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博士视觉形象的衍生过程，可以窥见大众文化生产中的某种文化偏执。经过大众文化的拣选塑造和不遗余力的维护，“女博士”一词已经脱离了能指和所指，成为一个有着清晰面目的文化想象，一个被固化的消费符号，首先在文字叙述中获得种种刻板面貌，继而被搬演为一种视觉形象。人们谈论着它，消费着它，又继续生产着它。
一种文化现象的生成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背后隐藏着对某种现实的问询和某些深层文化心理的暗合。对女博士乐此不疲的言说背后有着对高知人群生存状态的猎奇，对高校教育体制的质疑，对高等学历社会功用的拷问……然而事情又不仅仅如此，否则就无法解释高知人群的另一半——男博士，为何没有成为焦点话题，为何男博士没有获得如女博士一般的文化想象和性别形象？“形象就是对一个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种描述，制造了（赞同、宣传）这个形象的个人和群体，显示或表达出他们乐于置身其间的那个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虚构的空间。”[106]当女性成为叙事的焦点，当性别要素被嵌入一种形象塑造时，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心理和期待？
一个早已有之的词汇，如此晚近才成为话题，获得视觉形象的演绎，大概也与这一群体现实状况的变化有关。当今时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不再是凤毛麟角，而是群体式的增长。她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而是有机会也有能力走上一条发展多元社会角色的道路。她们走进公共领域，与男人们共同分享社会权力；她们作为各个领域的高端人才获得承认和荣耀，她们的个人成就不再仅仅依据为家庭做出的牺牲程度来衡量；她们不必像花木兰那样，一番血泪拼杀之后仍要卸甲归田，她们有机会去朝堂上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于是她们成了一群“僭越”的女性，触动了男权文化敏感的神经。
经过自杀问题的报道，女博士群体的心理问题被夸大，经过就业困难的报道，女博士的努力得不到应有的承认……通过一番造势，一个“不幸福”的群体浮出水面，但大众文化终于在婚恋问题上成功地塑造了女博士的形象。
大众文化对婚恋问题的选取并非偶然。首先，婚姻恋爱是每个人的必修课，具有广泛的相关性；其次，婚姻恋爱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私人领域公共化更容易获得“眼球效应”；更重要的是，“僭越”女性打破的是“母亲—妻子”的文化理想。这个文化理想“表现为美德、自我牺牲和对男性优势的屈从。家庭被看成女人的生命目标，或者是女人的终极职业”[107]。而家庭角色的承担正是男权文化质疑“僭越”女性的焦点所在。还有什么比塑造丑恶的女性形象，并且预言她最终难以获得婚姻家庭更具惩戒性的呢[108]？通过对“僭越”女性的嘲讽和丑化，男权文化仍然试图以功能性的叙事逻辑来定义女性，将女性的生存空间限制在家庭，将女性生存的意义限制在妻子和母亲角色上（“平反式”报道流露的思维也是鼓励女性以继续承担家庭义务的方式摆脱流行话语的惩戒，却从未考虑对家庭义务的重新分配）。(www.xing528.com)
陈旧的性别观念伙同急功近利的大众文化，一同制造了“女博士”这一性别形象。大众文化的可恶在于不加区分地重复原有的性别偏见，形成一种流行话语对女性进行压抑。不单单是“女博士”，“女强人”“女研究生”“女教授”诸如此类的词语都有着相似的感情色彩和叙事逻辑。陈旧的性别观念借大众文化之手对“僭越”的女性施以惩罚。在这里，女性仍然是被凝视的对象，大众文化所展示的依然是男性的命名权。
随着网络、手机等私人媒介的发展，大众传媒中传播者高于接受者的基本格局被打破[109]。媒介大众直接加入大众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他们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电台，生产自己的节目，发出自己的声音。网络上充斥着男性对娶女博士的疑虑，而那些娶了女博士的男性的感受却很少得到重视。媒介大众对大众文化生产的参与使得他们在妖魔化女博士过程中难辞其咎。尽管媒介大众并非丹尼尔·戴扬意义上的民主公众，他们不过“是由‘媒介事件’聚拢起的一群人，缺乏固定的交往和稳定的联系，他们在网络上匿名随意地表达个人的喜好和情感”[110]。在当代中国女性法定权利与现实性别意识不合拍的怪诞事实面前（戴锦华语），媒介大众仍然显示出强大的话语压力。正如女性主义者所担心的那样，“女孩在习得语言能力的过程中，也习得了自己被贬低的形象和隐喻。她们学到的语言损害着她们长大后作为妇女的名声”[111]。原本，我们应该从世界进入命名，但实际情况是，我们更多地从命名进入世界，而命名本身规定了我们对世界的想象。关于女博士的想象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的狭隘和偏执同时损害着男女两性的选择。在承认媒介大众话语优势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这种话语背后的虚妄与虚弱。那种迫不及待的惩戒未尝不隐藏着某种担心——对脱离掌控的“僭越”女性的焦虑。当以想象形式释放的焦虑发现，原来无补于沉默不言的现实之时，它能够获得的，仅仅是暂时的抚慰。
如果说许贺这个形象原汁原味地复制了流传已久的有关女博士的种种刻板印象，那么李诗娴等个性化女博士的登场则彰显大众文化中另外一种颇有意味的凝视。近年来，电影、报刊、杂志等娱乐媒介上温柔贤淑的模特已经让位于个性化的女性。“个性化”本身蕴含着女性经济独立、主体自觉、敢于表达等题旨，也是女性现实处境转变和个体自觉的重要表征。女博士作为经济能力、知识占有等方面都占据一定优势的群体格外拥有个性化的可能，作为现实可能性的反映，女博士视觉形象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化倾向原本不足为奇。
但是在消费娱乐的摄影机下，女博士的个性化遭到具有性意味的凝视[112]，女性主义与消费主义短兵相接，进退两难。当个性化被过度复制和传播，作为一种时尚标签而流行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新的挑逗方式——表面上是对驯化女性形象的反拨，实际上却增加了女性的妩媚——个性化成为具有性意味的挑逗目光的新的来源，一种被抽空了政治反抗能量的伪个性，诸多个性化的女博士也难逃摄影机色情的“眼睛”。另一方面，从大众对李诗娴和刘苏曼的不同接受也可以看出，如果没有传统的底色，大众对相对真实的个性表达的接受是相当有限的。只有当女博士的“个性化”成为一种空洞的时尚标签，其内核被置换成传统的闺阁心态的时候，才能更广泛地为人接受。李诗娴获得热捧的背后，与其说大众期待的是一位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毋宁说他们需要的仍然是“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柔情蜜意。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