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工人的地位及特权：性别与视觉的百年中国影像研究

1．肌肉和一颗红心

提起中国工人的形象，许多人都会想起那首豪迈的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196]，尤其是随着建国后赶英超美等现代化社会工程的开始，与机械、枪炮密切相关的重工业被认为是民族复兴的标志和工业大发展的标准。相应地，“咱们工人有力量”开始等同于健壮的、有生产力的男性身体，并印在伍元人民币的正面（见图1）。其中，男性工人那几乎和脸一样大的拳头令人印象深刻。

正如“长子”一词所显示的，男性工人除享有男女二元等级中的优越外，也享有阶层上的优势和特权，特别是与农民、知识分子、可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等阶级敌人相比。同时“长子”一词表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和政府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继承着“家国”同构的传统，并且将以家为优先、从家向国扩展的差序格局改造为以政党治理的“国家”优先于个体家庭。“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小家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先国后家”等是其准确的通俗表达。令人寻味的是，尽管优先顺序上由“家国”变成了“国家”，但二者仍不可分离，家与国之间的密切关系、某种程度上的等同关系仍然顽强地保留下来。男性工人作为先进阶级、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政治地位高于其他阶层，而中国共产党则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成为先进中的先进，获得了领导权（hegemony）和合法性。男性工人作为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长子身份，被要求履行被代表阶级的政治义务和儿子的伦理责任，换言之，“父父子子”的秩序和伦理在“共和国工业长子”的称谓中继承下来。另外，虽然在这一阶段，男性工人被认定为长子，从而享受着代表先进阶级、先进方向的特权，但正如长子身份可以被改变、剥夺和篡改一样，男性工人的长子地位也可能失去。耐人寻味的是，在人民币上，男性工业长子的形象在经历了1962—1987年的光辉岁月后，1987—1999年被四位领袖、民族团结、工农兵并肩而立的图像取代；1999年后工人形象则彻底从人民币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毛泽东像和祖国山河图像。

图1　第三套人民币中的五元正面，于1962年开始发行，直到1987年第四套人民币发行后，逐渐停止使用

2．单位制与科层制

单位制是中国城市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典型社会组织形式，人们按照所就业的组织划分为不同单位。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在所工作的单位进行，从生到死，从教育、工作、婚姻到住房、子女等无所无包。单位之间存在着等级，可分为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和街道所办工厂。在全民所有制单位中，又可从高到低分为中央直属单位、地方直属单位（孙立平等，1994^[197]；刘建军，2000^[198]；李路路，2004^[199]）。全民所有制单位是当时福利最好的，本文所讨论的420工厂和铁西区的大部分工厂都是全民所有制，其中420工厂尤其令人艳羡。

420工厂虽然驻地是成都，但直属于中央，而且由于处于单位制和行业等级中的最高级——当时被视为民族脊梁的重工业、强烈影响民族存亡战争的军工，因而傲视于周边的单位和居民。由于拥有名副其实的长子地位，该厂在计划经济的二十多年中一直发放着令周边单位艳羡不已的超级福利，包括各种实物补贴，细致到如烤火费，免费集体供应冰棍，“夏天时每家每天都拿着暖水瓶来厂里免费打汽水”等。在几乎所有物资都凭票供应的匮乏年代，420厂的优越令所有职工产生了深深的认同和自豪。(www.xing528.com)

“因为我们是航空企业，国家保我们，福利特别好。我记得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外面都吃不上饭，我们每个人每个月还三斤肉票呢！这家伙，发动机，上天的东西，马虎不得，所以得有特供。那时候在外面买带鱼是很困难的，一到过年，组织人从舟山拉带鱼，用专列往回运。运回来一家三斤五斤，你想厂里有多少人啊！年三十走到宿舍区，都是红烧带鱼味。”^[200]

虽然这些认同与自豪并不只限于男性。但男性作为重工业的代表，显然更是名正言顺的长子。这一点可从单位内部的职务性别分化中得到证明，如，在导演贾樟柯所采访的原单位领导中，无一人是女性。换而言之，性别是构建劳动场所、单位制和科层制的重要原则。如，恩格斯（1972）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201]、汤普生（2004）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202]、Meyer（2004）的“美国生活与社会中的汽车工业”^[203]都发现，当工业大生产和资本主义大规模地改变原有的性别分工，大量雇佣女性以压低工资时，男性工人强烈抗议，并陆续以“五美元一天”等形式的家庭工资在阶级和性别之间达成妥协，从而强烈地构建了空间安排：谁更可能出现在车间或厨房，谁更可能出现在收入最低的流水线旁或收入较高的技术工车间。同样，Kanter（1977）^[204]、Roper（1994）^[205]、Pierce（1995）^[206]、Collinson（1992）^[207]、Collinson和Hearn（1996）^[208]等人的研究都发现，在科层制中，有无穷无尽的方式将男性气质与科层管理相结合，从而使性别与独裁主义、父爱主义、职业主义等密切交织在一起。

3．子弟与代际传递

在420等全民制单位中，职工子女从小就目睹本单位与周边非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的巨大差异，自豪与对本单位的认可很自然地产生了。如，孩子们上学期间普遍穿着大一号的、从父母那得来的蓝色工作服，使得学校在做课间操时，操场上一片蓝色。这种厂服变校服的现象表明，孩子在内化着父母辈的身份骄傲。

“宿舍区和厂区连在一起，但我们进不了厂区，有解放军站岗，那家伙，一边一个，一个端着冲锋枪，一个端着半自动。枪都是上刺刀的，我们远远望着这红楼，特别骄傲，我爸我妈都在里面上班，我们小孩子觉得特别牛。在外面一说我是420的，人们都肃然起敬。怎么说呢，我们厂的子弟都有点傲，你说周围，种田的，纺布的，印小学作业本的，怎么比得过做飞机发动机的呀！骄傲是打心眼里的。”^[209]

在封闭的全民所有制单位内，长子地位通过接班、优先招工等形式代际传递，所以当时用来指称员工后代的“子弟”一词真是生动准确，因为它简洁地概括出这种优势地位的获得途径——血缘。正因为垄断地位的获得不是通过学业成就，所以在《二十四城记》中有一句话是，“我们子弟学校的学习都不好”。只要在学校里不惹出大麻烦，混到毕业证，达到一定年龄，就可以在体制内获得一份外单位艳羡的好工作。在当时，这一工作被认为是足以保证一生衣食无忧的铁饭碗。由于无需在学业上费心，所以男孩子们被允许从其他途径发泄精力，其中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与周围的农民孩子打架。因为男孩被认为可以从打架中习得敢于冒险的男性气概。但子弟们与农村男孩的打架显然还有阶层等级与对立的意味。正如《二十四城记》中的工厂办公室副主任所忆，在他小时候，他们那帮男孩看不起周围的农村孩子，农村孩子则看不惯420子弟们的高人一等，于是两个阶层的男孩们整天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