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像研究：百年性别视角

“穿越”一词，通常被认为最早起源于台湾作家席绢的《交错时空的爱恋》^[47]。而所谓“穿越”，按照中国“穿越小说之父”黄易^[48]的说法，原本只是一种“虚构”的小说技法：

穿越是一个手段，把一个现代人放在古代历史里，历史就好像一个棋盘，我下了一着不同的棋子，就会引起棋盘的混乱。穿越小说最动人的地方是引导我们脱离现实，进入一个小说的世界，就好像你在一个地方生活得太久了，你就想去别的地方旅行度假^[49]。

也就是说，“穿越”在其诞生之初，更多被理解为是当代人以“旅行度假”的心态对历史的一次不期然的虚拟性造访，是不同的时空、地域、文化等差异错位、碰撞而又位移的一种尝试，因而“穿越”在源初的意义上应被看作带有后现代“拼贴”意味的叙事技术。

然而，2007年以来，“穿越”显然已经不能被仅仅视为叙事手段，而更多成为企图打破现有时空秩序的、与现有的历史小说观念格格不入的另类历史文化；其作者、受众以及故事内核也越来越“女性化”，而被认为更接近于嫁接了超现实时空的言情小说。作家社总编室主任刘方曾经这样总结道：“网络上近一两年兴起的穿越文学特点又有所不同，其作者受到相关影视作品的影响，因而基本上都是青年女性回到古代谈了一场风花雪月的恋爱，同时经历种种宫闱秘事及权力斗争。这类小说主要受到女学生和女白领的追捧，可以视为言情小说的一个变种。”^[50]那么，“穿越”为何会实现从叙事技术到叙事类型的华丽转身？“穿越”文化又为何会更多与“言情”结盟而广受“女学生和女白领”的追捧，其内在的奥秘何在？在“穿越”的背后，又寄寓着女性青年群体怎样的当下现实判断与文化想象呢？

可以以《宫》为个案来分析一下。

单亲家庭出身的古玩店的女继承人洛晴川过着沉闷乏味的生活。在同样令人压抑的订婚仪式上，她发现了一张耐人寻味的古代仕女图，并追随它来到了一处古怪的森林，不慎失足掉进了时间光束，从而来到了康熙四十七年，而这段历史正是平时热衷于看历史小说《雍正皇帝》的晴川最为熟悉的。于是，在大清后宫中，在康熙众多英俊潇洒的阿哥之间，晴川开始自己悲喜交加、多姿多彩的爱情“穿越”之旅……

作为“穿越”故事的开端，《宫》对于晴川“穿越”冲动的处理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一些经典穿越小说的固定模式：

我叫蔷薇，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天天往来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做着繁琐而又忙碌的工作^[51]。

我从前……并不怎么如意，……不过是芸芸众生中最普通的一个，疲倦麻木地活着，担心着明天生活会有什么变动……爱情，事业，不过都是那样，没想过改变，因我没有改变生活的能力^[52]。

“繁琐”“疲倦”“忙碌”“麻木”“担心”，当“穿越”总是与这样的现实感受、判断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发现，对于像晴川这样的城市青年女性来说，“穿越”并不能仅仅理解为是童话式的遁世游戏，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80后”城市“草莓”族^[53]的普遍的生命无趣感与无力感：平淡无奇却又压力重重的日常生活，琐碎得让人绝望和窒息；孤独的带点儿叛逆的青春岁月，渴望温暖却从来不被理解，相反往往充斥着父母的唠叨、上司的斥责与朋友的误解甚至背叛；甚至被寄予厚望的爱情，也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充满激情，而常常遍布着金钱、算计和伤痛……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穿越”冲动正是晴川们事事不如意的现实人生感受的一种富于文学色彩的表述而已，这使得“穿越”首先就应搁置在现实主义叙事而不是历史叙事的格局中来加以讨论。

如果深究一下这种貌似一帆风顺而实际上却是“生活在别处”的成长感受的来源的话，就会发现，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经验，它显然是和城市青年们缺乏安全感却又充斥着丛林法则的成长环境息息相关的。网络上点击率颇高的《史记·八零后传》曾经以这样亦庄亦谐的笔触总结了“80后”这一代共同的无奈经历：(www.xing528.com)

