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日春：抵抗公共领域与影像再生产

日日春所产制属于“自己声音”（组织者以及性工作者）的影片。若没有放映，没有影片中主角与观者或是观者之间的对话，也没有通过放映活动制造新闻以强化其诉求，影片的目的是无法达到的。就如女性主义电影学者Annette　Kuhn提出电影机制对于抵抗电影的重要性。因为该机制结构会决定什么是或不是电影、什么电影被制作以及被观看。所以抵抗电影必须在再现政治中寻求创新，在主流电影机制中创立新的表达形式，或是建立与主流对抗的另类机制。同时非主流电影（alternative　cinema）意谓他们的观众不存在，所以必须被创造出来^[74]。就如无大制作及明星效应，而且居边缘议题属性的日日春影片，加上也无经费宣传，很难在主流戏院空间放映，因此该组织必须去创造映演管道，以建立观众群。日日春也采用多数抵抗电影的映演方式，例如透过相关议题影展、自办文化活动或论坛结合影片放映，或是自办影展等方式，试图发挥该组织影片效益。

1．社群内及社会网络间的对抗公共论述扩展

日日春透过影像的再生产，试图建构Nancy　Fraser所提出的底层人民的对抗公共论述。Nancy　Fraser认为Habermas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概念，是阳刚化且中产阶级的思维。同时她也质疑Habermas对于“公共”（publics）概念，将（被迫）处在私领域的女性，以及位居底层边缘人民的公共论述权利排除在外。例如，Habermas的公共领域并不将在私领域发生的暴力事件视为公共议题，无法保障女性在家庭中的人身安全。因此Fraser认为，底层人民（尤其在父权资本主义机制下的他者）必须建立该社群的底层抵抗公共论述，借此社群间成员能够通过对话，形塑他们的认同、兴趣与需求的对抗性诠释（oppositional　interpretations）^[75]。日日春的影像再生产，让更多的性工作者得以认识日日春，获得影片中同行赋权的鼓舞，进一步愿意现身说法或接受访谈，也吸引更多观众（尤其是学生与性消费者）加入日日春志工行列，更提供机会使得其他民间团体（如苦劳网、台湾国际劳工协会与台湾性别人权协会等）与日日春结为盟友，壮大日日春的集结力量。这里日日春底层抵抗公共论述之社群成员，包括性工作者、日日春组织者与志工，还有与日日春结盟的个人与组织。他们在观影后在自身社群内部展开对话，或是各个社群间也会展开联合与对话^[76]，甚至有的社群将对话再形成论述，也持续日日春论述的建构与扩展。

在一则2007年日日春所创办的“春光迭影——妓女联合国影展”策展人，也是日日春秘书李玉菁的访谈报道中，她提及：“每场结束都会有论坛……不只是看电影而已……还希望更深入地讨论……每一场都设定主题，比方说林靖杰这场（《唛》片），就讨论用纪录片来实践运动的方法，所以就吸引了一些比较关心纪录片，或者是自己本身也在拍片（的人），或者是媒体工作者来参加；至于《老查某》（《白》片），我们就跟精神障碍者、身心障碍者的安置串联起来，所以特别邀不同族群的人来参与……”^[77]也显示日日春组织在建构抵抗公共论述时，试图触及更多族群并与之对话的企图。日日春的底层抵抗公共论述，透过影像再生产与人际社会网络，进行向内集聚及向外扩展。

2．影展再生产与国际联合(www.xing528.com)

日日春于1998年，为了因应台北市长陈水扁以城市“外交”为名举办“国际首都市长会议”，邀请13个国家和地区性工作者及相关学者来台，举办第一届国际行动论坛^[78]，借此让该议题与国际接轨，并将该议题升级为国际议题，同时也破除陈水扁“废娼为国际潮流”的政策迷思。之后至2006年，所举办已五届的台北国际娼妓文化节，皆邀请国外妓权运动者来台相挺与交流。

日日春的影像交流也不例外。2007年日日春组织举办为期17天的“春光迭影——妓女联合国影展”的动机，就是发现“很多民众的概念只停留在公娼的制度，可是实际上，国际上性产业合法的地区很多……我们想要用介绍国际影片的途径，引发更多的讨论”^[79]。在这次影展中，除了播映日日春产制的影片以及聚焦于中国大陆女子来台从事性工作的《假装看不见》（蔡一峰，2004），以了解台湾本地及非法移工的现状，也邀集第三世界国家妓权组织制作的影片及相关妓权工作者来台，让本地与其他地区的性工作者处境，能透过影片进行国际性对话。日日春组织者也可透过影片了解其他地区的妓权组织发展情形。

日日春透过此次更具规模的影展模式，吸引较多的媒体效益，让性产业议题有机会刊登于主流媒体；将影片主题结合相关议题之论坛，除了吸引不同族群集聚并对话、交流，也聚焦观众讨论面向，借以扩展日日春的社会网络。这次影展，不只让性工作者及其组织者增能赋权，也让自身权益及组织运作更具国际视野。影像活动结合不同主题面向的论坛，也扩展观众对于性产业议题的多元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