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像研究：性别与视觉的悖论

然而，一个词汇能够走入公众视野成为话题，并非仅仅取决于其所指的存在，乃至这种存在的规模^[91]。只有当这个词汇固定地与一些问题捆绑在一起时，它才具备被“打包销售”的可能。最初，关于女博士话题的讨论局限于文字叙述领域，主要以媒体报道为主。

报道起初涉及多个方面：就业、婚恋、学业、生育、经济、心理状况等。虽然以负面居多，但其中毕竟不乏严肃的思考。如2005年初“女博士因生育被劝退学”“女博士为读书被迫做人流”的新闻，将高学历女性所遭遇的制度性壁垒摆上桌面，引发了关于高学历女性生育权的讨论^[92]。

但是很快，媒体将讨论的焦点转移到婚恋问题上。2005年3月，《新周刊》“女研究生为什么成为婚姻的弱势群体”的专访，以看似客观的“报道事实”面目出现。它以专家的权威性指出，女研究生在婚姻市场这个意义上已经成为“高知弱势群体”。之后更有种种运用社会学、经济学等理论将问题数字化、学理化的努力。所有的这些努力，都在试图借助科学话语，证明女博士婚恋存在困难是个普遍现象，是个“真问题”。但2009年一项针对上海女博士生存现状的调查表明，在一百余名年龄在26—45岁之间的文科、理科专业（包括医学专业）的女博士中，平均结婚年龄为29．8岁，结婚并生子的占48%，未婚且没有男朋友的只占21%，女博士恋爱和婚嫁情况与正常女性没有明显差别^[93]。作为一个女博士，这个区域性调查符合我的日常经验。女博士群体在构成上与本科生和硕士生有明显的不同，在职教师和有过工作经验二次深造的人占很大比重。而这部分人通常人到中年，有家庭、子女，基本不存在所谓婚恋选择的问题。只有少部分人是由硕士直接过渡到博士生阶段，而未婚且没有男朋友的也只占这少数人中的一部分。即便对此调查存疑，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大众传媒在使用“女博士”这个词汇的时候过于急功近利，以个体代群体，未加甄别，夸大问题，流露出构筑“想象性的现实”的企图。

很多记忆是通过不断的重复而获得意义的，“想象性的现实”也是通过不断的复制类似事件而创造真实感和需求感的。2004年2月2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女博士征婚缘何隐瞒高学历”的文章：

1971年出生的韩小姐，5年前到玄武区社区服务中心婚介部入了会。刚开始，她的期望值挺高，要求男方至少硕士以上学历。可是，当工作人员跟符合她要求的男士联系时，人家一听说是博士，就不愿意见面了。一年多后，韩小姐最终降低了标准，要求是本科学历的就可以了，可还是没人应征。条件太差的，韩小姐又实在接受不了，婚事就这么一直拖了下来。眼看自己年纪一年比一年大，无奈之下，韩小姐只得降低自己的学历来试试。

这条报道很快被搜狐、雅虎等多家网络媒体转载。故事内核相同，只是人物身份变成“四川女博士”“‘海归’女博士”，类似报道层出不穷。这些“同故事”叙事又被重新排列组合反复征引，作为“女博士婚嫁难”的“铁证”进入各种网络评论。大众传媒以拼贴、复制和高频率传播为手段，构筑出“女博士婚嫁难”的“现实”。(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这种狂轰乱炸式的过度言说又虚拟出一种虚假的关注需求感。大众传媒并不关心受众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了解一个极少数群体的生存状况，制造话题、打包销售、获得利润是他们的追求。对于孤独的现代人，群体性的共时感成为越来越匮乏的经验，而大众传媒提供高频集中的共同信息来满足这一心理需求，使我们获得一种“活在当下”的假象。女博士话题与所有的“恶搞”口水话题一样，它的存在以八卦娱乐的方式弥合了我们的焦虑与孤独。在这个意义上，不必区分主动和被动、生产者和消费者，大众文化与媒介大众“共谋”了一个关于“女博士”的话题，“女博士”一词于此获得了别样的感情色彩和性别形象。

不可否认，在强大的多种攻势面前，“平反”的声音也时有出现，而它的叙事却呈现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悖论。大多数声音认为女博士受到非议的原因是对家庭责任的规避，于是会做家务成为为女博士“平反”的重要理由。2005年3月8日《新华每日电讯》的一篇“平反式”报道中，作者评论一位女博士说：

再拿刘玲本人来说，她每周都要通过书信或电话和家人交流情感，还在固定的美容院做护理。放假一回家，她凡事抢着做，把家务安排得井井有条，尽显贤妻良母本色。坐在记者面前的刘玲平凡可爱得像邻家大姐，不听她讲学术，你不会想到她是个博士生^[94]。

似乎只要当一个贤妻良母，就可以不被归入面目狰狞的女博士之中。2009年8月13日的《中国妇女报》也刊发了题目为“女博士会做研究更懂得生活”的文章，尽管对女博士婚恋难的真实性有所质疑，该文章仍然一再强调“高学历与做家务并不矛盾”。这些主流媒体试图为女博士的刻板形象辩解，但它们的叙事思路都是极力宣称女博士不过是普通人，也会做家务，也会相夫教子，并没有因为学业忽视家庭。这些声音共同构成了一个关于“回归”的叙事——女性只有回归家庭才能避免被“妖魔化”，才能躲避大众文化的悠悠之口。这个“回归”的叙事为女博士提供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那就是回到“母亲—妻子”的文化理想中去。这些“平反”的声音宛如絮絮叨叨的祥林嫂，在对方的逻辑框架中左奔右突却不得要领，反而悖论性地巩固了原有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