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影像研究：性别与视觉的探讨

2012年2月，题为《底层者、“伪善”与纪录片伦理——〈麦收〉争论之例》^[1]的文章在网上出现，作者是一个活跃的女权主义民间行动小组。它从女权主义行动者的角度对她们组织抗议《麦收》的事件作了总结，总共进行了五次，分别是：2009年3月下旬“云之南”影像纪录展，2009年3月31日北京伊比利亚艺术中心，2009年5月中国香港“华语纪录片节”，2011年12月上海复旦“华人女性与视觉再现国际研讨会”，2012年1月7日北京徐童《老唐头》放映会。大陆多个组织的非政府组织（NGO）工作者，以及香港性工作者权利组织紫藤、午夜蓝、自治八楼等参加。其中，香港的抗议行动导致放映被迫延迟并有警方干预，被多家媒体报道为该电影节“迄今最大风波”。2009年7月台北电影节的播放，中国台湾独立媒体“苦劳网”、《破报》等亦提出公开批评。2009年，一些NGO工作者结成非正式小组，通过邮件和会面在大陆、香港、台湾地区间串联，撰写抗议信，向策展人和评论家们交涉。作者认为：

没有纪录片界的支持，《麦收》就不会得到那么多放映机会和荣誉。“云之南”组织者之一、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华人女性与视觉再现国际研讨会”纪录片展映部分负责人、复旦大学教授吕新雨，台北电影节策划人游惠贞，均是在业内和公众中声望甚高的学者和评论家，他们都在了解抗议者的主张后，仍坚持播映《麦收》并为之公开辩护。吕新雨、游惠贞同时是女性主义者，还须提到的是，台湾妓权组织“日日春”的支持，也增加了《麦收》的正当性。

因此，不仅是某个人，而是整个纪录片界成为女权主义行动者抗议的对象。对《麦收》的抗议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时间段，即2009年与2011年底复旦会议延续至2012年。2009年是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串联活动。2011年以来，以复旦会议为导火索，争辩主要在网络进行，我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也经历了好几个回合的交锋。对我的批评集中在作为纪录片研究者和女权主义的双重角色上。其实，不仅仅是我，2009年就与之正面遭遇的台湾学者郭力昕教授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与他站在一起的有台湾妓权组织“日日春”。但是，为《麦收》辩护的声音并没有从学理的角度被有力地回应，这本来是我筹划以《麦收》为专题的意图。更多的反击体现为行动抗议和道德批判，复旦会议重复了这个模式。“女声”批评她们的抗议“没有消减那些以消费底层民众隐私为乐的中产阶级所谓学术艺术情趣的狂躁热情”^[2]。

复旦会议之后，女性主义行动者制作了网络视频《我知道你在复旦干了什么》^[3]，以及在徐童《老唐头》放映现场抗议的“口罩小分队”快闪小组的行动视频^[4]。《我知道你在复旦干了什么》，系对负责人单一视角的采访录，她从女权主义行动者的角度叙述和批评了《麦收》在复旦放映的故事，视频后面的跟帖称赞道：“字字珠玑，辛辣抨击了导演徐童的傲慢（代表了中产阶级男权他者对性工作者的蔑视、欺骗姿态），吕新雨的伪中立（代表了所谓学院派女性主义学者的猎奇与冷漠混杂），郭力昕自以为的与性工作者平视（‘性工作者与我们平等’这种判断过于无知）”。

这个采访中，有几个值得注意和需要辨析的说法。两次批评导演是以嫖客的身份进入发廊；认为自己作为女权主义组织，是了解妓女现状的，只有“中产阶级”才不了解，才需要这些底层奇观来消费，以回击郭力昕批评抵制者有“中产阶级的道德洁癖”；对复旦关于《麦收》的讨论现场作了不够客观的描述，特别是批评我作为主持人掌控话语权力是“伪中立”：“一切都是权力话语关系，我的时间肯定是很有限的，他们都是所谓的嘉宾，我只是一个观众，我知道我没有资格、没有办法多说话，但是你们要多思考纪录片伦理与人权的关系问题，我说这些话就特别触动了主持人，主持人就特别不高兴。吕新雨不但认为我挑战、破坏了秩序，搅乱了这个会场，还因为我质疑了这个安排，因为我认为这个片子根本不应该播”。其实，她是我们合作的主办方美国密歇根大学王政教授专门邀请的特约观察员和论文点评人，以体现女权主义行动者参与会议的重要性，会议对她的角色是非常重视的。

