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以军工为主的大型工厂中，长子身份及其优越性是否能维持，取决于国家政策乃至国际环境。如，1960年代和1980年代，420厂的辉煌与当时战争需要大量军备密切相关。和平时期来到后，420的军工订单严重不足，不得不开发民品。借助于军工的技术优势，420在电视机、电冰箱等民品开发的初期非常成功。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开始后，原先的长子不得不加入市场竞争，而且发现自己的竞争力很差：冗员众多、技术陈旧、产品更新明显落后于市场需求，要支付高昂的退休金等社会保障。令这些昔日的共和国工业长子们雪上加霜的是，全世界普遍表现出知识经济对传统工业经济的取代，传统重工业的污染大、成本高的缺点暴露无遗。在深受挫折的下层工人中，许多男性苦于没有其他工作技能而只能依赖于工厂，所以尽管工厂颓势尽显，破产只是早晚的问题，但许多男性难以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命运，而只能是“工厂叫来上班，那就上，你要回了家，连这每月的二百块钱都没有”。如《二十四城记》所呈现的，当工作成为稀缺资源后，女性因性别而非工作表现成了第一批被裁员者，“她们从不迟到，对工作从来都认认真真，但现在没那么多活，养活不了那么多人，所以就被裁掉了”。
因性别特权仍暂时得以留在工厂中的男性工人，也面临着巨大生存危机。为了排遣，他们工作吊儿郎当，在乏味的上班期间或下了班之后聚集在工人休息室中打牌赌博，互相调笑或只是有一句没一句地坐着。工厂劳动的粗糙、简陋、危险（如辐射、污染、粉尘、高温）和随时破产下岗的无望无力，使他们只能在与男工友们的斗嘴、调侃中略微放松。女工人从车间消失后，车间显然成了男性的天地，在洗澡前后，他们裸体相向，甚至坦然面对摄像机。阴暗、污迹斑斑的工人休息室与男工人们不事雕琢的裸体、粗陋的内衣、当着别人的面坦然地将手伸进自己内衣的自由和粗俗相互映衬着工厂与工人的衰败（见图2）。
图2 影片《工厂》中所呈现的男性工人车间生活的一幕
2．阶级创伤
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一个极为显著的现象是工人阶级地位的整体下降，包括生活水平、社会声望等。甚至在媒体中，工人整体也渐渐隐形、消失。如，1990年代以来的电影电视剧中很少再以普通工人为题材。在许多城市兴起的下岗再就业中心里，在抢购即将上涨的食用油的人群中，在许多工人聚居区成为平民区甚至贫民区的城市空间分布变化中，在众多工人父母督促孩子用功读书以免将来只能做工人的唠叨声中，中国工人阶级所经受的阶级创伤扑面而来。
Klubock（1996）[210]在研究智利铜矿工人的生活时发现，工人阶级在面对外来白人管理者的高高在上时，会有意无意地挑战白人中产阶级管理者所倡导的理想男性气质：称职的养家人，将家庭工资的大部分交给妻子，爱护妻子孩子，不使用家庭暴力；健康的有益于身心的娱乐消遣，如网球、保龄球等。许多男性工人则反其道而行之，留连于酒馆、妓院和街头，虐待妻子孩子，剥夺其生活费用等。换言之，这些男性工人以施行家庭暴力、拒绝承担家庭责任、沉迷于不健康生活方式来反抗白人管理者的规训。因为白人管理者要求工人过“健康”生活的一部分原因在于，这样才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符合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健康，头脑清楚，不因不良嗜好而损害劳动力。同时，白人管理者认为，对家庭负责的男人将更可能是合作的、听话的工人。
与此相对照，中国工人阶级在转向市场经济之前，显然非但没有受到阶级创伤，反而是强烈地体验到工人阶级的优越性，尤其是与被户籍制限制在农村的农民相比。420工厂的工人们作为所有阶级、阶层中的最高等级——中央直属的全民所有制工人，更是享受着工厂倡导的游泳、打篮球、看电影等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显然不是为资本主义而构建工人，而是以构建国家主人翁、领导阶级、先进代表等理念来进行。
