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诸侯的反抗与教会内部分裂

罗马教会在确保其领导权，与所有基督教国家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暴露了一个极大的弱点，这就是选举教皇的方式。假如教皇一职是为了达到控制所有基督教国家的目的，首先，他就必须握有强大、稳定且持久的权力。要拥有这样的权力，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在位的教皇应该年富力强，这一点十分关键；第二，每个教皇都应有自己的继承人，教皇可以同他商讨教会的各项政策；第三，选举的形式和程序应该固定，且清楚明确，避免争议。遗憾的是，在这些方面，实际情况都没有达到要求。教皇选举中谁有选举权，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甚至在这个问题上，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为了选举权的问题还发生过激烈的争吵。而伟大的教皇兼政治家希尔德布兰德（即教皇格列高里七世）曾为了建立选举的秩序颇费了一番心血。他规定只有红衣主教才有选举权，然后又限制了皇帝的权力，导致皇帝只能对教会所提交的公文决议做出例行公事的批准。然而在继承人的选举问题上，他却没做任何规定。这样，教皇的位置就不会因为红衣主教们之间的争议而空缺。但事实上，这种空缺状态时常出现，甚至有时长达一年有余。

16世纪以前，在关于选举教皇的整个历史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由于没有明确规定导致教会问题频发的情况。其实很早之前就有选举出现了问题，有两个乃至更多的人都自称教皇。而一遇到这样的情况，教会就只能屈尊求援，请求皇帝或外部调停者来解决这一争端。之后，几乎每一个伟大的教皇死去时都会留下一大堆疑问；教皇一死，教会就群龙无首，乱了阵脚。而有的时候，继任者恰恰是前任教皇的死对头，于是他上任后专门诋毁前任，破坏其功绩。有的时候，继任者是个衰弱的垂暮之人，即使他成为教皇，也不过是在坟基旁边多盘桓几日罢了。

而教皇组织中的这些弱点给了王侯们可乘之机。于是德意志的王侯、法兰西国王和统治着英格兰的诺曼系以及法兰西系的国王们等一些人都尽力操纵选举，争相使对自己有利的人登上罗马拉特兰宫的教皇宝座，而如果教皇在欧洲事务中的影响越是有力，地位越是重要，这一类干涉和争夺也就越为激烈。因此，在这种环境下，许多教皇软弱无能似乎也就不奇怪了，不过相反的是竟然还出现了不少才略过人的教皇，这就令人费解了。

在这个时期，就出现了这样一位教皇，他生机勃勃，饶有趣味，在未满38岁的时候，就荣幸地登上教皇的宝座，这就是英诺森三世（1198年—1216年）。他和他的继承者们与一位更有趣的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不断展开激烈的角逐。而这位被封为“世界奇才”的皇帝曾与罗马展开激烈的斗争，可惜最后被罗马打败。这成了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他的王朝因此开始崩塌，而教会和教皇的威信也被严重地破坏了。而之后，教会和教皇的势力便不断走向衰落。

弗里德里希二世是亨利六世的儿子，他的母亲是西西里诺曼王罗杰一世的女儿。1198年，他年仅4岁就承袭了西西里王国，而他的监护人是教皇英诺森三世。当时，诺曼人征服了西西里，宫廷里染上了大量的东方色彩，在他周围的又多是受过高深教育的阿拉伯人，这种情况下，这位年轻的国王的成长受到了来自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显然，这些人都尽力用自己的观点去影响他，结果，他既接受了伊斯兰教徒眼中的基督教义，又接受了基督教徒眼中的伊斯兰观念。而这双重教导的不幸后果就是，在这个信仰至上的时代里，他有着自己独特的想法，并坦率地谈出自己的各种见解，甚至产生了“所有的宗教都是欺骗”这样一种观点，关于他的渎神和悖教言论都有记载。

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这个年轻人与其监护人产生了冲突。英诺森三世对他的要求越来越高。当弗里德里希继承王位的时候，教皇就以各种条件横加干涉，要求弗里德里希必须答应镇压在德意志的异教徒；要求其必须放弃自己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王位。而教皇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这个年轻国王的力量过于强大。除此之外，德意志的主教们还要求免除各种赋税。对于这些附加条件，弗里德里希都接受了，但他根本就不准备履行这些诺言。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教皇曾经残酷血腥地镇压华尔多教派，迫使法兰西王在法兰西挑起了一场战争，而同时他也要求弗里德里希在德国照此办理。但是，与那些因为朴实、虔诚招来教皇敌意的华尔多教派相比，弗里德里希恐怕是个更激进的异教徒，他完全不打算进行镇压。因此当英诺森三世强迫他组成十字军征讨伊斯兰教，收复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嘴上虽一口答应，行动上却一拖再拖，迟迟不愿动手。弗里德里希在登上皇位以后，就留在了西西里，相比德意志，他更喜欢西西里作为居住地。而答应教皇的种种条件，他一项也没履行。公元1216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愤懑而死。

