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军与教皇统治时代的历史总结

据史记载，查理曼大帝与伊斯兰教的哈里发哈隆·拉西德（即《一千零一夜》中的某位统治者）曾有过往来，他们之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哈隆·阿尔·拉西德曾派出使节从巴格达（当时的新首都）前往罗马请求保护，他们还携带着华丽的帐篷、滴漏、大象和精心挑选出来的圣墓的钥匙作为礼物。而此举的真正目的就在于引起拜占庭帝国和新的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冲突，使他们为了争做耶路撒冷基督徒的真正保护者而爆发战争。

这些礼物也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当公元9世纪的欧洲还在混乱地激战拼斗、相互抢劫滋扰时，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已经繁荣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帝国，而它文明的脚步，也早已把欧洲远远地抛在了身后。在那里，文学和科学生机勃发，艺术繁荣发展，人们思想活跃，精神饱满，摆脱了恐怖和迷信的污染。而即使之后在西班牙和北部非洲，撒拉逊人政权遭遇危机时，理性生活仍然充满着活力。因此，在欧洲的科学与哲学陷入黑暗的几个世纪中，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却守护着科学与哲学的种子，他们阅读着先德们的著作，推动着科学与哲理的发展。

哈里发领地的东北地区居住着众多的土耳其人部族，当时他们都已改宗伊斯兰教。相比起来，他们的信仰却比南方那些头脑灵活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更加单纯和强烈。到了10世纪，土耳其逐渐强大，而阿拉伯人却由于分裂，势力不断被削弱。当时，土耳其与哈里发帝国就类似于1400年以前米提亚人与最后阶段的巴比伦帝国。而在11世纪，突厥语系的塞尔柱土耳其人大举入侵了美索不达米亚，而后他们虽然仍拥立哈里发作为领袖，但其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哈里发不过是俘虏和傀儡。接着，他们又征服了亚美尼亚，然后进攻小亚细亚的拜占庭帝国，消灭其残余势力。最终于1071年的梅拉斯吉特战役中，他们彻底摧毁了拜占庭帝国在亚洲的统治。而后，他们占据了与之相对的战略要塞尼西亚，为进攻君士坦丁堡做着最后的准备。

这种形势下，拜占庭皇帝迈克尔七世万分惊惶，因为他刚刚经历了两场激战，一场是在都拉佐对抗诺曼冒险家们的进攻，另一场是在多瑙河抵御大举来侵的土耳其贝奇尼格人。不得已，他只好四处寻求援助。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没有向西方的皇帝求助，反而是去寻求罗马教皇、拉丁基督教会领袖的支援。他写信给教皇格列高里七世，陈明他目前面临的危机。而他的继承人阿列克修斯·科穆宁向教皇乌尔班二世的求援信就更为急切了。

这件事刚好发生在拉丁教会与希腊教会决裂后，此时，人们对25年前的那些争执还记忆犹新，因此，对于教皇来说，这次拜占庭的危机，显然是他们的绝好机会，可以通过压制提倡异说的希腊人进而加强拉丁教会的领导权。同时，这也给教会提供机会解决另外两个困扰西方基督教各国许久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私斗”风气盛行，它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活秩序。第二个问题，则是必须要为低地日耳曼人以及基督教化的诺曼人，尤其是法兰克人和诺曼人的过剩战斗力找到一条出路。于是，一场针对土耳其人占领耶路撒冷的宗教战争——十字军远征就开始了。同时，他们号召要结束基督教徒之间的一切敌对行为。于是战争发动者们公开宣称，此次战争的目的主要是从异教徒手里收复圣城耶路撒冷。据说，当时有一位隐士名叫彼得，他赤脚蓬头，骑着毛驴，扛着一个巨大的十字架，走遍法兰西和德意志，通过民主游说的方式，在街头、市井、教堂等地进行广泛的启蒙性宣传。他还陈诉了圣墓遭受异教徒玷污的情况以及土耳其人对基督教圣人的欺辱。于是，在基督教数世纪的教化下，西方世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应，一股强大的狂热浪潮席卷而来，整个基督世界都为之撼动。

第一次十字军远征算是欧洲历史上民众的第一次反抗。不过如果把它作为近代民主的诞生标志，未免有些太过，虽然事实上，近代的民主确实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浮现。而此后不久，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的民主再次崛起，这一次，它严重地冲击着整个社会和宗教。

显然，第一次民主动员发起的运动最终失败了，且是以极为可悲可叹的结局谢幕。究其原因，民众队伍虽然庞大，却尚未做好准备，他们毕竟还只是普通民众而非军队，也没有统帅，十足就是一支“民众十字军”，为了拯救圣墓，他们匆忙地从法兰西莱茵兰和中欧等地涌向东方。于是，他们涌进匈牙利，把不久前改革基督教的马札尔人错误地当作异教徒杀害，最终自己也遭到屠杀。而另一批人，也糊里糊涂地在莱茵兰屠杀了大批犹太人，之后向东进军，结果在匈牙利被驱散。而由彼得隐士亲自率领的另外两大批群众，经过匈牙利抵达君士坦丁堡，然后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最后，这批人却遭到了塞尔柱土耳其人的屠杀。作为欧洲第一次人民运动的十字军远征，就这样匆忙地开始，凄凉地结束了。

