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昕[14]
2009年夏天，“台北电影节”问我是否能为徐童导演《麦收》写一点观影意见。我在行程匆忙间，写了篇短文《中产阶级的琐碎道德洁癖，请退后》，放在北影节的网站上。现将这篇短评的原文内容转贴如下：
2009年6月30日，我稍早在台北电影资料馆看了《麦收》的试片，非常感动，对徐童导演的纪录片作品，有着很大的敬意。
从影片里，我清楚地看到纪录片导演对北京一位性工作者，以及对她们同侪的工作与生存情境，有着位置平等的真诚关切：被纪录的是性工作者，纪录者则是影像工作者，他们都为自己的真实生存问题，和各自坚持的生命意义而工作着。从影片里可以明确发现，纪录者对他的拍摄对象与性工作这件事，没有自我高尚的摆出中产阶级人道主义式的怜悯、施舍式的同情与伤感腔调或道德姿态。他在影片中，平实、赤裸、直接地呈现信息与人物，不是为了提供中产观众进行集体偷窥，或借此题材进行虚假的道德忏悔，而是让我们无可回避地认识了中国大陆某些有代表性的性工作者的生存状态，和她们所反映出来的相当不堪的当代中国社会面貌。我认为这是一部杰作，有着勇气和担当，涉及的议题也十分重要。
我听说中国香港的一些关注和保护性工作者的人士或社运团体，不断抗议此作的放映，并向导演施压，因为他们认为导演侵犯了部分被摄者的隐私与意愿。我想这些人大概是不懂纪录片的；他们大约也不懂得人的复杂心理、底层生活的真实，与严苛环境下的生存法则。他们可能只懂得，或只在乎西方卫道意识与标准下的道德原则或检验方式。没有严峻之生存压力的人，可以好整以暇地计较关于拍摄性工作者的纪录片，该不该马赛克一下某些数据，或者镜头前的谁冲口说了一句“不要拍了”的话。这种琐碎的、只见木不见林的道德讨论，恐怕正好让片中那些辛苦但坚韧的、为了生存而卖身的女子们的处境，像一面魔镜般，折射出那些宣称关切性工作者之权益和隐私的中产阶级们、不食现实烟火的愚昧可笑。
我建议中国台湾社会真正关切性工作者之主体位置和生存情境的朋友或团体，认真看看这部纪录片，并跟香港那批人士对话、辩难，使一种浅薄的道德观，能够停止成为另一种对底层性工作者的骚扰、污辱和迫害。
因为上文写得太匆忙简略，使其中一些只有评断而无机会展开的论点，造成对被该文直接或间接批评了的团体和个人的困惑。因为没时间说清楚，而给读者造成了困扰，我表示遗憾与歉意。表达过这些之后，我想强调，对于先前的短文，我并不欲修正或收回任何观点，只试图在以下这篇文章里，将我的意见阐释得清楚一些。
香港“自治八楼”是《麦收》在港放映时的一个主要抗议团体，其中一位成员，善意地将从昆明“云之南纪录片影展”到香港“华语纪录片节”的相关抗议行动原委、网络言论、报道评论等诸多相关数据，提供给我参考，我于此致谢。之后在台湾也有艺术周刊《破周报》记者陈韦臻在POTS View的《拍，不拍；看，不看？：〈麦收〉的卖与搜》，和台湾长期关切劳工议题的网站“苦劳网”之《苦劳社论”“〈麦收〉争议不琐碎，请不要回避》两文，针对此影片、事件和我先前的短文进行评议。因此这篇再谈《麦收》的文章，也一并响应上述文章或团体的意见。而据我比对，香港抗议者批评此片的主要意见，与台北电影节放映的版本，两者在内容上的差异不大。因此我的评议，大致是在同一个文本基础上。
我愿意先于此再一次表达对徐童导演的敬意。一位导演的首部纪录作品，一出手就是这样的高度，令我佩服，中国大陆的纪录片创作能量，不得不令人敬畏。容我重复先前短文的描述：在这部纪录片里，我清楚看到纪录片导演对那位性工作者，以及对她们同侪的工作与生存情境，有着位置平等的真诚关切；纪录者对他的拍摄对象、与性工作这件事，没有摆出中产阶级人道关怀式的怜悯、施舍式的同情、伤感腔调或道德姿态。他平实、赤裸、直接地呈现讯息与人物，不是为了提供中产观众进行集体偷窥，或借此题材进行赎罪式的道德忏悔，而是让我们无可回避地认识了底层性工作者的生存状态、现实困境、真实情感、她们的尊严与屈辱，和娼妓、嫖客、老鸨，及其家人与环境共同映照出来的一种当代中国社会面貌。
