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在经济压力下卷烟消费被污名化

从19世纪末卷烟刚登陆中国开始，对吸食卷烟的批评也随之而起。正如班凯乐在Golden－Silk　Smoke中所论述的那样，20世纪初，当口衔卷烟的女性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公共视野，欧美东方主义者、基督教妇女节制会、中国的社会精英、民族主义者等多方力量，从优生学的角度褫夺了女性消费卷烟的合理性，并将卷烟比作“民族的毒药”，把女性吸食卷烟从个人消费的层面上升到关系民族优劣、种族兴亡的高度。尤其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漫画、广播、电影、广告等大众媒体共同将女性烟民塑造成了饱受非议的“摩登女郎”。而这些被“污名化”的“摩登女郎”，也在从新生活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为了众矢之的^[192]。

1．出于经济考量的禁吸卷烟运动

实际上，班凯乐所谈及的劝戒纸烟会等反对吸烟的团体，以及20世纪前半叶的历次禁吸纸烟运动都普遍反对吸食卷烟，而并非像她所论述的那样特别针对女性。更重要的是，根据已有的对明清至民国时期历次反烟草运动的研究，无论在国家、精英，还是民众层面，烟草对健康的危害仅被作为辅助性论点，这类运动根本上是出于经济上的考量^[193]。

1930年代中期在浙江等地基层社会广泛兴起的禁吸卷烟运动也不例外，并不能简单视为自上而下推行的新生活运动中的固有组成部分。尽管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无疑是这场禁吸卷烟运动的触媒，其个人言论和中央颁布的新运文件都成为各地禁止卷烟吸售的合法性源泉。但各地的基层党政机关之所以会推行禁吸卷烟运动，不仅是为了以这种简便易行的方式响应新生活运动的号召，更多地是出于应对农村经济破产的现实考虑。普通民众对禁吸卷烟运动一呼百应，也并非基于对“礼义廉耻”和“生活生产化、军事化、艺术化”等新生活思想理论的深刻理解，而主要是迫于经济压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基层的禁吸卷烟运动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性别指向性。尽管其宣传也普遍使用了民族主义的话语，但并非从优生学和种族学的角度特别针对女性烟民，而是从经济民族主义的角度，将个人吸烟的消耗在时空范围上予以放大，通过巨额数字的呈现来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塑造一种吸烟“病家贫国”的认知。

另外，各方对禁吸卷烟运动的态度也是以自身利益为转移。爆发禁吸卷烟运动的浙江、安徽、福建、湖南、河南、江西、四川等省都是卷烟工业不发达的地区，正因为禁吸卷烟不仅对当地的实业发展、就业生计和财政税收均无大碍，而且提示了一种在经济危机中切实可行的节约方式，才得到这些地方政府和民众的大力支持。相较而言，上海是20世纪初两次禁吸卷烟运动的中心，而这一次的反应却远没有上述地区激烈，其主要原因就在于1930年代的上海已经成为了中国卷烟生产和消费的中心。以上海为大本营的中外卷烟厂商，此时更是联合与之结成利益共同体的中央政府，极力扑灭各地的禁吸卷烟运动，甚至不惜与乡民发生正面冲突。它们不仅如前文所述，在卷烟广告中塑造了大量吸烟的女性形象，还不遗余力地强调自己产品的“国货”属性，并把国货卷烟业的发展与国计民生联系起来，向消费者灌输吸国货卷烟就是挽回利权、振兴实业的观念，借此应对重重危机。

而南京国民政府也没有置身事外，正因为禁吸卷烟运动与占统税收入60%以上的卷烟税收利益相龃龉，中央政府才会屡次根据上海市华商卷烟厂业同业公会的呈报，下令保护烟商，制止强力禁吸卷烟。并且在浙江省政府向行政院转呈“禁吸卷烟以节省消费案”，提议全国禁吸卷烟时，否定了这一提案^[194]。

由此可见，无论是“吸烟爱国”还是“吸烟亡国”，“吸烟强种”还是“吸烟灭种”，民族主义话语和政治运动都是表象，只是充当了可资利用的符号资源，卷烟的禁与不禁最终还是出于经济上的考量，对女性卷烟消费的批判也概莫能外。

2．摩登女烟民的奢侈生活

在1930年代的中国，“摩登女郎”几乎是“现代性”的同义词，与时人对“现代性”欲拒还迎的矛盾心理一样，他们对摩登女郎的态度也是爱恨交织，因而摩登女郎所表现的意涵也随着具体情境而不断变化。但无论是班凯乐所勾勒的“污名化”，还是本文所论述的“美名化”，在各种大众媒体的共同作用下，消费卷烟都被成功地建构成了“摩登女郎”的标志。1934年的《新名词辞典》中对“摩登女郎”的解释为“Modern Girl指时髦女子，曾有人下以定义：具有外国趣味、某程度的生活保证、性的解放主义，这三个条件的女子，曰摩登女”^[195]。而反观上述1930年代大众媒体塑造女性烟民的三种主要途径——“现代化”（在中国一直与“西方化”的概念纠缠不清，因此现代化的女主角也显得洋气十足）、“日常化”（正因为生活有了保证，无论是来自男性还是自己，女主角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吸烟来消闲解闷）和“色情化”（女主角与男性互动的亲密场景及其性感的姿态，给人以性开放的印象），正好与以上普遍定义“摩登女郎”的三项条件不谋而合。

