗教从未使用过的方式作用于人类的精神。旧式宗教以祭司和神庙为中心，其祭祀仪式往往十分血腥。与这些旧式宗教比起来，新式宗教无论在本质上还是在效果上都更加高明。这些新式宗教使早期文明中人们未曾有过的个人尊严和对人类共同事业的事业心、责任感得到了释放。

人类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取得的第一个重大的进步，就是对古代文明的书写文字进行简化和普及。这就使得更多帝国和更广泛的政治协定得以签订和实施。第二个进步则是新的运输工具的发现和养成：先是马，而后是骆驼的传入，再后来是车辆的使用，道路的不断修筑。冶铁技术的进步则使军事斗争的效率大幅提高。紧接着，由于货币的铸造使用，引发了深刻的经济动乱。为了顺应变化的形势，各大帝国的疆域都在不断扩张，人们的思想也在一天天地向前发展。接着，地方神消失了，人类进入了诸神混合、世界性大宗教的教义主宰民众的时代。这时，对历史和地理的记录也正式出现了。人类开始了对自己认知状态以及系统知识的研究。

最初，在希腊和亚历山大城开展的科学研究十分辉煌夺目，但是，这种辉煌一度发生了中断。北欧蛮族的入侵、蒙古诸民族的西迁、宗教改革引起的动乱和瘟疫的大流行等重大历史事件，都给政治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当文明又一次从战争与混乱中艰难地站立起来的时候，奴隶制已经不再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基础了。在各个地方，对知识的探索、对科学的系统研究再度出现在人类发展的进程当中。

16世纪以来，作为人类系统思考的必然产物，一系列影响人们相互往来和相互关系的发明和设计陆续问世。这些发明与设计进一步扩大了人类相互作用的范围，加深了人们之间的利害关系，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与此同时，发明与设计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但是，很显然，人类的精神准备并不充分，一直到20世纪初期那个巨大的灾难刺激了人们的心灵为止。在此之前，历史学家不能告诉人们任何绝妙的对策，去应付那种由不断增长的发明浪潮所造成的新局面。最近4个世纪的人类历史，与其说是看到了危险与希望的历史，还不如把它比喻成一个睡着了的囚犯，当囚禁他的监狱失火的时候他没能苏醒过来，反而把周围噼啪作响的声音和火焰的炽热当作过去的支离破碎的梦而不安地翻转着身子。

历史不是关于个人的故事，而是关乎整个社会的故事。所以，历史记录中最引人注目的那些发明便是影响着人们交流的发明。这一点不足为怪。在16世纪，我们所知道的最主要的新生事物，是纸质印刷品和使用航海罗盘这一最新测向方法的远洋航船的出现。前者使得教育活动、新闻报道、政治活动的开展变得更加便宜和普及，直至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后者则使我们这个球形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整体。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在13世纪，蒙古人第一次把枪炮和火药带到了西方。这种新的技术很快便在西方得到广泛的使用和有效的改进。枪炮和火药打破了住在城堡中的贵族和有城墙防护的城市的安全感，也彻彻底底地埋葬了封建制度。著名的君士坦丁堡城就是因为受到枪炮和火药的攻击而沦陷的。美洲的文明古国墨西哥和秘鲁也是因为害怕西班牙殖民者的枪炮和火药才投降的。

在那些伟大的时代先驱者当中，有一个人的光芒尤为夺目，他就是后来受到封爵并荣任英国首席大法官的弗朗西斯·培根（1561年―1626年）。培根是英国著名实验哲学家吉尔伯特（1540年―1603年）的学生。培根提倡运用观察与实验的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此外，他还运用富有鼓动性和趣味性的乌托邦故事形式，写就了《新大西洋》一书，抒发了他为科学研究做贡献的伟大理想。

随后，伦敦皇家学会和佛罗伦萨学会相继成立。其他各国也跟着成立了奖励研究和发表或交换知识的国家学术团体。这些学术团体不仅成为无数重大发明的发轫之所，而且也成了对世界神学史进行摧毁性批判的中心。

在17世纪至18世纪，尽管没有出现像印刷术和航海船那样能直接推动人类状况变革的重大发明，但人类的知识和科学能力却在有条不紊地积累着，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世纪科技发明结出丰硕的成果了。此时，对世界的探索和地图的绘制都在继续进行着，塔斯马尼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继出现在地图上。18世纪，英国已经首先在冶铁业使用了煤炭，使铁的价格比用木炭冶炼时便宜许多，也为铸造和使用更大的铁块提供了技术准备。现代机器制造业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曙光。