如果说建国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品尝阶级创伤，切身体验到社会声望的急剧下降，发现在价值分配中按劳分配所占份额迅速下降、按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分配所占份额急遽扩大，那是在转入市场经济之后。在市场经济转型以来的30年间，中国工人阶级内部迅速分化，一小部分中央直属企业依靠垄断继续享受着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工资、福利，同时也努力将这些特权继续集中于小群体之中，如优先聘用本群体子弟等。但大多数的工人地位迅速下降，并和农民群体一道成为30年来的两大明显弱势群体。
3．国家机器对工人阶级的“去势”
“去势”一词在中国文言文中指对雄性的阉割。鉴于在阳具文化中，男性的性与其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优势总是联在一起。而且在阶级地位重整的过程中，下层工人阶级男性丧失了在性中的优越地位，“去势”一词很形象地描述了中国下层工人的现状。
中国男性工人所经历的阶级创伤部分地是以对女性的排斥为补偿或发泄的。这一点在《铁西区》中十分明显。在昏暗、脏乱、贫寒的工人休息室中，当男性工人们以打牌、侃大山的方式试图暂时忘却阶级创伤时，当男性自由自在地暴露身体的时候，部分男性工人的言语中充斥着对女性、女性身体、女性性器官的咒骂和污辱，不管是用于生气时的咒骂，还是平静时的仅当作发语词使用。尤其令人警惕的是，在他们说出这些语汇的时候，他们几乎肯定没有意识到渗透于他们内心和行为的厌女观念（misogyny）。(www.xing528.com)
但从《二十四城记》和《铁西区》来看，在男性工人无意识表达中，他们对女性的仇厌并非一直如此强烈。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军品需求旺盛的时候，整个男性工人阶级因享有主人翁的优越地位，而表现出在言行中的自我控制、约束和提升。如，号召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的“五讲”；提倡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的“四美”等。在回忆中，他们反复述说的是美好时光中对国家、工厂和劳动的热爱，女性在他们的回忆中虽然不被提及，但也无需用下意识的厌女言辞来发泄阶级创伤。所以男性气质不但从类型上可分为中产阶级男性气质、工人阶级男性气质，而且就中国大陆工人阶级地位的沉降而言，还可分为主人翁男性气质和败落的男性气质，而且这些男性气质类型对女性的态度也会因他们自身境遇的变化而变。实际上，因资本家与政府合力挤压而生存空间狭小的男性工人可能对女性更不友好。如，在第二国际时期，当男性工人阶级面对资本家的压榨时，他们用否定女工的工人身份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王向贤，2004[211]）。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韩国男性工人遭受资本家及其代理政府的严重打压时，具海根（2007）[212]也注意到韩国男性工人对女工的排斥。但矛盾的是，当底层男性工人用性别歧视来略微转嫁他们所经受的阶级创伤时，又通过个体家庭中的性别合作来努力生存。所以，在《铁西区》中，当下层工人在表达对管理者、权贵们的不满、愤怒、无奈和羡慕，无意识地以仇女厌女来冲淡阶级创伤的时候，他们同时述说着他们如何与下岗妻子一起艰辛地卖菜以求糊口。
另外，曾是构建男性工人阶级集体荣耀和个人认同的核心——蓝领工作，也在市场经济转型中变成了无名和被异化的工作。无名是指，就败落的工人阶级而言，由于体力工作失去荣耀，工人下班回家后很少与家人讨论其工作，由此形成无名的工作。即使是通过再就业等形式重新取得工作后，由于对自身地位的脆弱性和无情市场经济的痛切感受，工作难已成为荣誉、成就感的来源。换言之，马克思所言的工人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体系中所感受到的工作异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同样会产生。即，整体来看，在工人阶级中，工作开始与成就感、自我认同相分离，变成单纯谋生、获取工资的手段[213]。不过，与农民工相比，城市中的下岗工人依然享有些许的优越：拒绝最肮脏、最劳累、最危险的工作。