《麦收》并不是一场单独的放映，而是作为一场《麦收》专题小组讨论的组成部分。放映之后，是三位论文提交者的发言，包括郭力昕教授。发言之后是开放讨论，作为主持人我特别表示欢迎不同意见，女权行动者的慷慨陈词获得一片鼓掌。但是，当郭力昕回应的时候，因为她在座位上大声说：你太轻浮了！你太轻浮了！我们不像你那样轻浮！几度打断郭的发言，以致正常的讨论无法进行下去。会场秩序大乱，有嘘声，有掌声，众声鼎沸。这一幕才让我试图提醒她女权主义者不应该用道德审判去绑架和攻击人格。后来经王政教授提醒——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我对这位女权主义者用了“你们”这个称谓，事发突然，面对这样的场景，我不自觉地把自己与这位女权主义者做了区分。

即便我想控制会场，也已经不可能，我自己的观点自始至终都没机会表达。当我试图说几句话，众人却高喊：我们要让徐童说话，让导演说话！我事实上已经被褫夺了话语权。此时，徐童一直在旁边用摄影机拍摄这个过程，他有些不太情愿，很明显，喊话者要逼徐童道歉和认罪，这是一种压迫性的语境。我明白这一点，但还是屈服于现场的情势，把话筒递给了徐童。徐童叙述了苗苗与他最近的交往，她已经成家并当了母亲，向他报喜。徐童给了孩子一个大红包表示祝贺。以此来说明他们之间的互信关系，间接抵制对他的大批判。这些行为和话语后来被网上批判为傲慢和冷漠，他在现场进行拍摄也被强烈质疑。事后了解，他拍摄这样的场面正是为他后面的纪录片积累素材，他的纪录片已经无法绕过这个争议。这一故事后面再提。这也可以理解为作为导演的徐童回应的方式。

其实，在之前《麦收》的争议中，我从来没有声称过自己是中立价值^[5]。我在新浪微博中针对批评者说，不是《麦收》不能批评，但是以封杀为前提，批评就不能正常展开。实际上，关于纪录片伦理问题的讨论一直是纪录片界近年来的热点话题，并不乏严肃的讨论。此次会议的专题，也是试图在女权主义的框架下重新打开讨论，而不是把女权主义变成封条。

女权行动者反问道：“为什么不让他们自己拍，为什么不让他们拍我们？为什么要让我们去拍他们，把他们呈现出来满足于我们，好像我们关注了他们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这样的质疑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任何涉及“他们”的表述和观看都是消费，都不具有正当性。只有“他们”自己拍自己，或者拍“我们”，才具有正当性。这一方面是并不了解纪录片界把摄影机交给被拍摄者自身，早已经有很多实验与探索，同时也使得更多问题得以浮现。自拍并不一定就是主体的自我表达，主体自身并不自明。自在与自为之间需要漫长的跋涉和探索，需要很多中介，自我并非不受污染的处女地，而是相反，是各种势力博弈的场所。而没有中介，在客观条件下，“他们”拍“我们”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关键是“让”这一动词，究竟是谁在“让”他们或“不让”他们？“让”或“不让”的动机何在？这里已经暴露出悖论，无论是“他们”自拍还是拍“我们”，背后都有一个让不让的问题，即一个更具有结构性的、社会性的支配力量这一点恰恰是问题所在。

另一方面，用“他们”的“自拍”去排斥纪录片导演的存在，也混淆了和抹杀了纪录片导演作为主体存在的意义，其否定的就不仅仅是这一部片子，而是整个世界纪录电影史。如果把自己的行动上升为唯一的政治正确性，缺乏对行动本身的反思，是危险的。行动也不能代替或压制理论批评。

女性行动者批判说，吕新雨明明是中产阶级，却幻想和别人在一起；徐童在《麦收》中是男性的监视视角，无所不在，根本不是平等的视角，是男性的他者的视角，是嫖客的关系。学院式女权主义不可能吸收女权主义的能量，因此需要挑战她们，包括学术。学术讨论就是特权，就可以消费对别人侵权的故事吗？最后的结论是，这个争论反映了位置的差异和阶级的差异，要不要关心底层，关心用什么方式来体现？以什么方式和这些人在一起？徐童就是个男权主义分子，复旦的会议究竟是不是一个女权主义的场子？徐童的男权话语为什么能来到这？凭什么来这？他有什么资格来？他应该被赶出这个会场！在这样的叙述里，复旦会议成为一个压制底层他者的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联袂男权主义的标本。(www.xing528.com)

另一遗憾是，采访视频中并没有准确叙述郭力昕的发言内容。郭居然说，“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们这个阶层的人是特别爱说假话的”，声称郭认定阁阁就是坏人，所以我们就不用保护她的权利，这样“政治正确性”的说辞会产生一种针对郭的污名化效果，并树立虚假的靶子。因为郭是“污蔑”一个不在场的无法反抗的人，因此对郭的呵斥就是具有正当性的。

