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性产业政策与妇女妓权运动成果

1．废公娼政策与日日春的妓权运动

1996年，陈水扁担任“台北市长”，民进党逐渐获得政治权力。当时为了与高比例（亲）国民党籍市议员相互角力，积极展现政绩；1997年以“魅力扫黄”为政绩之一，将台北市的合法公娼制度于同年9月废除。之后百余名公娼面临生存危机，结合社运团体^[60]，成立“公娼自救会”，向市议会争取到重新提案修法给予“两年缓冲期”，以弥补废娼的不当程序；然而陈水扁却坚持以“废娼是国际进步潮流”，拒绝公告市议会的决议^[61]。直至2000年3月，在这些公娼及支持者历时一年七个月的抗议行动后，在马英九担任“台北市长”时，允诺两年缓冲期。此事件是台湾妓权运动的催化剂，同时也开启了台湾性产业议题持续公开讨论的机会。

1999年“五一”劳动节，性工作者与支持者正式成立日日春，作为台湾妓权运动的主要组织。该组织所主导的妓权运动最终目的是为了性工作者合法化，除了透过传统的社运技术（游行、抗议、公听会、记者会），进行立法游说，也结合（行动）论坛及文化展演（戏剧、影片、照片、工作坊）等形式；至今举办五届国际娼妓文化节（1998—2006）及数场影展、影像活动（2001—　）；甚至以组织者投身竞选民意代表方式^[62]，突显性产业议题，并且借此作为与社会对话的方式^[63]。同时为了让社会大众更了解性产业的真实状况，也进行台湾性工作者以及消费者的田野调查与访谈资料；再者也协助前公娼在废娼后的转业。

1997年的废公娼政策，让台湾性产业议题浮出台面，使得妓权运动有了正当性，并集结关心该议题的知识分子与社运者，创立了台湾唯一的关注性产业的民间组织——日日春。透过这个组织，既是性工作者的求助机构，也是前公娼之间的互助团体，更是扮演台湾性产业议题的倡导与对话的角色；因为“革命尚未成功”，使得至今十余年的妓权运动仍持续开花。

2．妓权运动与妇女运动(www.xing528.com)

台湾在1987年政治解严后，人民有言论及集会结社的自由，许多社会议题得以透过传媒或民间组织筹办的活动，进行公开讨论。解严后初期的妇女运动，将女性视为父权体制下的受害者，以争取女性权益为抗争主体；至1994年，女性主义者对于女性情欲主体的立场不同，导致女性主义路线的分裂。学者卡维波将两个女性主义分裂后的路线，分别称为妇权派及性权派。妇权派强调性别政治，但不认同非异性恋婚姻良家妇女的情欲模式，认为容易陷入父权阳具中心的陷阱，因此在性欲政治上采反色情、反堕胎、反性工作之立场。性权派认同女性作为情欲主体，并且发展出三种模式或路线：女同性恋、情欲自主与性解放^[64]。

在性产业议题上，妇权派认为：若性工作者合法化，将会造成女性持续受到父权的宰制与物化，因此主张政府应杜绝性产业，辅导前公娼转行，并且提供底层弱势女性之职业训练服务。此派以曾经主导救雏妓运动的“财团法人励馨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励馨）^[65]为主要妇团代表。而日日春、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以及“台湾性别人权协会”为代表的“性权派”，则主张唯有将性工作视为正当工作，当局将其纳入管理并健全性产业，才能翻转女性持续受到父权的性别宰制。经过十几年的奋战，性权派对于性工作者合法化的立场也获得台湾妇女团体龙头——妇女新知基金会的支持；2009年6月30日在“苦劳网”，该基金会发表针对性工作议题的声明：“我们主张娼嫖皆不罚，性产业应以劳动权益为核心”，主张“……在性交易除罚化、除罪化的同时，政府必须规划以劳动权益为中心的性产业管理配套措施。……我们认为未来性产业的规划必须以性工作者的劳动权益为中心，以避免大型资本进入性产业剥削性工作者”^[66]。

日日春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在2009年推动大法官针对现存政策释宪，提出该法令不符合公平比例原则，使得该法令于2011年11月6日后生效。在这期间日日春仍加紧持续透过各类公共部门、民意代表、学者以及民众等对话管道，形成更具共识的舆论，试图通过此一法令修正达到性工作合法化的目的。然而改变迷思或人们既有刻板印象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像“性工作合法与否”等论述各异的议题。在所有论述与各方权力斗争之下，管理性工作的“社会维护秩序法”，在2011年11月4日重新订定为：由各地方自行设定性产业专区，专区内娼嫖皆不罚；但专区外则娼嫖皆罚。

在了解台湾妇女运动对于妓权持相异的观点，以及妓权运动至今发展脉络的认识后，接下来将探讨日日春所生产的影像产品，如何建构其论述，以达性工作者合法化概念推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