徐童导演在90多分钟长度的影片里，给了我们这么多关于女主角红苗，以及环绕着她生活与生命的那个大社会脉络的理解。红苗聪明、坚韧，有个性，有丰富的情感，对家庭的强大责任感，和对自己原则与尊严的坚持。她瞒着家人卖身，以筹措家用和重病父亲的庞大医药费；但她谈笑风生，把对父亲病情的焦虑、工作里的委屈、感情关系里的不确定感（包括爱情的、与姊妹情谊的），一概埋藏在她看似无所谓的讲话里。只有在最无可回避的难过时刻，才掉下一些眼泪。例如，在知道了跟自己关系最铁的同行姊妹阁阁，背着她跑去跟她男友偷欢之后（然而红苗一面难过掉泪，一面仍强调她不会让此损及她们的姊妹情谊），以及，片尾红苗谈到父亲可能随时辞世的落泪无语之时。
我们也透过贴紧跟拍的镜头，看到红苗男友许今强这个农民工，在建筑工地开高空吊车的危险、寂寞的劳动现场，和底层的劳动阶级在身体上与情感上相互慰藉的感情模式与现实情境。我们还在导演跟拍红苗站在街头等车、在娼寮陋巷疲惫行走的镜头里，同时感受到北京和其他大陆城市里那种尘土飞扬、车辆凶猛，在都市化疯狂发展下，人被生活与环境逼仄的不堪位置和处境。而同时，当红苗回到河北老家，站在自家田里赤脚播种填土时的那份安定感，也同样地无须言语而极其动人。
《麦收》纪录、呈现人物的方式赤裸直接，因为她们面对的，正是这么一个赤裸裸的凶恶而无助的现实世界，因此这个纪录语汇，恰如其分。可尽管事实与镜头赤裸直接，徐童的影片叙事，却是简约收敛的；他极少出声，冷凝地用镜头让现实本身说话，而且并不滥用没有必要的情绪画面以博取观众的同情。许多场景在信息或情绪饱满之时，作者随即将音画淡出、转场，要言不繁，把延续的思绪和沉淀，留给观众。
红苗在片尾对着镜头思及父亲可能来日无多时的落泪无语，让镜头与导演也静止无语，难以为继；而当红苗慢慢收起难过心情，重新以坚定的声音扔给导演一句：问吧，且瞪着眼睛说“还拍不拍呀？”时，影片戛然而止，接上搭配红苗爱唱的《高山青》走片尾字幕。我极少看到如此扼要有力的结尾，它让这位性工作者的坚强、镜头后的导演相对之下的尴尬，和观众对主角其人与其情境既感辛酸又备受鼓舞的复杂心情，在那个快速收起的镜头里一涌而出，千丝万缕说不清楚。影像犹胜千言万语，《麦收》是一个绝好的例子。
然而，《麦收》的批评者与抗议者，似乎都看不到这些。
他们把所有的力气和唯一的兴趣，放在检查《麦收》如何侵犯了片中主角之外的其他被摄者的隐私权与肖像权。因为片中有些人的脸没有打马赛克，有些人的化名发音太接近原名，有些人对镜头遮了一下脸，或说了一句“别拍我”（阁阁第一次出现于影片时的话），抗议者就群起挞伐导演“欺凌弱势以名利双收”“打家劫舍”“践踏别人”，以及“徐童或为他辩护的人，应该做的不是为自己的恶行辩护，而是反思、道歉，否则，你们玷污了纪录片”，等等。以上节引自一些大陆或香港地区的网络言论，我并不想多响应；网络在很多时候，早已变成一种贴文者不求甚解也不负言责，即自我正义信口开河的、以泛道德或情绪化进行集体法西斯倾向之语言暴力的操练场域，我并无兴趣或力气严肃看待那些。
但是，关切性工作者的人权社运团体“香港自治八楼”，在其声明标题和香港映演《麦收》会场的抗议布条上，也写着“导演强暴弱势，影展助纣为虐”时，就令人费解了。究竟根据什么内容或证据，使得此片导演要被如此严重地谴责，是在“强暴、肆虐弱势”？各方抗议者最主要的一个“证据”，就是一位以“格格”之名在网络上指责徐童导演“未经同意、都是偷拍”的文章。如本文稍早所提，影片中确实有一位化名阁阁的红苗的同事和好友，在出现于一个稍早的镜头时，对着导演说：“你可别拍啊，拍了也给删了。”这使我可以合理地推论，如果这位网络“格格”不是虚拟出来、纯粹想找碴的好事者，应该就是片中那位阁阁了。(www.xing528.com)
若这个推论差得不远，则那位阁阁确实曾在影片里那么说了一句“别拍”的话，而这段话仍被导演放在影片里。在接下来的几个场景，则能看到红苗在阁阁房里打电话时，阁阁让导演拍摄她在上网或在床上玩棉被的镜头，之后又有阁阁和她的老板面对镜头并坐聊天，并没再见到阁阁说不准拍摄，她也完全知道镜头是开机的。当这位阁阁在后来的场景里，并未反对导演拍摄那些镜头，则前述那个出现于影片的阁阁说“不准拍”的画面，导演大可以剪掉，以示阁阁其实反对入镜，但导演仍然忠实保留了阁阁先后不同的被摄态度。那么，怎么能说是“未经同意、都是偷拍”呢？