科学在不断地萌芽、开花和结果。当人类昂首阔步地迈入19世纪时，科学开始结出了真正的果实。蒸汽机、钢、铁路、巨轮、高大的桥梁和建筑，以及有着巨大力量的机器不断涌现。人类对各种物质的需求似乎都能得到满足。最令人吃惊的是，电学这个深藏的知识宝库终于向人类打开了大门。(www.xing528.com)

在上文中，我曾经把16世纪以来人类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比作监狱失火时一个正在做梦的囚犯。16世纪的欧洲人依然醉心于拉丁帝国的美梦，那个统一在天主教旗帜下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美梦。但是，当英王亨利八世与马丁·路德将天主教的统一大业砸了个七零八落之后，人们恍然觉得，皇帝查理五世昏睡的脸庞和咕咕作响的胃竟荒诞地闯到了这个梦境当中。这就好像人人都希望做美梦，可是总有一些无法言知的、难以驾驭的因素会闯入到我们的梦中，使梦的走向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到了17、18世纪，这种梦就转变成个人君主制。这个时期的欧洲历史不论怎样变化，其核心始终只有一个，即努力巩固君主制，并将其发展为彻头彻尾的专制政体，并使这种政体向更虚弱的临近地区扩展。这个行为首先遭到了地主的反对，随后，随着贸易不断增长和工业不断发展，新兴的商人和富人阶层业开始反抗来自王权的勒索与干涉。斗争的双方都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在这里是国王占据了优势；在那里又是有产阶级打败了国王。有时，国王在他的国家中是当仁不让的太阳和中心，但在一界之隔的邻国，却是商人们说了算。变化的剧烈与广泛恰恰反映出这个时期的各种政体具有何等的实验性质和何等的地方色彩。

在这些国家的舞台上，最常见的人物是国王的大臣们。如果是天主教国家，大臣几乎是由主教们来担任。他们站在国王的背后，为国王出谋划策。

今天的我们当然没法详细描述在这些国家的舞台上上演的那些剧目。荷兰的商人们加入了新教，并成为共和主义者。他们脱离了皇帝查理五世的儿子、西班牙王菲利普二世的统治。在英格兰，亨利八世与他的大臣沃尔西，伊丽莎白女皇和他的大臣伯利，奠定了专制主义的基础，却又被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的愚蠢断送掉。查理一世还于1649年以背叛国民的罪名被送上断头台。这是欧洲政治思想的一个新转折。从这一年到1660年的12年间，英国是一个共和国。国王的地位极不稳定，不断受到议会的压制，直到乔治三世（1760年―1820年）为恢复君主权力殊死奋争并获得部分成功为止。与此相反，法国国王在欧洲所有的君主中是最成功地完成君主制的一个。两位伟大的大臣黎塞留（1585年―1642年）和马萨林（1602年―1661年）在这个国家树立了国王的权威。当然，其间“大君主”路易十四（1643年―1715年）的长期统治和非凡才能，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路易十四是一位典型的欧洲君主。就其权力范围度而言，他是一位罕见的有能力的国王，他的野心要远远超过他粗鄙的激情。他以一种至今仍使我们十分钦佩的、精心树立的尊严和生机勃勃的外交政策，把他的国家引向破产。他的短期目标是巩固法国，并把领土扩张到莱茵河和比利牛斯山，并吞并西班牙的尼德兰。而他的长远目标是使法国成为一个重建的神圣罗马帝国，而法国国王则成为查理大帝的可能继任者。他甚至把贿赂看作比战争更重要的国策，英国的查理二世就曾被他收买，波兰贵族也大多如此。而占据他心中最重要位置的，要堂皇显赫。他的凡尔赛大宫殿，连同里面的沙龙、走廊、挂镜、花坛、花园和景致，受到了全世界的羡慕与赞赏。

路易十四带动了一股潮流，成为被模仿的对象。欧洲各国的国王和小王侯都以大大超过臣民和借贷所允许的财力来建造自己的凡尔赛宫，贵族们也按照新的样式重修或扩建自己的行宫。制造精美织品和家具的大工业发展起来了，奢侈的工艺品到处风行：雪花石膏雕塑、彩色陶器、镀金木器、金属制品、印花皮革，动听的音乐、壮丽的绘画、精美的印刷品和装帧，美味的烹调、上等的葡萄酒处处可见。在大挂镜和精致的家具中间，走动着一些奇怪的人物——绅士。他们头上戴着扑了粉的巨大假发，身上穿着镶有花边的绸袍，足下蹬着红色高跟鞋，手持令人吃惊的用来保持平衡的大拐杖。更多的是奇妙的贵妇们，她们梳着高耸的发髻，穿着用金属支架撑起的绸缎衣裙。在这群人中间是装模作样的伟大的路易十四——他自诩为世界的太阳。可他一点儿都没有觉察到，在他的阳光照射不到的低矮阴暗处，那一张张注视着他的消瘦、阴沉和愤懑的脸。