继任教皇霍诺里乌斯三世对弗里德里希依旧束手无策。再之后，格列高里九世接继教皇职位（1227年），他下定决心要制服这个年轻的皇帝，不论要付出什么代价。首先，他开除了弗里德里希的教籍，试图剥夺他在宗教上的心灵安慰。不过在西西里这个充满阿拉伯情调的宫廷中，这些做法似乎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于是教皇又以公开信的方式宣布了皇帝的恶德、背教和各种罪行。对此，弗里德里希的回击更为有力，也沉重地打击了教皇的势力。他给欧洲所有的王侯写了一封信，信中第一次明确地陈述了教皇与王侯之间的争执，并指出了教皇意图成为全欧洲绝对统治者的野心。因此，他建议各王侯组成同盟以对抗教皇，同时他还提醒王侯们要特别注意教会的财富。

在有力地打击了教皇以后，弗里德里希决定履行12年前许下的诺言，进行十字军东征。这是历史上第六次十字军远征（1228年），也可以说是一次滑稽的十字军远征。弗里德里希来到埃及后，与哈里发（卡米尔）进行了会晤。由于对基督教的怀疑态度，两人会谈甚欢，气氛融洽，而最后也达成了双赢的协议，哈里发同意将耶路撒冷交给弗里德里希。因此看来，这次十字军远征完全是一种新型的远征，一种通过私人交涉便完成目标的远征，征服者不必进行血腥的屠杀，也就不会导致最后的“乐极生悲”。不过由于这次令人惊叹的十字军远征是由一位被开除教籍的人物统领，所以在耶路撒冷王加冕仪式上全然没有宗教气氛，所有的主教都不得不回避，而他自己从圣坛上取下皇冠戴在头上。回到意大利以后，他将侵入领土的教皇军队全部赶了出去，并迫使教皇恢复他的教籍。而这样的做法，在13世纪已不会再招致民众的反抗，因为教皇专权的时代毕竟早已过去。

公元1239年，格列高里九世再次挑起了斗争，他又一次开除了弗里德里希的教籍，再一次将教皇权威推到了公开骂战中，结果使其严重受损。这种论战，封建诸侯们的反抗与教会的内部分裂在格列高里去世，英诺森四世继任后的年代中，仍在继续。而弗里德里希则又一次反击，他写了一封令人难以忘怀的进攻信件，在信中，他斥责了主教们的傲慢以及对宗教的漠视，并指出一切堕落均源自主教们的傲慢与财产。他还向各王侯们建议，为了保住教会的声誉，应当没收教会全部的财产。而这一建议，从此一直存在欧洲的君主们的头脑中。(www.xing528.com)

我们就不再往下叙述弗里德里希的晚年了，那些特殊事件远不如他的平常生活有意义。如果把他在西西里宫廷生活中的某些片断拼在一起就可以窥见一斑了。他在生活上极为讲究，尤其喜爱美丽的东西，因此他曾被认为是放荡不羁的人。不过很显然，他又是一个十分好奇爱探究的人。在宫廷里，他不仅召集了基督教哲学家，还招来了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哲学家。同时他也不断用撒拉逊的文化影响去浇灌意大利人的心田。也是通过他，基督徒的研究者们才接触到了阿拉伯数字和代数。此外，他宫廷里的一位哲学家迈克尔·斯科特，还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一部分著作和阿拉伯大哲学家阿韦芳埃斯（科尔多瓦人）的相关评注。公元1224年，弗里德里希创建了那不勒斯大学，并扩大充实了萨勒诺大学的大医学院。他还创建了一个动物园，并且创作了一部关于放鹰的书，而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精于观察的人，如观察鸟类的习惯。此外，他第一次尝试用意大利文写诗，于是他的宫廷里诞生了第一批意大利的诗歌。后来，一位有才气的作家称他为“第一个现代人”，这恰恰说明了他没有偏见，超然与平等地对待知识。

教皇权力衰落更明显的征兆，表现在教皇不断与权力增长的法国国王发生冲突上。弗里德里希在世期间，德意志就已经陷入分裂。而继霍亨施陶芬王朝诸帝之后，法兰西国王开始扮演了教皇的护卫者、支持者和竞争者的角色。一连几代教皇的政策都是支持法兰西君主。因此在罗马的支持和赞助下，法国的亲王们建立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王国，而法兰西诸国王也由此看到了恢复和统治查理曼帝国的可能。不过，当德意志的霍亨施陶芬王朝最末一个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死亡以后，由于无人继承王位而出现了虚君时代，直到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被选为第一个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1273年），才结束了虚君时代。于是，罗马的政策开始摇摆于法兰西与德意志之间，以相继任职的各位教皇的好恶为转移。而在东方，希腊人于公元1261年从拉丁系皇帝的手中夺回了君士坦丁堡。新的希腊王朝的缔造者迈克尔·巴列奥略（Michael Ⅷ Palaiologos，1223年—1282年），即迈克尔八世，经过了几次假意试图同教皇和解之后，终于与罗马教会完全割断了联系，再加之亚洲拉丁诸王国的陷落，教皇们东向扩展的优势遂告结束。