图30

由于消费卷烟和摩登女郎之间被画上了等号，民国时期的媒体在描绘摩登女郎形象时，都少不了在她的口中或指间添上一支青丝缭绕的卷烟。正如叶浅予漫画所表述的，“摩登姑娘之条件”就是眼影、口红、夹在染银指甲之间的香烟、穿着高跟鞋的双脚和项链（参见图30）^[196]。在一幅名为《凡心》的漫画中，摩登女郎甚至被简化为一只夹着卷烟的玉手，勾引着出家人的“凡心”（参见图31）^[197]。为了更加突出“摩登”的概念，广告商普遍倾向于使用女性吸烟的形象和场景，借以推销各种各样的时髦产品，包括长筒女袜、衣料以及保养品等（参见图32^[198]、图33^[199]、图34^[200]）。当然，卷烟也成了电影女明星和社交名媛拍摄“摩登照片”必不可少的道具。仅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图35照片中的女主角Amy　Wang本身是不吸烟的，但为了营造摩登美女的效果，在拍照时向摄影师借了支烟夹在指间，并将其置于画面中非常显著的位置（参见图35^[201]、图36^[202]）。

图31

图32

图33

图34

图35

图36

然而需要澄清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某些群体对摩登女郎的反感绝非仅仅由于她们手中的卷烟，他们批判女性吸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摩登女郎的普遍厌恶。进一步说，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深受世界经济大萧条、国内战乱、自然灾害、日本入侵等因素影响，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生活愈发窘迫，而各种媒体中“摩登女郎”却依然衣着光鲜、生活奢靡，这种鲜明的反差使得“厌女”情绪在社会上蔓延开来。中华节制会会长刘王立明就曾批评道：“这几年来……都市里中产阶级以上的妇女，她们的生活都只能以二字包括，那就是‘堕落’”，因为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她们只能嫁会挣钱的丈夫，外面大事既不干，家内事情也有女仆代理。”^[203]甚至有人义愤填膺地写了大段唱词，以“不事生产、社会蛀虫、懒惰的奢侈品、畸形解放”“四个罪名”“向社会公诉上海女郎”^[204]。骨瘦如柴的逃荒老妪跪地乞讨，衣妆华贵的摩登女郎却不屑一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落差在以图37^[205]漫画中展现无遗。(www.xing528.com)

图37

穆时英、刘呐鸥、叶灵风等海派都市作家更是淋漓尽致地描绘了摩登女郎的奢侈生活。她们出入于夜总会、赌场、公园、舞厅、酒吧、饭店、跑马场等寻欢作乐的场所，抽着进口的Craven　A香烟、骆驼烟，看好莱坞电影，沉迷于萨克斯管、爵士乐中，跳着踢踏舞、探戈，开着1932年的跑车、奥斯汀汽车。正如舞娘黑牡丹所坦陈的：“我是在奢侈里生活着的，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206]

《时代漫画》的创刊号上，一位费志仁女士不厌其烦地列出了一个摩登女郎的各项花费，并统计出其最低费用为上海通用银元52元零5分，而当时5至8元钱便是一家三口一个月的生活费，由此可见摩登女郎的开销之大^[207]。具体就卷烟而言，摩登女郎通常消费的Craven　A、骆驼、吉士、三五等进口烟每包（十支）的批发价就近0．5元，即150枚铜元^[208]，而且这些上海的“大家闺秀”还普遍认为“‘香烟屁股’应该留半寸长，能够留长些愈好”^[209]。而普通老百姓只能消费每包十来枚铜元的国产低档卷烟，而且每支烟都会吸到“再抽上一口，他就会灼伤嘴唇”的地步^[210]。贫民甚至吸食用废弃烟头里的烟丝重新卷制的磕头牌香烟^[211]。对流浪汉和三毛这样的流浪儿童而言，上海摩登女郎丢弃的长长的“香烟屁股”无疑是他们的“恩物”，他们目光如炬地在大街上搜寻着烟头，“赖着改造香烟头以过活”。^[212]在大萧条的社会背景中，摩登女郎的奢侈生活成为了众矢之的，而卷烟已被视为摩登女郎不可或缺的标志，也无怪针对摩登女郎的批评会殃及她们口中的卷烟了。

3．男性焦虑背后的“小算盘”

上述各种媒体对摩登女郎奢侈生活的批判，不仅反映了特殊时代背景下，源于社会经济落差的普遍“厌女”情绪，也表现出这些女性形象的男性塑造者对传统性别秩序松动的焦虑。而性别秩序归根结底是由两性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因而也通过消费模式（消费的主体、数量和价值等）呈现出来。正如前文对卷烟广告中的性别图景所分析的那样，卷烟消费曾一度被视为男性的特权，但随着女性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也变成了卷烟厂商不可小觑的消费群体。无论女性吸烟是为了悦人，还是为了悦己，她们都以消费卷烟的方式公然涉足“男性领地”，从而挑战了男性的权威。