“格格”又说不知导演要拿这些镜头做成纪录片，并参展做公开放映，也难有说服力。一位从事法律不许之工作的人，尤其机灵世故强悍如阁阁者（她的聪明与强悍，在片中几个场景里表露无遗），竟会懵懂地以为一个不停在身边摄制画面的录像机，都“没有开机”（如她指控导演唬弄的说法），或没有料到会做成影片公开放映？以从事此行业工作者的谨慎老练，她会单纯地认为拍摄者只是拍着玩儿，或拿回家自己观赏吗？这是否合乎常识判断？若非如此，则为何片中的阁阁，没有真正从头到尾坚持拒绝入镜？
这位至少犯了描述不实错误的“格格”，因为她的指控与影片呈现的事实大有出入，遂让我感觉她有可能想对影片导演挟怨泄愤。挟怨，可能是因为影片在后来无意间也暴露了她偷了红苗男友的事，或其他复杂幽微的私人问题或心理。甚至于，有没有可能因为《麦收》在云南放映时引起了这些议题上的抗议，让阁阁或格格发现有机可乘，而借着上网“见证”，攻击导演“偷拍、侵权”，可以因此向徐童导演要挟一些好处？
也许有人会说，我对阁阁或格格的这些推论，太小人之心。我的说法当然可能也并不正确，但我只想问，我推想的这些情境，是否至少也有其可能性？如果并非完全不可能，那么，为何那些大陆、港、台地区的抗议者与批评者，可以完全不思索、不理会这些可能，就全然相信了一个他们也未经查证或细究过的网络言论和那位网络“格格”呢？为什么“格格”一定就是善良、纯真、受害的落难天使？这个“为什么”，我于本文最后再分析。我先讨论，何以在两者都有可能陈述不实的情境下，我选择相信徐童导演。这就必须回到《麦收》这部影片里来判断。
《破周报》的陈韦臻在POTS View中说，我先前的短文是“立于电影文本价值而生……这是经常可见的‘电影本身无罪’之声”；结语则强调，“文本绝对不是独立于社会脉络的存在”。意思显然是，我是将《麦收》的“电影文本”与它所触犯的道德问题切割开来谈了。陈韦臻自我定义、任意诠释的这些说法，是令人莫名其妙的。我向来最反对的事情之一，正是去政治、社会脉络的制作、解读或批评影像文本，也最无法容忍那些以关怀、人道之名，对底层弱势或进步议题进行剥削的伪善作品。不清楚我向来的批评态度倒无妨，可《麦收》是让几位长年在工运、外劳、性别等领域里我敬重的女性朋友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好看、真实、导演态度诚恳的影片；这些意见，在她们跟我的通信中明确地表达了。该文记者至少应该同时问问这些女性社运领袖们对《麦收》的意见，再下断语。一个让台湾工运、社运女性“意见领袖认为非常诚恳的影片与导演，能够同时又以此作“强暴弱势”“践踏人权”，这在逻辑上和常识上，是说不通的。
纪录片文本当然不是独立于社会脉络之外的存在。但明明在文本里就能看得清楚，导演处理此题材时，是否具社会脉络的纪录视野，是否对题材和拍摄对象进行或隐或显的剥削，是否能对性工作者这题材展现一个深刻的道德观点，这些抗议者和批评者却选择不看，或者其实并无能力看得清楚。那么，我对于抗议者那些自我正义式的浅层道德谴责，回应以“这些人恐怕看不懂纪录片”，应该没有太冤枉他们。
一位长年投身工运的台湾地区女性纪录片导演，在通信中针对此片这么跟我说：“底层弱势者常常是被迫没有面目的，而让她们无法有真面目示人的问题起源，是社会污名性工作者、让性工作有罪这些问题，（《麦收》的抗议者）没有强调这个她们（性工作者）连基本人权、工作权都没有的核心问题，去讲‘肖像权’，这是我无法理解的。只有台北101这种高楼才会去主张肖像权，为我们这些犹如地上小蚁的人们标榜肖像权，我觉得很不自在。”徐童导演在《麦收》里态度非常清楚，他想给这些没有面目的人一个正常的、坦荡的面目，让观众看到，最底层的性工作者，跟我们一样也是有责任感、七情六欲、尊严、屈辱与自信、挫折和快乐的人。这样的一种对性工作者之真正人权的伦理彰显，已经非常清楚。抗议者们看不到这样的道德意义，只会不停地重复着“没有马赛克、没有隐去姓名、剪掉画面”，我认为这些正是一种琐碎、洁癖的中产阶级的道德层次。