4．子弟的背叛
在大型厂矿中，许多子弟们原本是热爱蓝色工作服，深以父辈的技术、身份为自豪的，但在巨变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一些子弟们因到外地读书等途径而走出封闭的厂矿围墙，看到厂矿生活已失去优越性后，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也要重复父母的生活。如，在《二十四城记》中，当16岁的赵刚走出420厂去沈阳的一所技校学习时，从西南到东北的旅行使他有机会看到了飞速变迁的北京，零零星星传入大陆的港台和国外流行歌曲等也使他开始初步感受到外面世界的多彩，于是，他从小喜爱的工人集体去食堂打饭时饭盒的叮里咣当声不再悦耳，不再传递厂矿工人的骄傲，而是变成了刺耳的声音，车间中高度重复的工作（如打磨零件）成为看不到头的无趣工作。
深受刺激的赵刚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毅然从技校退学了，重新上高中，以求通过高考走出420。但由于工人子弟们普遍较差的学习成绩，和工人子弟学校弥漫的厌学、上学无用等观念与行为，曾渴望走出厂矿的赵刚显然难以与这种强大、普遍的氛围相抗衡，所以他很快重新回到了男性子弟们的生活模式——用打架、闲晃来打发时间，并用追求女孩来构建、炫耀自己的异性恋工人阶级身份。而工人子弟中的女性，则可能厌恶自己被当作炫耀品。所以赵刚之所以最终能向上流动到中上层阶层，成为一名知名的、享有良好声望和社会地位的电视台播音员和主持人，正是受到了其女朋友的刺激。有一次，当他与一群男孩碰到其女友（一位校花）时，赵打算用显示二人恋爱关系的方式向同伴炫耀，但女友却嫌赵刚当时的痞子形象——抽着烟，与一群混混样的男孩们四处闲晃，和影片没有表现但不难猜到的，赵刚当时和女友打招呼时所流露出的对女性的轻慢、炫耀等流氓习气——而拒绝理他，从而使赵刚受到男伴们的嘲笑。正是赵刚由此经历的小小的男性气质挑战，赵刚潜伏的向上流动、摆脱工人阶级生活的愿望再次强烈，并转化为行动：转学，离开充斥下层工人阶级男性气质的同辈群体，并通过追求学业来打开白领职业的大门。
相比男孩，在消费社会与新老性别文化的互动中，女孩可能更反感车间中笨重的劳动，和人人都一样，没有性别之分、没有个性的蓝色工作服。所以在《二十四城记》中，第三代厂花苏娜选择的是宁肯无业，也不肯回工厂工作，成为叛逃的工厂子弟（见图3）。她的经历与赵刚相似，也是离开工厂到外面上学后，意识到工厂生活的停滞和落后于时代，所以她无论是在厂区还是厂区中的家，体验到的都是压抑。当她因丢失家中钥匙到工厂中寻找母亲，看到在巨大粗陋的车间里，工人们都穿着不分性别的蓝色工作服，她的母亲则做着与精致女性毫不沾边的重体力活时，深受震撼和打击。
图3 叛逃的工厂子弟苏娜站在已宣布破产的父母所工作的工厂中
“我一走进那个车间，我就听见各种轰隆轰隆的声音，说话得喊，我往里一看，根本看不见我妈，里面所有的人都穿着蓝色工作服，都在低头干活。我就一张脸，一张脸，一张脸地找我妈。
终于我在墙角那儿找见我妈了，我妈她正在搬钢锭呢，搬一块扔一块、搬一块扔一块，扔在箱子里，她每扔一块就‘咚’的一声，每扔一块就‘咚’的一声。
我从来没有那么难过，我觉得我那种心疼是从我心里面发出来，可以传递到我的四肢的那种。我根本分不清我妈是男是女，她一个劲地低头干活。我的眼泪一下就掉下来了，我扭头就跑了。”[214]
在消费已取代生产成为经济运转中心的时代，要求女性具有观赏性的传统性别要求和审美标准在1980年代后的中国大陆迅速复活和强化；再加上在后现代社会中，消费成为建构自我认同与社会差别的关键方式（鲍德里亚，2008）[215]，成为审美主体摆脱无意义感和实现个性的主要救赎方式之一（费瑟斯通，2000）[216]，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使叛逃后的苏娜成为专为有钱太太去香港购买最新大牌时装的时尚买手。但这份工作显然华丽而脆弱，并被视为帮闲而对社会影响力微弱。相比之下，同样从工厂叛逃的男性子弟赵刚则成为代表政府和主流发言的电视台主播。所以，在叛逃的子弟中，性别也是重要的，会影响到她／他们的职业选择、身份建构、社会认可与声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