夫80后者，初从文，未及义务教育之免费，不逮高等学校之分配，适值扩招，过五关，斩六将，硕博相继，数年乃成，负债十万。觅生计，十年无休，披星戴月，秉烛达旦，蓄十万。楼市暴涨，不足购房，遂投股市，翌年缩至万余，抑郁成疾。医保曰，不符大病之条例，拒赔。乃倾其所有，入院一周病无果，因欠费被逐院门。友怜之，赊三鹿一包，冲而饮，卒^[54]。

处在1990年代之后的社会转型期，“80后”显然首当其冲地承受着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各种代价：高校扩招，就业困难，医疗改革，房价飞涨……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强大的社会风险生产出了城市青年的“穿越”冲动，是“成功”“功利”等现实法则制造出了他们意欲“穿越”到彼岸的现实基础。而如果扩展一下视野的话，可以发现，上述情形并不仅仅是“中国特色”，它同样也是跨国资本全球扩张以及全球生产转型的必然产物。在1970年代以降的全球社会劳动变革的过程中，伴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的步伐，“非物质劳动”^[55]成为占据霸权地位的主流生产形态，“现代管理”制度也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现代管理方法正在寻求的就是‘把工人的灵魂变成工厂的一部分’。工人的个性和主体性必须变得对组织和命令比较敏感。”^[56]而作为新型劳动者，以城市白领为主的“知识劳动者”面临着“现代管理”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对“主体”新的压抑和形塑方式：“‘成为主体’的口号非但没有消除等级同合作、自治同支配之间的对立状态，反而实际上在更高的层次上造成了对抗：因为它既调动了单个工人的个性，又与之相抵触。”^[57]因此，可以说，城市青年们产生无处不在的压抑感，也是与新的管理体制甚至延伸到了对劳动者“生命”的管理这一事实息息相关，是现代“控制社会”日益渗透到日常生活深处的必然结果。

置身于这样的背景下，再来把握80后城市知识女性青年们的生存现状，可以发现，晴川们承受的压力更大，面临的问题也更为尖锐。一项对近1　000名北京白领女性的调查表明，对于现状，只有不到45%的女性表示基本满意^[58]；白领女性“感到迷失”（均值为2．71），“容易忧虑、发愁”（均值为2．89）和“易急躁、发脾气”（均值为2．77）等方面的疲劳反应均值明显高于男性（均值为2．46、2．6、2．45）^[59]。而在白领女性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中，如晴川作为“落跑新娘”而选择“穿越”的情形相仿，“择偶难”已经越来越成为困扰城市女性青年的首要问题。另一项对北京月薪在5　000—15　000元的白领女性的调查表明，这一层次的女性独身者占50．2%，其中因为“太优秀，找不到更优秀的男士”或“对感情不信任”而独身者占到了35．6%^[60]。

一方面，要与男性一样承受来自资本、社会和职场越来越大的挤压与蹂躏；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爱情、婚姻、家庭等个人压力缓释器相当程度的缺失，当“穿越”冲动与这样的双重社会压力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大概能理解，其背后所隐现着当代“控制社会”对私人生活如此深刻的介入与形塑、城市女性青年们与“控制社会”的紧张对峙心理，以及由此产生的比男性更为严重的不适、焦虑乃至叛逃情绪。在这样的情形下，“穿越”某种意义上就可以被纳入到性别政治的范畴中，作为具有内在反抗指向的青年亚文化类型来加以讨论。我感兴趣的是，为何在当代中国，像晴川这样的女性青年不选择直接面对现实，而更愿意采用“穿越”来寄寓或转化自己的现实感受？

作为穿越活动得以实现的另一个维度，历史资源以及其所释放的历史想象，是否能够有效地与晴川这样承受着各种现实压力的城市女性青年对于更好生活的想象相对接；继而是否能够使晴川们通过对于历史的想象性参与，一定程度上激活、发掘并释放自己被压抑的“反抗”能量，因而就成为我们需要清理的另一个场域。