通过描述女性对消费的主宰来呈现女性对男性权威的威胁，是海派都市文学中经常出现的主题，也是男性焦虑最显著的表征之一。《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中，抽骆驼牌香烟的“他”，以为骆驼所象征的尼采式哲学已经俘获了“她”的芳心，并纠正她道：“我实在忍不住了，小姐，我要告诉你，你喝咖啡的方法和抽烟的姿态完全是一种不可容恕的错误。”不料“把朱唇牌夹在指尖中间，吹着莲紫色的烟的圈”的她却反过来“教了他三百七十三种烟的牌子，二十八种咖啡的名目，五千种混合酒的成分配列方式”，凭借对消费的掌控逆转了两性之间的关系^[213]。在《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中，甚至抽吉士牌香烟的男性本身，也成了女性消费的对象^[214]。图38^[215]漫画中短发细眉、珠光宝气，用加长烟嘴吸着卷烟的巨型摩登女郎，将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生动地展现了女性对消费和男性的支配。为了克服这种男性对消费和女性的挫折感，男性作家将摩登女郎妖魔化成吞噬一切的危险动物，试图通过在文本中贬低女性而重新建立起对“她者”的掌控。正如凯特·米凯利（Kate　Millett）所言：“男性对另一性的厌恶的功用是为自己提供一种控制隶属群体的工具，提供一种理论基础，以证明那些下等人的地位是低劣的，以此‘解释’对她们的压迫是合理的。”^[216]

图38

在小家庭中，两性地位的转变同样在卷烟的消费模式上得以体现。而这种新的夫妻关系也引起了男性的不安。在当时的漫画作品中，非常直观地以吸烟角色的调换，来表现夫妻地位的变化——消费卷烟的女性从低眉顺目的被压迫者变成了颐指气使的压迫者（参见图39^[217]、图40^[218]、图41^[219]）。有些女性甚至为了保持自己的身材，拒绝生育或给孩子喂养母乳^[220]。《时代漫画》封面上身着紧身曳地长裙、凹凸有致的摩登女郎手持烟卷儿，把孩子撂在一边。下方赫然写着“人奶不是给孩子吃的”（参见图42）^[221]。而这种两性地位／消费模式的变化最终是由经济资源的分配方式所造成的，就像漫画《新时代的主妇》的旁白所写的：“新文化生活夫妇的经济，各自独立，他因每月进款中负担了多少生活费，至半月中已无钱买烟吸用，只得当她吸烟时，闻些烟气，借此过瘾。”（参见图43）^[222]这幅漫画充满了对经济独立后“新女性”的讽刺。在民间的实际生活中，吸纸烟被看作一种典型的损耗型消费，尤其对于女烟民，她们的吸烟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对家庭财富无必要的浪费。

图39

图40

图41

图42

图43

化妆品和服装，因为有明显的性别属性，因而成为男性攻击女性奢侈浪费的主要目标。如图44^[223]《面子的消耗》所描绘的，有关化妆品耗费钱财的报道几乎成了老生常谈^[224]。新生活运动中甚至出现了专门损坏摩登女性华服的“摩登破坏团”。^[225]但由于消费卷烟的大多是男性，而不是女性，男性对女性卷烟消费的批判，就不能像攻击化妆品和服装消费那样直截了当和理直气壮。因此他们致力于将卷烟消费性别化，借用优生学和民族主义等冠冕堂皇的话语来质疑女性吸烟的合理性，并将女性烟民打造成骄奢淫逸的摩登女郎，从道德上丑化女性吸食卷烟的行为，以这些迂回曲折的方式达到既打压女性卷烟消费，又不惹火烧身的目的。

图44

但1932年6月1日的《申报》上一篇题为《妇女吸烟与风化》的文章，还是一语中的地道出了男性批判女性卷烟消费背后所打的“小算盘”，这篇文章首先道貌岸然地承认妇女吸烟“是绝对可以的，因为揆诸男女平等的原则，男人既可吸烟，女子为什么就不能，关于风化一层，根据这个原则，也是一样，男子吸烟既无关风化，何以女子吸烟就会有关风化呢”，但话锋一转又说，“我国妇女吸烟的风气，恐怕比日本人还厉害，上而至于贵族化的太太奶奶小姐，下而至于白相人的嫂嫂，都有‘饭后一枝烟，犹如活神仙’之概。妇女吸卷烟，虽为法律所不禁，但是毕竟造成一种非善良的习惯，在道德观念上讲起来，总以设法消弭为是”。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乃在于“本来妇女的消耗品，也实在太多了，假使真以消费平等的理由说起来，就是不许妇女们吸烟，也不为过，因为她们在化妆上服装上处处都比男子们消耗得多，吸烟一事，就让给男子们‘专利’吧”^[226]。