女权行动者强调“我们”的政治性，即底层作为主体的重要性，强调拍摄者没有资格代表作为底层的“我们”。这自然是女权主义的核心议题，但是这样的质疑也同样可以转向抗议行动者自身。当她把“中产阶级”作为标签来取消对方的正当性，她自己的位置并不自明。比如2012年1月7日，北京“单向街书店”徐童纪录片《老唐头》的放映现场，“快闪行动，抵制徐童”口罩小分队（每人均戴着口罩）在镜头面前呼喊“女权主义万岁”，表示此行目的是要揭发徐童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希望更多的人看到。散发传单之后，小分队成员就撤离了，并没有理会徐童诚意邀请她们坐下来看一看《老唐头》的愿望。她们表示如果徐童不道歉，她们就不仅要抵制《麦收》，而且抵制徐童。其实，如果她们愿意看一看，也许就能对《麦收》在拍摄方法上的不同有所理解。在复旦会议的放映现场，同样，女权主义者对《秉爱》和《危巢》也没有兴趣。这一点，我深表遗憾，拒绝观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使对话的可能性丧失。

只有一位抗议者留下来看了片子，参加了会后与导演的答问，发现徐童回应的态度还是“蛮诚恳”的。但是，真正刺激了这位坚持到最后的行动者，恰恰不是徐童，而是徐童纪录片《老唐头》（以及《算命》）中的人物唐小雁，也是一位性工作者。正是因为《麦收》抗议事件的爆发，激发了徐童在其“游民三部曲”中的后两部片子，都是让唐小雁与导演一同出席所有在国内国外的放映和讨论现场，他们俩还上了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徐童的下一部片子是以唐小雁为主角，他随时带着摄影机，纪录了唐小雁在这些场合的表现和激发的反应。他在复旦会议现场的拍摄也是属于这一过程，虽然唐小雁并不在场，但是现场发生的一切却与她有关。

这位抗议者很不解的是，正是唐小雁冲到她的面前，大声指责要她闭嘴，说：你这是砸我的场子！此时，她正在针对前一位发言者的言论“我们既然一无所有，就不怕曝光”，批判他／她居然敢代表“我们”，居然敢用“我们”一词，你是“我们”吗？但是，当真正的“我们”代表唐小雁冲到她面前的时候，她却觉得“很莫名”。她明明批判的是徐童和前一位发言者，而与“二雁姐”（抗议者没记住唐小雁的名字，只记住了“雁”字）并没有关系。同为女性也同为性工作者，为什么“二雁姐”不能站在同样立场上体会被伤害的事情是多么严重？！因此，她在惊魂未定、忐忑不安中结束了抗议过程——一个因而具有反讽意义的抗议行动。女性主义行动者的道德主义困境在于：她们其实同样无法代表“我们”。

在《底层者、“伪善”与纪录片伦理——〈麦收〉争论之例》中，总结了为《麦收》辩护的七大理由：第一，反对播放《麦收》是限制言论自由。第二，反对者们是基于“中产阶级”的“性道德不适”或“自居正义”的虚伪。第三，纪录片业在获得许可方面并没有成规或法律依据，也不应受限制。第四，声称受伤害的阁阁之言论不可靠、不可信。第五，《麦收》令观众了解到“真实的中国”和边缘者被主流视野遮蔽的生存状况，因此应该受到充分的肯定。而一些观众“震撼”“感动”的感受就是其价值的证明。第六，鉴于此片的公共价值，可以接受它对少数人的伤害风险。第七，《麦收》的播映范围已经做了足够的限制，不会对片中人造成实际的伤害。对上述这些理由，该文的结论是“诡辩”，并做了三点阐释：

第一，抗议者主张负责任的拍摄、播映和观看行为，而不是限制言论自由。明知电影存在侵权还提供播映机会是不负责任的。

第二，抗议者并非来自中产阶级，亦并不恐惧性工作者的公开亮相，所谓“性道德感不适”的诛心是想象。抗议者们对妞妞和阁阁是否道德并不关心，甚至对该片在文本脉络中是否尊重性工作者也不是很关心，她们所关心的是在文本诞生前就应解决的那一重道德：侵权。

第三，保护隐私是有法律和伦理基础的，纪录片和其他所有创作及再现方式一样都必须认可这一权利。阁阁担心隐私进一步曝光，而不敢对徐童提起法律诉讼，有良知者不可利用这种无法自我保护的可悲。对纪录片来说，获得拍摄许可本身就是一项功课，是工作的一部分，如果如徐童所说，许可限制会导致无法拍摄的话，那就只有一个答案：别拍。

应该说，这个总结并不全面，也不客观，但还是说明了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