第二年（1097年），真正的战斗部队渡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支诺曼人队伍，不论是从领导权还是精神气质来看，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军队。之后，他们攻占了尼西亚，沿着1400多年前亚历山大前进的路线，进军安提阿，并在围攻了一年时间后攻克此城。1099年6月，他们又包围了耶路撒冷，并在一个月以后发动强攻，据说当时屠杀场面惨不忍睹，血流成河，即使是骑马而过，也会被溅满鲜血。7月15日黄昏，十字军又攻入圣墓大教堂，在彻底消灭了所有的抵抗力量之后，这一群满手鲜血、疲惫至极的人，“喜极悲生”地跪下来虔诚地祈祷。

没过多久，拉丁人与希腊人之间再一次爆发斗争。十字军原本是拉丁教会的仆从，但是，在接触了耶路撒冷的希腊大主教后，他们认为骄狂的拉丁人的统治情况要比土耳其人坏得多。于是，十字军则处在拜占庭和土耳其之间，同时抵抗两方面的势力。结果，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被拜占庭帝国夺回，只留下了叙利亚的一些地区，同时他们让一些拉丁人王侯管理耶路撒冷，以此来缓冲土耳其人和拉丁人之间的矛盾。而这些地区中最主要的城市是埃德萨。不过，即使是这些为数不多的领土，十字军们也仍然无法进行统治管理。于是，到了1144年，埃德萨便又落入了他人手中。为此，1147年，他们还发动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可惜最终并没有收复埃德萨，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最后保住了安提阿。

公元1169年，库尔德人冒险家萨拉丁统治了埃及。他重新集合了兵力，宣布要展开一场反对基督教徒的圣战，然后，他带领军队于公元1187年再度占领耶路撒冷，这直接导致了第三次十字军远征的发生。不过，这次远征却未能收复耶路撒冷。后来，在第四次十字军征讨（1202年—1204年）时，拉丁教会直接放弃了找任何借口向土耳其人宣战，而是转向希腊帝国提出公开挑战。于是，十字军从威尼斯出发，于1204年攻克了君士坦丁堡。而由于威尼斯这个新兴的大商业城市是这次冒险活动的倡导者，因此拜占庭的大部分海岸和岛屿都被并入威尼斯的版图。之后，在君士坦丁堡，一位“拉丁”皇帝——弗朗德勒的鲍德温被拥立，同时拉丁教会与希腊教会也宣告再行统一。

就这样，从1204年开始，拉丁诸皇帝统治着君士坦丁堡，一直到希腊人世界振作起来，于1261年又一次从罗马人的手中夺回自由为止。(www.xing528.com)

12世纪到13世纪初期，教皇的权力已然登峰造极，如11世纪塞尔柱土耳其人的霸权以及10世纪诺曼人称霸的情况一样。而在教皇的统治下统一基督教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实现。

数个世纪间，一种朴素的基督教信仰，一步一个脚印地在这片开阔地区广泛传播，甚至到达了每一个角落。然而罗马本身却经历了一些黑暗与耻辱的阶段。而导致10世纪这些黑暗发生的教皇约翰十一世和约翰十二世，则没有一个作家会宽容其所作所为，因为他们都是该诅咒的人。

不过拉丁基督教徒的心灵仍是忠诚的，肉体还是简朴的，一般的教士和修女都过着信仰虔诚的生活。而也正是对于这样一种生活的无限信心迸发了力量，支持着教会经久不衰。历史上称得上伟大的教皇，有格列高里大教皇，即格列高里一世（590年—604年）；有利奥三世（795年—816年），即邀请查理曼做罗马皇帝并出其不意为其加冕的那一位。到了11世纪末，则有伟大的圣职者、政治家希尔德布兰德，即教皇格列高里七世（1073年—1085年），隔一任，则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代的乌尔班二世（1087年—1099年）。正是这两个人开创了教皇控制皇帝的教权极盛期。从保加利亚到爱尔兰，从挪威到西西里岛，再到耶路撒冷，教皇在各地都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格列高里七世就曾经迫使亨利四世皇帝来到卡诺萨堡，并让他赤着脚、身着麻衣站在城堡庭院的雪地中恭候三天三夜，以此请罪并乞得教皇的宽恕。另外，1176年，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时，弗里德里希皇帝也曾到威尼斯，跪在他面前，宣誓将永远效忠。11世纪初，教会的伟大力量主要来源于人们的意志与良心，但它却未能维持作为力量基础的道德威信。到了14世纪初叶，教皇的势力便开始明显地减弱。在基督教国家，人民失去了对教会的朴素信任，不再向它提出要求，也不再为其目的服务，这一切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第一个原因即教会贪敛财富。由于教会永远存在，一些没有子嗣的人就把自己的遗产如土地等作为捐赠送给教会，而另一些有罪之人，为了忏悔祈求原谅甚至倾家荡产，结果，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里，教会得到了本国四分之一的土地。而贪敛财富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到了13世纪，就有这样一种说法在各地流传：“牧师神父没好人，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遗产。”