公元1294年，博尼法斯八世继任教皇。他充满了罗马伟大传统的意识和使命感，且是一位敌视法国的意大利人，有一时期，他完全专断独行。1300年，他主持大庆典，广大朝圣群众聚集在罗马。“流入教皇财库的金钱如此之多，以致两个助手不得不用耙子来收集圣彼得墓上堆集的献奉物。”然而这次庆典不过是个虚有其表的胜利。1302年，博尼法斯和法国国王发生了冲突。1303年，正值他要颁布开除法王教籍的决定时，他在自己的故宫阿纳尼中意外遭到了纪克姆·德·诺加雷的逮捕，当时教皇正手捧十字架躺在床上对他进行大肆的威胁和辱骂，法王的部下闯进了教皇的卧室将其逮捕。两天以后，教皇被镇上居民释放，回到罗马。没想到又被阿西尼家族的某些人拘捕，于是教皇又一次成了阶下囚。几个星期以后，这个受了惊吓、心中幻想又破灭的老人，最终像个囚犯一样死在了他们手中。

不过阿纳尼人民对这种前所未有的侮辱教皇的暴行却是十分愤怒，他们奋起反抗诺加雷，并抢出了博尼法斯。不过这次反抗的缘由只不过在于阿纳尼是教皇的老家。其实对于法兰西国王的这次粗暴对待基督教世界首脑的行为，法兰西民众是完全赞成的。法王在采取行动之前，就曾经召集了法国的三级会议（贵族、教会和平民）并获得了所有人的同意。而且，不论是意大利、德意志还是英格兰，民众对这次行动都没有表示不赞成，如此看来，基督教世界的观念已经衰落到了完全失去人心的地步。

整个14世纪，罗马教廷始终没能恢复其在道义上的权威。而下一任教皇克勒芒五世是法国人，由法兰西国王菲利普钦定。不过他一直没去罗马，而是把教廷设在了阿维尼翁镇。该镇尽管地处法国境内，此时却不属法兰西，而是罗马教皇的辖区。继任的几世教皇都住在这里，直到1377年教皇格列高里十一世将教廷迁回到罗马梵蒂冈宫为止。但格列高里却并没能把整个教会的共同精神带回罗马，因为许多红衣主教都是法兰西人，他们的习惯和社会联系都在阿维尼翁深深地扎下了根。公元1378年，格列高里十一世去世，意大利人乌尔班六世当选教皇，不过却有不少红衣主教们持不同意见，他们宣布选举无效，并且另选了克勒芒七世当教皇，与罗马教皇分庭抗礼。历史上称这次分裂为“教皇分立”。因此，罗马教皇们仍住在罗马，凡反对法国的势力的，如德意志皇帝、英格兰王、匈牙利、波兰和欧洲北部诸国，都忠于罗马教皇；而对立的教皇们则住在阿维尼翁（法国东南部城市，1309年至1377年这近70年共有7位教皇在此居住。），他们得到了法王及其同盟者苏格兰王、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德意志诸君王的支持。每个教皇都把对方的信徒开除出教，并对他们施以诅咒。

显然，此种形势下，为了自己的未来，全欧洲的民众都开始思考宗教事务如何发展。

在前面一章，我们曾经提到过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在基督世界中，这两个教派只是在众多兴起的新教派中的个别代表。这些新教派根据自己的观点，对于教会或支持或反对。而对于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教会是进行同化和利用的，尽管对前者曾进行过暴力镇压。但对其他教派，教会是明确批判以及无法容忍的。一个半世纪以后，有个牛津大学的博士，名叫威克利夫（1320年—1384年），他学识渊博，不过直到晚年，他才开始坦率地批评主教的腐败和教会的愚昧。他组织了一个威克利夫教派，召集了许多贫苦的牧师，然后在英格兰各地传播他的思想。而且为了便于人们区分教会和他，判断谁是谁非，他甚至把《圣经》译成了英文。比起圣方济各和圣多明我，他更博识，也更能干。因此，在上流社会中，他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而在人民大众中，他又得到了大批信徒的追随。尽管罗马教会痛恨他，下令逮捕他，但直到去世，他始终是一个自由的人。然而，邪恶和腐朽的势力，却不甘心让他的尸骨安葬。1415年，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发布了一项教令，要把他的遗骸掘出并焚毁。1428年，教皇马丁五世下令，弗莱明主教执行了此项行动。而这种亵渎神灵的举动，并非某一狂妄者的冲动，竟然是教会的正式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