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溯源，“女博士”一词古已有之。《三国志》等书中均有关于“女博士”的相关记载。博士最早为一官名，始见于战国时代。秦汉时，博士掌通古今，为决策者顾问。汉武帝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并置博士子弟学习经术。闺中女子若喜爱读书且颇具文才，则被谑称为“女博士”，本有讥讽之意，后来却成为才女的美称。黄庭坚有诗云“相看绝叹女博士，笔砚管弦成古丘”。然而，如同很多古老的词汇在近代经历了旧瓶装新酒的置换一样，我们现在所谈论的“女博士”，更多的是一个舶来品，一个西方现代教育制度的产物。钱钟书的《围城》就叙述了这样一位女博士。与方鸿渐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博士不同，苏文纨是货真价实的里昂大学博士。虽然作者对苏文纨的附庸风雅不无刻薄，但他仍旧让苏小姐以文化精英（或伪精英）的姿态周旋于男人之间。与方鸿渐不欢而散之后，苏文纨以“希腊打猎女神”的胜利姿态再次出现。她“旗袍掺和西式，紧俏伶俐，袍上的花纹是淡红浅绿横条子间着白条子，花得像欧洲大陆上小国的国旗”，如此的“进口风尚”令“内地出口”的孙柔嘉相形见绌，顿生嫉妒。即便明知苏文纨精明算计，不过是利用自己贩运私货，赵辛楣仍然受惑于她举手投足中流露的时尚风雅，方鸿渐愤恨之余也不由得产生今昔之感。传统的内核披上西方文明的外衣，即便乔装张致似是而非，仍然具有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
尽管《围城》后来遭到来自女性主义立场的非议，认为作者性别意识落后，对众位女性的叙述充斥着男权话语的偏见。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苏文纨这个女博士形象具有某种复杂性，她的外表摩登内里腐朽，对爱情既精明世故又执着单纯，故事的全程体验者方鸿渐在面对她的时候也难免矛盾丛生、五味杂陈。如果不仅仅聚焦于有关女性人物的描绘，跳出“男性—盲视”的分析取向，我们必须承认，那种时而嘲讽时而怜悯的笔致不仅仅是针对苏文纨、孙柔嘉等知识女性，而是弥漫于整部作品的叙事气氛，它既带有喜剧的轻逸，又带有悲剧的沉重。《围城》对女博士形象的嘲讽和贬抑与其说是作家囿于男性视角的狭隘，不如说是知识女性在那个骨子依旧的“新时代”所遭遇的困境和尴尬。这种困境和尴尬除了来自女性特殊的性别处境之外，更带有一种普遍的意味，即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乡土中国”的文化失落和精神创伤。这些家境优渥的青年虽然难以摆脱传统幽灵的游荡，但毕竟已经沁入新的价值，“海归”之后少有精神返乡的愉悦，更多的是又一次的价值剥离，他们成为故乡中的“异乡人”。苏文纨“胜利女神”的姿态不仅仅是“娜拉走后”的现实出路，也是方鸿渐等男性知识分子安之不甘，求之不得的“鸡肋式”选择。而方鸿渐在女博士面前的“败北”和艳羡，嘲讽和自怜，或多或少也源自这种自我镜像的潜意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人物之间的潜隐互喻造就了女博士形象的复杂和偶然，后来的文学创作也证实了这种偶然[88]。一类人物形象进入文字想象的领域的频率和规模，往往受制于特定时代的现实处境。在那个女学生刚刚走出家门的时代，高学历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尚未浮出历史地表，“女博士”一词，也尚未获得群体性的指认，女博士只是作为一个偶然的个体形象出现在文学想象中[89]。(www.xing528.com)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女博士”是作为一种个体身份的限定词汇而出现的，它仅仅代表人物通过专业训练所获得的学位身份，通常与人物在该领域的独特贡献相联系，更多地用于凸显其为社会创造的正面价值[90]（当然，将“女”加诸“博士”之前，本身也表现了对其性别身份的强调）。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女性对自身专业能力的要求逐步升温，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继续深造，高学历的女性群体逐渐生成，“女博士”一词也逐渐获得了群体性指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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