而且各国国王和王侯们也是极不情愿要把权力转让给教皇，他们发现自己的领土没有用来支持那些封建领主发展军事力量，而是养肥了教会中的神父和修女，甚至，这些领土实际上还被外国人掌握。其实，早在教皇格列高里七世统治之前，国王与教皇之间就发生过关于“圣职任命权”的争执，即谁具有任命主教权力。如果教皇掌握了任命权，那么国王就失去了对国民良心的控制，还失去了相当大一部分的领土支配权。而且另一方面，牧师们称为了向罗马交税，他们应当免税，不仅如此，教会还一直要求获得额外的征税权利，以便其能向世俗财产征纳十分之一的税收，而这些财产是民众向王侯缴税之外的部分。

因此在11世纪，几乎所有拉丁语基督教国家的历史都有这样一种相同情况的记录：国王与教皇为圣职任命权发生争执，但最终都是教皇取得胜利。教皇宣称自己有权开除王室成员的教籍，有权解除属民对王室的义务，有权承认王位继承人。甚至，教皇还有权利开除国家的教籍，而国家一旦被开除教籍，除去洗礼、按手礼、补赎仪式之外，几乎所有的宗教职能都将停止，牧师也不许执行日常的各种礼拜、婚礼和葬礼。因此，依靠这两件武器，12世纪的教皇们才能控制一些心怀不满的王公贵族，威慑那些难以驾驭的民众。然而这些并不寻常的权力原本只能够在特定的场合才可以使用，可是教皇们却滥用这些权力，最后致使这些权力失去了它们的效力。据记载，在12世纪的最后30年里，教皇们陆续开除了苏格兰、法兰西、英格兰等国家的教籍，然后又因为他们无法忍受王室对自己的冒犯，从而进行了十字军征讨，最终使得十字军精神遭到破灭。

倘若罗马教会仅仅只与王公贵族们作对而能注意笼络普通公民的心，那么它或许还能继续永久统治所有的基督教徒。但是，由于教皇的种种最高权力，主教们在行动上就显得十分傲慢和狂妄。公元11世纪以前，罗马的主教是允许结婚的，因此，他与周围的人民能够密切联系，成为民众的一部分。但到了格列高里七世时代，为了使世俗百姓更接近罗马，教皇割断了神职人员与世俗百姓的密切联系，他禁止通婚，要求主教们独身，结果，这导致了教会与公众之间产生了隔阂。而且那时，教会还有了自己的法庭，它插手了各类案件的审断，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一般民众的案件，就连有关遗嘱、结婚、誓约等文件，以及巫术和各种异教渎神的事件等，它都要进行审理。而且如果世俗人与神职发生了冲突，他也必须听任宗教法庭的处置。因此，不论平时还是战时，神职人员都被庇护在特权下，而各种义务则都落在了世俗百姓的头上。这样，在基督教的世界中，人们逐渐产生了对神父牧师的猜疑和仇恨。

但是，罗马教会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一点，它的力量恰恰来自公民们的良心。可是它竟然与它的同盟者——人们的宗教热情进行斗争。而与此同时，当人们诚实地提出疑问或者迷惑的观点时，它强行灌输了正统派的教义。当教会干涉道德事物的时候，公众和它站在一边；但当它干涉教义时，公众就与它离心离德了。在法兰西南部，由于沃尔多主张人们应当在生活中恢复基督的朴素信仰，而这直接导致了因诺肯特三世对沃尔多及其门徒进行十字军征讨，他们企图用火、剑、凌辱和最残暴的刑罚使之屈服。而当阿西西的圣方济各（1181年—1226年）教导人们以基督为榜样，过一种清贫和为别人服务的生活时，他的追随者团体——方济各会也直接受到了教会的迫害，他们被迫解散，甚至有人还遭到了鞭笞，被关进了牢房。公元1318年，教会甚至在罗马烧死了4名方济各会的成员。另一方面，因诺肯特三世大力支持了由圣多米尼克（1170年—1221年）创办的正统教派多明我会，也就是在多明我会的帮助下，因诺肯特三世创立了机构宗教法庭，专门迫害异教徒和具有自由思想的人。

就这样，教会膨胀的欲望要求，不正当的特权，以及对民众毫无道理的迫害，彻底摧毁了民众的自由信仰。而教会却没有意识到这种自由信仰恰恰是它一切力量的根源所在。所以，之后教会势力的江河日下，并非来自外部有影响的敌人，而是由于自身内部日益加剧的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