就《宫》而言，像晴川所迷恋的《雍正皇帝》这样的历史小说，显然就有必要作为意味深长的“历史”符码而进入我们的分析视野。作为1990年代初轰动一时的另类正统历史书写，《雍正皇帝》（二月河著）^[61]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眼光重新诠释了雍正传奇而血腥的一生，其中分明夹杂了对于连式的个人奋斗故事的首肯，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市场竞争法则和“成王败寇”的传统“成功”伦理的混合性认同，以及对于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崇拜情结。不难看出，《雍正皇帝》在很大程度上是以1980年代之后形成的充满了欲望的“个人”作为历史叙事的逻辑起点和内在支撑的，这显然是以“民间草根”视野为基本出发点，以世俗功利伦理去理解历史重大事件、人物，以标举个人毋庸置疑的正当性为主要翻案目的的历史写作类型。其后，《大明朝那些事》《帝国政界往事》《流血的仕途》等接踵而至，更是借助于网络阅读的手段推波助澜，形成了1990年代中期之后以男性白领群体为主的所谓公共史学（大众史学）创作、阅读热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说《雍正皇帝》一开始并不能简单纳入通常的女性阅读谱系内——它恰恰是通过对传统的、偏重于后宫女性恩怨的宫闱叙事的摒弃，通过恢复对庙堂之上的恢弘而又残酷的“政治”斗争的正面铺陈，而成为新的历史小说叙事典范的。因而作为女性阅读者，晴川对于《雍正皇帝》的阅读，显然就很耐人寻味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阅读既有迷恋和认同，同时也有一种僭越的意味：一方面，晴川极其认真地将由此阅读得来的历史知识当作信史甚至是正史，煞有介事地去批评野史电视剧对于吕四娘与雍正恩怨情仇的胡编乱造，又暗示了像《雍正皇帝》这样的小说，实际上又在正史慢慢失效、公共史学（大众史学）逐渐兴起的当代社会中，以亦真亦幻的镜像方式扮演了历史教科书替代品的角色；另一方面，正如二月河是在克服“后宫”叙事的意义上特别将《雍正皇帝》的“庙堂政治”斗争效应放大一样，晴川挟带着现代城市女性对于现状特别是婚恋现状不满情绪的阅读，又在性别政治的层面上，将其原本男性阳刚气十足的宏大政治诉求轻轻地放在了一边，使它沦为女主人公可以在现实世界中“微微打个盹”的一个另类道具，借此她可以从母亲的逼婚唠叨中喘口气；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与晴川后来更多又回到“后宫”争斗的格局中熟练运用从《雍正皇帝》中学来的“真实”的历史知识的现象联系在一起的话，可以发现，晴川实际上是在克服《雍正皇帝》对于“庙堂政治”呈现正当性的前提下，通过重返后宫、重新树立女性情爱合理性的前提下，碎片化地，也是功能化地将《雍正皇帝》纳入女性知识谱系中去了。

因而，如果说《雍正皇帝》的确构成了晴川之所以能穿越到清康熙年间的重要的知识性资源和路径的话，那么，基于被突出的晴川现实感十足的女性阅读者身份，两者之间就不能被仅仅理解为一种简单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而是因为存在着多种微妙因素，而形成了一种复杂的阅读政治：通过对公共史学（大众史学）资源的借用，确立了以“个人→权力→成功”为逻辑架构的当代世俗价值介入历史叙述的合法性；而对现代城市女性阅读感受、立场的强调，则通过恢复私人情爱的正当性，更进一步突出了以个人作为逻辑起点理解历史脉络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然而另一方面，却又通过将女性个人生活与以男性为主导的“庙堂政治”相对立甚至分裂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表达出了对“个人→权力→成功”的历史逻辑架构的一种犹豫与质疑。因而，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晴川们对《雍正皇帝》的阅读，具有双重背叛的意味——不仅是对传统意义上的“正史”的僭越，也是对大众文化传播领域内男性改写的“公共史学”叙事的相当程度的解构。

这样，或者可以说，以压力重重的现实感受为基础，借由大众传播时代“后现代主义”式的对于历史的想象与挪用，一种不同于主流男性阅读群体的“女性读史者”形象以及其历史想象路径其实已经渐渐清晰起来了。而作为贯通现实与历史的核心，我们应该注意到，尽管若隐若现不甚清晰，但“不满”甚至“叛离”情绪无疑构成了城市女性青年“穿越”冲动最为基础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