港台地区那些抗议者与批评者，不少是来自长期关切人权或劳工的组织，他们对于社会弱势者之人权的坚持和维护，我原则上都敬重。但是，为何这些个人或团体，会以一种偏执到了近乎顽固的姿态，死守着某种抽象的甚至是想象的“人权”，和维护它的方式，则值得深究。对于不同社会里、不同阶层之维权或侵权问题，则不能以一种去脉络的、放诸四海皆准的，甚至是自我正义的概念对待，而必须细致地理解。在本文最后，我想谈一下自诩进步的社运者看待社会弱势、底层时，存有的一个颇为严重的问题，以及中产阶级背景出身的知识分子，看待性议题、性道德时的盲点。我以为这些问题，已经相当清楚地反映在这次《麦收》的抗议事件上。
让我回到稍早的那个提问：为何《麦收》的抗议者与批评者，不假思索地选择相信网络上那位“格格”的说词，而对徐童导演进行言词粗暴的谴责？从一直成为典范的1980年代后期台湾纪实摄影杂志《人间》开始，20多年来，我在对台湾部分左翼社会运动者的一些观察中发现，不同时代的一些左翼理想主义青年，常常在资本家、劳动者，剥削者、被剥削者，主流、另类，上层、底层等的价值或立场区分里，将道德意识也简单二分：前者必然是恶的，而劳动者、底层、另类或弱势，则因为在政治权力或资本结构上是被剥削的对象，因此他们必然是善的、纯洁的、站在道德这一方的。
这种不加检验即授予道德光环的简化逻辑，排除了人们对人性之复杂认识的可能，回避仔细区辨底层或弱势，一样可以有人性之恶，尽管多半只是小奸小恶。左翼社运者无法细致考察关于道德的复杂议题，只能死守一种粗糙的、政治正确的道德检验方式，乃由于许多人对阶级剥削、社会不正义和底层人民，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带着一种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与赎罪心理。因此，他们倾向机械化、教条化的道德判断，不再有能力甚至意愿，仔细考察各种不同情境下复杂的意义语境。在这个问题上，恕我不客气地说，20多年来台湾的一些左翼社运群体，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并没有太大的进步。
然而，赎罪意识并不能自动带来社会进步与现状的改变，且极可能维系或强化了一种既存的保守道德秩序。举例来说，“苦劳社论”里有一个令人无法理解的论调（这大抵也是香港抗议团体的论调），即《麦收》如果是在台湾的妓权工作者与性工作者之间放映，可以接受，但在一般社会大众皆可观看的影展中放映，则相当不妥。
在一个关于性工作研究之新书发表会上，作为“台湾妓权运动第一人”的“日日春”首任秘书长王芳萍，以她多年的经验清楚指出，妓权运动的重点，不止单纯地在于修法工作，而是对“性道德的作战”。王芳萍强调：“性产业除罪的过程里，若不能同时松动社会的（既有）性道德，法律上除罪并不能真正改变问题根源。”显然，华人社会里让性工作者没有面目的，正是我们全体社会对性道德根深蒂固的保守意识，与对性工作（者）深层心理上的偏见或排斥。《麦收》的价值与道德，正是希望借一部平等、诚恳地看待性工作者的纪录片，多少改变一般华人对性工作与性道德的偏见。
但是，“苦劳评论”却以“保护弱势”之名，不允许社会大众看到这些性工作者，要以删片、遮掩、选择观众身份等方式，让她们继续活在阴影下，或没有面目的状态里。难道，妓权工作者尚不知娼妓的工作与生活真实，还需要被这部影片教育？而性工作者还不够了解自己的辛苦，需要《麦收》来再次提醒她们自己的不堪处境？事实上，最需要认真地借此部影片被再教育的，恐怕恰好是那些挥舞着保护被摄者隐私权旗帜的抗议者与批评者。通过观看与反省，《麦收》的抗议者与批评者或许有机会自问：到底自己真正在乎的，是影片中被摄者所代表的性工作者活生生的处境，与翻转她们继续被污名的可能，还是批评者口中抽象的“人权、道德”？
如此再想，也许我先前短文所说的“琐碎的”中产阶级道德洁癖，毕竟并不“琐碎”，而是关于纪录片伦理，华人性道德，人权、妓权与道德法西斯的一组相当主要而迫切的议题，需要更多的思辨和争论。
（本文发表于“苦劳网”。2011年9月为上海复旦大学“华人女性与视觉再现”研讨会而修订，2013年8月再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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