在君主制和各种政体试行的时代里，日耳曼民族始终维持着政治上分裂的局面。不过，也有相当一部分的王公贵族，在不同的程度上模仿着凡尔赛宫的豪华。30年战争（1618年―1648年），即日耳曼人与瑞典人、波希米亚人之间争夺政治霸权的战争，使德意志大伤元气，在100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作为。当战争结束后，我们可以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以后的欧洲地图中清楚地看到德国的支离破碎。在德意志的版图范围内，王国、公国、自由政权国家犬牙交错，有的甚至一部分在帝国内、一部分在帝国外。我们会惊奇地发现，瑞典的势力已经深入到德意志；除了个别岛还在帝国境内外，法国还远在莱茵河彼岸。这些邦国就像一块块补丁一样。其中，于1701年成立的普鲁士王国开始逐步崛起，并取得了一系列战争的胜利。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大帝（1740年―1786年）在波茨坦修建了他自己的凡尔赛宫。在他的宫廷里，人们说法语，阅读法国文学作品。弗里德里希摆出一副要与法王在文化教养上一较高下的姿态。

查理五世的后裔中，在奥地利的那一支始终保持着皇帝的称号，在西班牙的那一支也始终统治着西班牙。但此时，东方又出现了一位雄心勃勃的皇帝。1453年，君士坦丁堡失陷后，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62年―1505年）自称拜占庭帝国的皇帝继承人，将拜占庭的双头鹰作为自己武器的徽章。他的孙子伊凡四世（1533年―1584年）采用了“沙皇”的称号。但是，一直到17世纪中叶以后，俄国在欧洲人的心目中，才不再是一个偏远的亚洲国家。沙皇彼得大帝（1672年―1725年）成功地把俄国带入了欧洲的激烈竞争当中。他在第聂伯河畔建立了帝国的新首都——圣彼得堡，这是连接俄国与欧洲之间的一个窗口。之后，他又在距圣彼得堡18英里的彼得霍夫修建了他的凡尔赛宫，并特意聘请了法国的建筑师在这里建造露台、喷泉、瀑布、画廊、庭园以及各种与他的身份相契合的设施。和发生在普鲁士王国的情形一样，法语也成了俄国王宫中的宫廷用语。

波兰王国处在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的三方包围之间，这是一个凝聚力极差的由大地主们统治的国家。大地主们在国家中掌握大部分实权，而波兰国王只拥有名义上的权力。尽管法国曾经试图维持盟国波兰的独立地位，但波兰最终还是遭到了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三国的瓜分。在当时，瑞士是一个由共和制各州组成的联邦国家；威尼斯是一个共和国；意大利的情形和德意志差不多，也分裂成若干个大大小小的邦国。此时的教皇国声势已大不如前，尽管教皇仍然对教皇国保有统治权，但是他担心插手天主教各国的内政会招来逆反，所以已不再干涉天主教各国的内政了。此时的欧洲已经没有什么共同的政治主张了，完全陷入了分裂与混乱。

不论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的掌权者，都在盘算着如何扩张自己的版图，都奉行着侵略邻国和建立侵略性同盟的“外交政策”。即便到了今天，我们的欧洲依然处于这种五花八门的君主国时代的最后阶段，也仍然为那个时代所引起的仇恨、敌意和猜忌而感到苦恼。就现代理性而言，那个时代的历史在我们眼中只是一种“闲谈”，变得越来越乏味和无聊。你不断地被告知这场战争如何因为某个王妃而引起、那场战争如何因为某宰相嫉妒另一位宰相而爆发等。一些有头脑有见地的研究者往往对这些关于收买和对立的闲聊厌烦至极。但是，这其中也包含着一个具有更久远意义的事实，那就是：尽管那时的欧洲被20多条国界所阻隔，但学识和思想仍然在传播和发展着，各种发明也在不断地涌现着。到了18世纪，社会上又出现了对当时宫廷和政治提出深刻的怀疑和批判的著作。在伏尔泰的《老实人》一书中，我们就能充分体会到作者表现出来的那种对欧洲世界无法把握的混乱的极度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